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的一天，在福建长汀四都镇前往汀州城的山间小路上，一前一后走着两个风尘仆仆的红军青年军官。走在前面的那位约莫30岁左右，身材魁梧，行走如风，他是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兼青年部长李萍，紧跟其后的是一个年仅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看上去还带着一脸稚气，他叫陈茂辉，参加革命已好几个年头了，时任独立第十七营政委。他们正前往六七十里外的汀州城执行上级布置的一项紧急任务。

前一天，福建军区政治委员万永诚叫来了军区政治部主任兼青年部长李萍，指示他说：“李萍同志，目前红军主力已经实行了战略大转移，敌人已集中了七八个正规师，十来万兵力来‘围剿’我们，现在包围圈已经越缩越小，汀州城危在旦夕，随时都有被攻破的危险。因此，组织决定安排你和陈茂辉同志到汀州城去动员群众，进行坚壁清野。第一，要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统统抓起来，斩草除根，不留祸种；第二，各处桥梁都要毁尽，石拱桥要拆毁，木桥要烧光，阻止敌人进城；第三，城内所有水井都要倒进大便，把它搞污，不让敌人喝上一口水。”

听完指示，李萍心中直犯嘀咕，这关、杀反动地富，倒说得过去，这毁桥、污井，可是关系到汀州城千家万户群众日常生活的大事情啦，这样做能行吗？

万永诚政委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补充强调说：“这个指示，你们一定要不折不扣，百分之百地执行！”

福建军区政委万永诚，也是一个老革命了。他是江西人，原本是上海纱厂工人，1927年参加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在斗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奉组织派遣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军事政治特别班学习，后转入莫斯科步兵学校，任中国连团支部书记。1930年回国，1931年4月由上海调赣东北苏区，先后任赣东北省委书记、闽浙赣省委书记，1933年春调任福建军区政委。而此刻，他不仅继任了福建军区政委一职，还代理了福建省委书记（这是因为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前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同志随主力出发，中央决定由他接替此职），统一领导福建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因而当时福建省的一切大事，都是由他说了算。

然而，万永诚这样一个手握权柄的老革命，此时缘何会想出这样一个不顾群众死活的馊主意呢？

这还得从当时的政治环境说起。

1934年深秋，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月10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为了继续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共中央指示在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南方诸省的游击战争。

主力红军转移后，项英和中央分局被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赋予的“保卫中央苏区”的任务约束，对当时整个斗争形势估计不足，把希望寄托在主力红军远征大捷和等待主力回师反攻上，而没有适时地引导和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苏区向游击区的战略转变，反而不适当地提出“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进行大兵团形式的正规战。

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和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的不恰当方针的影响，加上万永诚本人时时局判断的失误，万永诚仍然坚决执行“保卫中央苏区，等待主力回头”的错误方针，因此在汀州即将落入敌手时，把省委军区机关转移到长汀四都镇，并把军区所属的第十九、二十团约四千人集中到四都山区的狭小圈子里，命令部队天天埋伏在山头，等待敌人进攻，企图打个歼灭战，以改变战局。同时，对行将失守的汀州城，则实行不顾汀州工农群众生活的“坚壁清野”三条措施。

执行这样不合情理，不切实际，违背群众利益的措施，理所当然地受到汀州工农群众的坚决抵制。当时，刚从中央分局回来的张鼎丞听到李萍和陈茂辉的汇报后，十分担忧和愤慨，他说，“若照万永诚同志的话去做，苏区的人心都会从我们手中失去，那就不要等敌人来打，自己就会不打自倒了！”

张鼎丞，这个名字在福建省工农群众和红军官兵中，可谓是妇孺皆知，人人敬仰。

他是福建永定人。1927年5月参加广东大埔农民武装暴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领导了永定县农民武装暴动，成了闽西革命群众领袖。

1929年7月，任中共闽西特委委员、军委书记、红四军四纵队党代表。1930年2月被选为中共红四、五、六军共同前委委员，9月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土地部长。1932年当选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首任主席。1934年10月主力红军转移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

1934年11月，长汀、瑞金相继失守。12月间，中央分局指示张鼎丞回福建省委分配工作。其实，张鼎丞心中早有此意。主力红军转移前，毛泽东找到张鼎丞，对他说：“你还是回到闽西去吧，那里情况你更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因此，张鼎丞一接到中央分局的指示，就立即从瑞金突围赶回闽西，来到福建省委、军区机关所在地——长汀四都镇。

