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旧历十一月十八日清晨，天空低沉，浓雾笼罩着山城——重庆。

往日繁忙而紧张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肃穆。

在红岩嘴路上，一群人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去赴杨振德女士的葬仪。

杨振德，曾用名宝峰、梦醒。人们怀念她，不仅因为她向人民奉献了自己全部的身心和热力，还因为她无私地培养并向人民革命事业奉献了一个真正的好女儿——中国革命的女杰邓颖超同志。邓颖超每当回忆起母亲时说：“我妈妈是一位平凡的妇女，慈祥的母亲，她的一生是很曲折坎坷流离的一生。她具有独特的性格，反对一切封建习俗，追求进步，向往大同世界，有助人为乐的精神。自强自立，勤奋阅读，深研医术。她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1876年，杨振德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一个仕宦家庭。幼时就酷爱读书，祖父因吃错中药致死，父母便希望她学习中医，既可为己，又可救人。到了青年时期，她进入社会，奋发钻研医学，渐渐地能够给人医病，并以此作为自己谋生自立的手段。后随着家业的破产，父亲在长沙流离失业，举家来到广西。不久，父母先后去世。从此，杨振德只身一人，孤寂地走进了无依无靠的社会，步入了一条布满荆棘、风雨飘摇的独立奋斗的人生之路。

1901年，25岁的杨振德与一位死了妻子、有三个儿子的广西武官邓庭忠结了婚。邓庭忠时任广西南宁镇台（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司令），杨振德作了镇台夫人。但她清醒地知道，上等的荣华富贵和有权势的丈夫都是靠不住的，最可靠的是自己。

1904年，振德生下一女，取名邓玉爱，学名文淑。这是她的独生女。

文淑3岁时，父亲因与上司关系不好，以回家扫墓为由，自行离职，到云南昆明另谋了一份差事。谁知被人向朝廷告发，说他犯有欺君之罪，结果被流放到新疆三年。

朝廷是不可违抗的，诏书一到，就得启程。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杨振德不能带着年幼的女儿随夫充军。她强忍悲痛，将所有的首饰衣物变卖成二百两白银，给丈夫作盘缠。谁知从此便与丈夫永别了。

丈夫的死，她感到无限哀伤，并第一次在女儿面前哭了。

为了母女的生存，为了把爱女抚养成人，她横下一条心：纵使千辛万苦，也要自食其力；任凭风吹浪打，也要宁折不弯。她要带着女儿文淑走一条中国人应走的路。

文淑即邓颖超，她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天津女师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她和周恩来等领导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她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年龄最小的会员，当时只有15岁。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天津最早的团员之一。1925年初转为中共党员。

女儿的出类拔萃，做母亲的感到由衷的快慰。杨振德再也不是一位孤独漂泊中的迷茫寡母，像她的女儿邓颖超一样，她已经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拴在了人民革命的战车上。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邓颖超已无法在广州立足。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母女二人登上了赴上海的轮船。

到上海后，周恩来、邓颖超的工作一度转入地下，杨振德便在党的地下秘密工作机关安了一个伪装的家，以行医为名，掩护党的工作。后党的地下工作机关几度遭到破坏，她严守党的纪律，几经转移，躲避敌人的盯梢和搜捕。直到1934年5月间，党组织才把她接到中央苏区。

在中央苏区工作时，杨振德到红军总司令部当了一名医生，她给战士们治病，有时还亲自熬药。她为同志们日夜操劳，大家都被她那公而忘私，将个人溶于集体之中的精神深深地感动。

1934年9月，主力红军准备突围，组织上决定让杨振德等同志向地方转移。10月10日，邓颖超随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出发了，母女二人依依惜别，但谁也没有掉一滴眼泪，只是在心里默默地互相祝愿。她们不知道何时还会团聚，但彼此都深知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

转移途中，杨振德不幸于南昌附近被俘。押至南昌不久，反动派很快把杨振德送到了九江感化院（即反省院）。当时，邓颖超并不知道母亲的下落，直到1936年长征胜利结束，才从一张报纸上看到母亲被捕的消息。那时在陕北根据地无从打听情况，西安事变后，才从白区来的同志那里得知母亲同许多同志一道，如陈潭秋的爱人及古柏的妻子曾碧漪等被关押在九江感化院里。

