屋大维成为奥古斯都三十四年后，王莽称帝。

称帝之前的王莽低调而谦恭，尽管他们家可能是皇室之外最显贵的一族。没错，王莽的姑妈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生母。从成帝时期开始，王家共有九个人封侯，五个人做大司马，堪称炙手可热。

然而王莽却完全没有皇亲国戚的飞扬跋扈、纨绔子弟的声色犬马、豪门大族的仗势欺人。他是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甚至一个学问家。他的许多时光是在读书中度过的，学问之好则连政敌们也不否认。

与精神的充实相反，王莽的物质生活极其俭朴。他在王家子弟中鹤立鸡群地安贫乐道，他的妻子甚至因为着装过于简单，而被来访的客人误认为是女佣。

节俭的王莽对老母和寡嫂极尽孝道，对朋友和宾客慷慨大方。皇帝的赏赐都被他分给部下，兄长的遗孤则送去上学，而且在恭恭敬敬拜访这孩子老师的同时，也没忘记给每个同学一份礼物。他甚至因为某人没有儿子，而为这位朋友物色了一个据说宜男的女孩。

结果，自然是“宗族称孝，师友归仁”。

还有一件事情也让他获得广泛好评。他的二儿子王获杀了一个家奴，王莽不但没有包庇，反倒责令其自杀，为这个冤死的奴隶偿命。这在王朝时代，也不容易。

这样的王莽，堪称谦谦君子、道德楷模。

当然，所有这些好评都是在他称帝之前。或者更准确地说，都在他失败之前。当他和他的新王朝被反叛者一刀杀死后，前面说的这些善行便都被解释为做秀，即在公众和他人面前刻意和虚伪地树立形象。

失去了皇冠的王莽只能戴上另一顶草帽：伪君子。

王莽虚伪吗？

看起来是。

我们知道，王莽的皇位，是从一个九岁小孩的手上夺取的，这就已经让人于心不忍。然而王莽还要拉着小皇帝的手痛哭流涕地说：当年周公摄政，最终还政成王。我迫于皇天威命，竟不能如愿以偿，悲哀呀！

这在许多人看来，就是鳄鱼的眼泪，假惺惺了。

谴责并非没有道理，事情也并不复杂。只要把王莽的故事梳理一遍，就多少能够发现点什么。

王莽是在汉哀帝驾崩后真正开始执政的。此时，从王政君的哥哥王凤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的名义辅政算起，王家已经积累了三十年的权势。于是，王莽和太皇太后王政君让一个九岁的孩子继承皇位，是为汉平帝。

众望所寄的王莽也重新担任大司马。此前，他被汉哀帝及其外戚排斥，曾经一度失去了这个职位。

一年后，王莽加封为安汉公。

三年后，又加“宰衡”称号。

到第五年，十四岁的汉平帝突然神秘地死去，民间传说是王莽毒杀的。这其实未必可靠。靠得住的，是他又立了一个两岁的孩子当皇帝，史称孺子婴。

王莽自己，则成为“假皇帝”，又称“摄皇帝”。

此事的直接起因，据说是在武功县的一口井里发现了一块白石头，上圆下方，象征着天圆地方。而且石头上还有一行红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太皇太后王政君倒是不信这一套。不过，当王莽的党羽告诉她这只是要让王莽当假皇帝，王莽自己也信誓旦旦表示只做周公时，老太太心软了。

此后，神迹和符瑞不断出现。公元8年11月的某个黄昏，一位穿黄衣服的人出现在高皇帝刘邦的庙中。他留下了一个铜盒，里面的图文明确表示王莽该当真皇帝。

王莽决定服从天意，做真天子。

现在看来，这无论如何都是一场戏，而且比屋大维的演出差得多。但问题在于，我们又怎么知道，王莽起初就一定不是想学周公呢？又有谁能证明，他对于天命所归和神秘预兆，就一定不当真呢？

何况民意似乎也看好王莽，他当宰衡那年，上书拥戴的吏民据说竟有四十八万七千多人次，这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

然而王莽失败以后，这些人又到哪里去了？似乎一夜之间全都变成了另一副嘴脸。

成王败寇。在道德评价和舆论领域，也难免。

不过，王莽毕竟背叛了只做周公的誓言，这让他永远摆脱不了作伪的嫌疑。问题是作伪者必有所图，否则完全犯不着。那么，王莽图的又是什么？

实现政治理想。

王莽称帝之后，改革全面展开。他愤怒声讨过去几十年的不公平，下令大地主将超过法定数量的田产分给农民，禁止土地和奴婢的买卖，稳定物价并提供低息贷款，削减官员的薪水，降低王侯的规格，实行盐、铁、酒类和铸铜的国营。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减少了宫廷的开支。

这就是王莽的变法和改制。毫无疑问，他的动机应该是良善的，难怪有人称他为“最早的社会主义者”。

然而结果怎么样呢？

一败涂地。

失败是必然的，因为根本就不切实际。且不说他得罪了多少既得利益者，也不说许多理想其实不过是幻想，单是货币改革就导致了经济混乱。王莽废除了通行已久的五铢钱，改为金、银、龟、贝、泉、布等货币，币种多达二十八个。结果农商俱损，经济萧条，民怨沸腾。

老天爷也不帮他的忙，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走投无路的农民揭竿而起，不甘失败的旧族趁火打劫。两股力量加在一起，王莽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一个情商和智商看起来都很高的人，居然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做如此荒唐的事情，实在令人费解。因此直到现在，人们依然说不清他到底是改革家还是野心家，革命者还是伪君子，机灵鬼还是糊涂虫。

但要说他是书呆子，则毋庸置疑。

王莽的书生气比比皆是，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对改变制度的痴迷。班固就说，王莽以为只要确立制度，天下自然太平。因此一门心思制礼作乐，坐而论道，议而不决，置民生、诉讼、吏治等当务之急于不顾，岂能不败？

其实就连这种说法，都抬举了王莽。实际上他的某些改革，与其说是改制，不如说是更名。比方说，把两位财政部长的官名改成神话人物的名字，负责朝廷财政的大司农叫羲和，负责宫廷财政的少府叫共工。

这简直就是视政治如儿戏。

看来，王莽根本就没有真正读懂孔子，也不知道什么叫正名。他书生气十足地以为只要改个名字，所有事情都会发生根本变化，他的理想也就能够实现。

事实证明，王莽错了。

实际上，制度固然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决定性的，更重要的是人与制度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这种制度是否符合国情和民意，二是这种制度是否符合文化传统，三是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否能够与之融为一体。合则成，不合则败。

这一点，看看屋大维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