一到四都，张鼎丞立刻找到了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向他汇报了毛泽东同志和苏区中央分局要他回闽西坚持游击战争的指示，并要他在组建队伍、武器装备方面给予支持，最好拨百把人枪。万永诚同意张鼎丞以福建省委委员的身份到永定上杭、龙岩边界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但他告诉张鼎丞：“目前，军区所属部队在四都，还有十九、二十两个主力团和几支游击队，但基于保卫中央苏区的需要，我们准备在四都与蒋鼎文部决战，鼓舞士气。因而，不宜分散力量。但你可以在永定留汀的难民中去动员一些愿意跟着走的人，再到红军修械所去找一些修好的枪支和土造的手榴弹。”

这样，张鼎丞就只好带了范乐春、刘永生、简载文、陈茂辉等几个老部下和从永定留汀难民中动员来的群众一共十几个人，背着从红军修械所拣来的八支残缺不全的步枪和几十颗手榴弹悄然地回到永杭岩边。以后，他们就和红八团领导人邱金声、邱织云、魏金水等密切配合，在杭、岩、永一带建立了游击根据地。1935年3月间，又与吴胜、方方、谢育才、赖荣传等率领的红九团、明光独立团会合，成立闽西军政委员会。不久，又与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从江西突围带来的红军独立二十四师一个营会合。4月，将闽西军政委员会改组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部署领导闽西南游击战争，一直成功地坚持到抗战爆发。

再说率领红十九、二十团一直等在四都准备同敌人决战的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和对时局判断的失误，没有及时转变斗争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1934年12月间，在基本控制了江西苏区以后，敌东路军各部先后从赣南回师闽西。12月24日，蒋介石电令撤销东路军的战斗序列，将闽赣划为十二绥靖区。福建省委、军区所在的闽西则划为第十绥靖区，蒋鼎文任驻闽绥靖主任，卫立煌、李默庵为正副指挥官，下辖第三、十、三十六、五十二、八十三师，对闽西红军游击队开始第一期“清剿”。

1935年3月，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及地方保安团对长汀四都地区进行了压缩包围，把福建省党政机关和红军游击部队围困在四都山区狭小的圈子里。

这时，年轻的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覃率领一支一百来人的小部队从江西于都南部山区突围来到了长汀四都镇。

毛泽覃，号润菊，毛泽东的胞弟。192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上井冈山任红四军三十一团营党代表。1929年1月任中共红四军前委农运科科长，4月任中共吉安东固区委书记、赣西南特委委员。

1930年初任红六军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员。1931年6月任中共永（丰）吉（安）特委书记兼红军独立五师政治委员，后兼任师长，中共公略中心县委书记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秘书长，并当选为江西省委委员。1933年春与邓小平、古柏、谢唯俊等一起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受到“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批判，被撤销领导职务。1933年秋，调到中共中央组织局工作。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这样，苏区红军干部就面临着一个去与留的问题。当时，中共中央已经由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最高“三人团”，负责政治、军事诸事务。谁个留、谁个不留，凡高级干部，由“三人团”定。中级干部则由所在部门提交名单，交“三人团”批准。此时，毛泽覃由于1933年春受到“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批判，被撤销了在地方党和红军的领导职务，调到中共中央组织局搞机关工作，当然还不够资格直接由“三人团”定去留问题。他的顶头上司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曾专门就此事请示过博古，是否让毛泽覃随军行动。博古当然不愿意这个专门同他唱反调的并把他们揶揄为“洋房子先生”的“江西罗明路线”的第二号人物留在身边，因而没有同意。这样，毛泽覃就留在原地坚持斗争，并担任了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中央军区红军独立师师长。

主力红军转移以后，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及其所属部队担负起了阻击敌人，策应主力红军在湘西胜利进军的任务。当时，必须改变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然而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主要领导人项英仍然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进行消极防御的阻击战，致使苏区红军力量严重消耗。尤其是1935年1月底，牛岭战役失利，红二十四师和独立三团、独立十一团遭到重大损失，形势极端恶化，致使在1935年2月初，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中央办事处机关和部队，被敌军十二个师包围在于部县南部山区西江、宽田、黄龙（今黄麟）等狭长地带。

在血的教训面前，项英和中央分局不得不正视残酷的现实，开始认真考虑转变战略方针问题，并将自己的设想电告党中央，并请中央给予指示。1935年2、3月间，经过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的党中央多次指示分局：“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要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思想顽强地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这样，项英和中央分局终于决定改弦更张，实行彻底的战略转变：中央分局等机关人员、部队分散突围，分别转移到赣粤边、闽西、闽赣边和湘南，会同当地革命武装进行游击战争。作为中央分局委员的毛泽覃则被派往福建，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协助福建省委工作。