在三年的拘禁生活中，杨振德时刻关心着红军的命运，对革命前途一往情深，一片丹心。敌人对她软硬兼施，丝毫也不能动摇她的革命信念。在狱中，她还不忘宣传革命，对顾祝同派来的年轻看守讲革命道理，鼓励青年多读鲁迅的书。当谈到在中央苏区的感受时，她说：“你们没到过苏区、没有亲眼看见他们的革命行动，当然百闻不如一见。他们那种艰苦斗争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气概简直把个人一切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他们在那种被围困着的环境下，能上下团结，与士兵同甘苦，战士们深明大义，知道闹革命是为了救国救民……”她还怀着钦佩的心情说：“像我女儿邓颖超现在那样的革命行动，简直和当年求学时代，大不相同，我真佩服他们。为了革命，经受那么多艰难困苦，吃的是粗米淡饭，无油缺盐；穿的是粗布破衣、麻草鞋，骑马奔驰在那崎岖不平的山林道路上，简直不顾个人的一切生死安危……”

杨振德无限深情地赞颂那些革命战士，她自己亦以同样豪壮的气概和行动，鼓舞着监禁中的难友们。

在感化院，不管敌人怎么审问，她都镇定自若，不失气节。反动派劝她给周恩来、邓颖超写信，让他们不要再当共产党，杨振德义正词严地说：“儿女之事，如今老人怎么管得了？蒋委员长的儿子不是也参加了苏联共青团，他不是也管不了他的儿子吗？”

1937年，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双方谈判时，提出释放被捕的政治犯，但需要有人出保。杨振德不愿连累别人，对敌人说：“我无亲无故，没人出保，你们要放就放，不放就算！”直到感化院解散，她才最后一个被放出来。

1937年6月初，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得知岳母出狱后住在九江一个尼姑庵里，即去看她，并将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正在北京西山养病的邓颖超。

以后，侵华日军进逼九江，占领了芜湖，人们纷纷逃难，党组织想方设法把杨振德接到了武汉。那时，邓颖超已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一天，邓颖超开会回来，传达室的同志告诉她：“你母亲来了，在你的房子里。”

邓颖超惊喜异常，一口气跑到房间，见母亲安详地坐在办公桌前的圆椅上。久别重逢，母女二人紧握双手，不知说什么好，激动的泪花在眼前闪动。

1939年，武汉形势日趋紧张，杨振德同武汉的工作人员一道撤退转移，几经周折，于1940年到达重庆，住在红岩村。

几十年的奔波、劳累，杨振德——杨老妈妈的身体已愈来愈衰弱了，加上环境的险恶，老人家经不住折腾，终于病倒了。她高烧不退，却又不让相距里许的女儿知道。

一天，女儿去看她，她拉着女儿的手说：“小超，我要去‘老家’了，你不要难过啊！”

邓颖超知道母亲危在旦夕，心情十分悲痛。经与组织商议，决定把母亲接回办事处来住。当警卫战士们用椅子抬着她回办事处，问她感觉怎样时，她连连说，空气真好！

她高兴极了！她的一生曲折坎坷，东奔西跑四海为家，没有家庭生活，这一回，她能在革命的大家庭中，在亲人们的爱抚中死去，她感到由衷的快慰。

在重庆工作过的许多同志，都知道周恩来同邓颖超的母亲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真挚的感情。岳母的去世，周恩来无比哀伤，他站在不断流泪的邓颖超身边，站在杨老妈妈的遗体前默哀了很久很久，虽然没有说一句话，但在场的同志看着这一切，都不由地落下泪来。后来，周恩来还对美国著名记者李勃曼专门介绍了自己的岳母，予以很高评价。

在办事处的小楼里，悼念祭礼在极其浓重的悲壮气氛中举行。追悼会上，熊瑾玎代表办事处同志致祭文：邓母志洁行芳，思想前进，性情刚强。早入社会，艰苦备尝；自食其力，毋怠毋荒，或执教鞭，或施岐黄，稍有所得，不敢或藏。抚女入学，教女有方，引女自立，训女周详。救援志土，尽力相将。追随革命，曾坐监房。不惧威胁，不畏风霜，法庭传讯，慷慨激昂。意志坚决，孤处浔阳，江西迎迓，欢跃无疆。日寇来袭，虽老不慌，关心国事，无日或忘。方期寇败，得睹安康，岂料一疾，遽尔云亡。回溯往昔，悲痛异常。爰备花果，敬献灵旁。呜呼哀哉尚飨！

这悲切豪迈的悼词，概述了杨振德坚毅奋进，高风亮节的一生，寄托了革命同志对杨振德——杨老妈妈的无限敬佩和深深的怀念。

追掉会之后，一百多人的长队，在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的带领下，随灵柩朝重庆小龙坎伏园寺葬地哀进。

1958年11月，遵照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嘱托，将周恩来父亲的遗骨和邓颖超母亲的遗骨火化并就近深葬。

1984年6月1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又将杨振德的骨灰迁葬于红岩公墓，以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