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8日，暮色苍茫。在惨淡的月光映照下，宽阔的于都河面上架起一座座长长的浮桥。浮桥上，军委“红星”纵队的队伍，正在源源不断地通过。纷沓的脚步、散乱的马蹄踏踩得它发出“扎扎”的声响。河岸边，有着数不清的火把，数不清的人。苏区的父老乡亲们从四面八方涌到渡口，不停地挥手，不停地呼喊，为出征的亲人们祝福送行。有的送茶水，有的送草鞋、斗笠，有的帮着挑担，有的往战士怀里塞鸡蛋，有的则高唱《十送红军》等欢送红军出征的歌曲。

随着涌动的队伍，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好不容易挤到“红星”纵队司令员叶剑英跟前，两位多年战斗在一起的战友，紧握双手，依依惜别，热泪盈眶。

1962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叶剑英回想起当年出征时的悲壮场面，为怀念刘伯坚于都河边热情相送的感人情景，慨然命笔，赋诗一首：

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刘伯坚，四川巴中（今平昌）人。曾留学法国、比利时、苏联。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的早期党员。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任中央军委秘书长。1931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苏区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同年12月，在策动宁都起义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是红军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叶剑英非常了解刘伯坚。

早在苏联留学时，他们就已相识。回国后，又一起在中央军委工作。当时，一个任军委总参谋部部长，一个任军委秘书长。同志又同事，使之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

1934年5月17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设立赣南军区，下辖第一、二两个作战分区和信康、南雄两个游击区。刘伯坚出任军区政治部主任，并被“左”倾领导者指令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军区政治部驻扎在于都附近的黎板桥，担负着于都河的架桥任务。对于工作，刘伯坚没有二话，为了护送主力红军渡过于都河，他每天来到架桥工地，筹划着架桥和后勤支援等事宜。但对于留守，他的心情是闷郁的。

他很想和主力红军一道远征，也希望有人能替他说说话，争取争取。

他首先想到了叶剑英。叶剑英时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他的话应该是起作用的。

刘伯坚对叶剑英说：“你是军委四局局长，主管训练、人事工作，请求你向军委反映我的要求，我还是随主力红军走吧！”

叶剑英很同情刘伯坚。他知道，伯坚在苏联留学时，曾顶撞过王明、博古等人。博古到苏区不久，便将伯坚调离了红五军团，这次将伯坚留下，又是博古亲自圈定的。他更知道博古一惯刚愎自用，听不进良言，善用“无情打击”之手段。

但是，不管怎样，于情于理于道义，叶剑英还是向博古转达了刘伯坚的请求，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不出所料，博古一听，立刻将脸拉得老长：“那怎么行？留下刘伯坚是中央的决定。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不留下，地方工作谁来做，根据地的游击战争怎么开展？”

叶剑英知道多说无益，一转身，默然而去。

刘伯坚似乎早就料到结果，他准备了一桌酒菜，有鱼有肉，还有几样新鲜蔬菜，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丰盛的了。两位老战友把酒问盏，相对而坐。他们为中央苏区即将沦陷而痛心，为党内“左”倾错误继续推行而担忧，为分离后的前景而挂虑。什么话都讲过，又好像什么话都没有说，三番四复地相互祝愿，总觉言犹来尽。因为他们知道，留下来固然生死难卜，但随军远征同样是艰险重重，要冒很大风险。

主力红军转移后，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猛扑过来，中央苏区的形势急剧恶化。1935年2月，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赣南省委机关、部队被敌人围困在狭小的于都南部山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险境地。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央分局决定分路突围。

刘伯坚被安排在最后一批行动。3月3日午后，赣南省党政军机关和独立六团开始突围。当时的领导分工是：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少共书记陈丕显率领前卫部队先突围，省委书记阮啸仙和刘伯坚在后随机关前进。突围战打得艰苦激烈。由于敌众我寡，苦战了一天一夜，蔡会文等冲突了重围，阮啸仙壮烈牺牲。

4日上午，刘伯坚在战斗中左腿负伤，不幸落入敌手。

次日，敌人把他押至信丰小汾——粤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此前，蒋介石曾以五万光洋悬赏“缉拿”共产党留下坚持战斗的军政领导，并将项英、陈毅、刘伯坚等重要人物的照片发到官兵手中。因此，刘伯坚被俘后，即被敌人认出。

敌团长假惺惺地说：“刘先生，你的一切我们都弄清楚了。眼下你可要顺潮流，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以你这样的才华，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只要你暂时办个脱党手续，便可得到自由和重用，再不要去为什么共产主义冒这么大危险，去作那种无谓的牺牲了。”

刘伯坚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道：“我干革命就是顺应历史潮流，共产主义事业必定胜利，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扭转的历史潮流。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从来就没有想过怕危险怕死。没有危险就没有革命；没有牺牲就没有工农大众的解放！”

敌团长听后，摇摇头惶恐地走了。

3月9日，刘伯坚被解往粤军第一军军部大庾（今大余县），囚禁在大庾监狱。

刘伯坚从被捕的那天起，就自知必死无疑。在狱中，他念念不忘突围的同志和长征远去的战友：陈毅和同志们是否顺利地到达梅关？战略转移的战友们是否一路顺利？王明“左”倾路线还要统治多久？

3月19日夜，月明风清，牢门深锁，一抹苍白的月色透射在牢房外的高墙上，反映铁窗一片虚白。面对这难得的狱中月夜，刘伯坚辗转床间，想起自己再也不能与同志们一起并肩战斗了，他感情迸发，侧身坐起，借着这朦胧的月光，慨然命笔，写了一首七绝《狱中月夜》：空负梅关团圆月，囚门深锁窥不得；夜半皎皎上东墙，反映铁窗皆虚白。

3月21日，敌人终于对刘伯坚下毒手了。临刑前，敌人问他还有什么后事要办。

刘伯坚说：“有！第一，我要写封家信，交代我的子孙后代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二，我死之后要把我葬在梅关。”

“为什么要葬在梅关？”敌人问道。

“葬在梅关站得高望得远，使我死后也能看到革命的烈火到处燃烧！”

敌人摇头叹气道：“刘伯坚这个人，死到临头还这么硬。”只好给了他纸和笔。

刘伯坚稍加思索，挥笔疾书，写下了临刑前两封动人心魄的家书。一封是给凤笙大嫂的，另一封是给他尚在闽西山区坚持敌后斗争的亲密战友、革命伴侣王叔振的。信中说：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风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尽一切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

我葬在大余梅关附近。

12时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

此致最后的革命敬礼！

刘伯坚

3月21日于大余

这封信经过反复辗转，终于得以保存下来。信中文笔流畅，字迹潇洒，正气凛然。

宋任穷后来深有感触地说：“刘伯坚真是了不起，快要上刑场了，还那样镇定自若地写家书，信上的字迹和笔划，跟平时一模一样，一点都没有变，真称得上是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

遗憾的是王叔振最终都未能读到此信。刘伯坚殉难不久，她亦不幸去世。

信中提到的三个孩子——虎（生）、豹（生）、熊（生）曾寄养在赣南老百姓家里，1936年底，由烈士的亲属找到后转交给正在西安与蒋介石谈判的周恩来。谈判结束后，周恩来将烈士之子带回延安，由陈云、李富春同志抚养长大，后又送苏联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