这样，毛泽覃便于1935年3月率领一支百余人的小分队，从于都县山区突围，辗转来到了长汀四都，同福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军区司令员龙腾云（他是1934年春接替叶剑英同志就任该职）率领的机关部队会合。

毛泽覃一到四都，就立即向万永诚、龙腾云传达了中央分局的决定，并就当时的危险处境，对万永诚建议说：“永诚同志，现在处境太危险了，再也不能死守在这了，我们应趁敌人部队还未完全站稳脚跟立即放弃四都，把部队进行整编，分成几支小分队，分散行动，四处打击敌人，扰乱敌人部署，领导中心也立即移到闽粤赣边的深山老林中去。”

“不行，我决不能让根据地断送在我手中，况且，我们还有四千人马，据险而守，完全可以歼灭来敌，扭转不利形势。”或许根本没有把这个“江西罗明路线”的头头放在眼里，万永诚当场拒绝了毛泽覃的建议。

“永诚同志！……”毛泽覃心中忧愤，一时语塞。

时机就这样悄悄地错过了。几天后，准备就绪的宋希濂第三十六师及地方保安团向长汀四都发动了猛烈的攻击。顿时，这个重山环抱、风景如画的苏区小镇便笼覃在战火和硝烟之中！

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万永诚、龙腾云、毛泽覃等全力组织抵抗，但结果是可以想见的：正“势如破竹”、“一路顺风”的优势敌军，又岂是福建军区属部几千人枪靠死打硬拼所能抵挡得了的！

这天清晨，敌人又再一次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顿时，密集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夹杂着敌人的嚎叫……充斥着朦胧的天空，四都再一次被战火的烟雾包围了，到处都是刺鼻的火药味。红军官兵们仍坚守在阵地上，没有丝毫退缩。战士们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休息了，嘴唇烧干了，耳朵震聋了，眼睛熬红了。伤亡也是极惨重的，毛泽覃不断接到各个阻击区的告急报告！

毛泽覃看到这种残酷的局势，他头脑十分清醒：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

他立即找到省委军区的主要领导人万永诚、龙腾云，对万永诚真诚恳切地说：“永诚同志，你带同志们赶快突围吧！我在后边掩护！”

此时，万永诚目睹连日来的战斗情况，心中十分悔恨。他注视着面前这位忠诚、坚定、毫不顾已的毛泽覃，紧握着他的双手，眼泪夺眶而出：“泽覃同志，请多保重！”便同司令员尤腾云率领部分红军战士向东突围。

在毛泽覃他们的掩护下，万永诚和龙腾云率领部分红军战士突围到了武平，本来想向永定靠拢，与永杭岩边的张鼎丞会合，但是当行至湘坑时，被土匪出身的钟少奎率领的福建省第六保安团围追阻截。4月10日，万永诚、龙腾云及其部队在长汀腊口附近的分水垇被重重包围。在突围过程中，部队被打散，万永诚、龙腾云壮烈牺牲，随军突围的省苏主席吴必先被俘，8月份在九江被害。

四都突围，毛泽覃挺身而出掩护万永诚、龙腾云他们率省委、省苏机关突围。当掩护任务完成之后，毛泽覃立即带部队向西突围到田心一带进行游击。4月中旬，得知省委被围歼，万永诚、龙腾云牺牲后，他立即宣布继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闽粤军区司令员，率领余部转战在长汀和瑞金边界的一片大山之中，等待有利时机，同中央分局领导的部队会合。

1935年4月25日，寒风嗖嗖，细雨濛濛。毛泽覃率部来到了瑞金黄膳口红林山区，当晚便在山顶的一个小屋过夜。战士们由于几天穿山越岭，都十分疲惫，一躺倒就呼呼大睡。

此时，毛泽覃却睡意全无，他安顿好警戒后，就坐在一旁，默默思索着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26日凌晨，毛泽覃派战士小何下山去侦察敌情，不想被路过的国民党毛炳文的二十四师一个排长发现抓住，何叛变投敌，供出了毛泽覃及其部队的情况。敌人立即派兵包围了小屋。

担任警戒的战士发现情况不对，赶快向毛泽覃报告。

毛泽覃立即指挥突围，并把敌人引向自己，让队员们安全突围。不料，正当他向前面敌人射击时，一个国民党兵绕到后面，向他开了一枪，子弹打进了他的胸膛。这位年仅30岁的优秀红军指战员顿时倒在了血泊之中。

当敌人发现这个“红军大官”就是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时，欣喜若狂，立即把他的尸首运回瑞金，向上司邀功请赏。

至此，苏区福建省委和省苏、福建军区终于被国民党军彻底“剿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