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瑞金城往西走三十里，有个林木参天、石山环抱的地方，这便是梅坑。

梅杭原本是个名不见经传、闭塞贫寒的小村庄，1934年夏天，这里却日见光彩，不可小视，成为中央苏区史上值得一书的地方了。

1934年7月，中革军委巡视员孔荷宠、中革军委总动员部部长杨岳彬相继叛变投敌。蒋介石根据孔、杨提供的情报，下令在南昌机场的航空队出动机群，接二连三地对以瑞金沙洲坝为中心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驻地进行疯狂轰炸。

党中央和军委得悉孔、杨叛逃，立刻下达了疏散隐蔽与修建防空洞的命令。

尽管敌机投下的炸弹命中率较低，但也造成一定破坏，对正常的工作秩序构成严重威胁：开“二苏大”的礼堂一角被炸坏；乌石垅村军委驻地周恩来、朱德办公室三米处，也落下一颗五百磅的炸弹。虽未爆炸，但叫人捏一把冷汗。

于是，中央决定：马上将所有中央机关全部撤出沙洲坝，迁往沙洲坝以西三十里外的梅坑区。

中央机关迁梅坑后，毛泽东、张闻天等所在的中央政府驻梅坑高围乡云石山，博古等所在的中共中央机关驻梅岗乡马道口，周恩来、朱德等所在的中革军委机关驻梅坑田心乡岩背厅下。

9月下旬的一天，军委周恩来、朱德驻地来了个陌生人。他完全有别于平日进出的红军官兵，从头到脚一副商人模样：质地考究的长衫，别致的礼帽，锃亮的皮鞋。

来人不与任何参谋、干事打招呼，便在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的陪同下，径直走进了周恩来的房子。

不一会儿，李克农从屋里出来，向好奇观望的作战局、机要局的参谋们和警卫队的战士们，传达了周恩来的一道命令：没有紧急情况，任何人不得入内。

军委总部，原本就是个森严神秘的“禁区”。今天，这位神秘客人的到来，更增添了这个“禁区”的神秘色彩。

周恩来伫立窗前，凝望远山。

“周主任。”来人一声称呼，打断了他的思绪。

“周主任”是黄埔学生对周恩来的尊称、惯称。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颇受学生们爱戴，故“黄埔生”一直都这么亲昵地叫他。

周恩来记忆力甚强。一见来人即想起曾在瑞金与之有过接触。当时是陈济棠通过在广东做生意的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舅子引荐，派他来同红军作试探性和谈的。

“幸会！幸会！”周恩来握着“陌生人”的手，客气地说道。

接着，“陌生人”撩起长衫，从内衣袋里掏出一封密函，双手呈给周恩来。

周恩来接过来函，先请客人入坐，然后开始阅读。

信是陈济棠写来的。

信使动身前，陈济棠非常慎重，单独召见。陈济棠当面交代任务，反复叮嘱：“途中千万小心，人在信在，不可有丝毫闪失。信一定要面交周恩来，速去速回。”

信中说：我准备派总参谋长杨幼敏和黄质文、黄任寰三人为谈判代表，你们最好派你们的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谈判。

信的内容，正合周恩来所想。

第五次反“围剿”一年来，中央苏区连连丢城失地，无数战士血洒沃野，红都瑞金亦陷重围。眼下，除南线局势较为平缓外，东、西、北三面则越来越紧张。如何退敌，如何破围，能否发挥党的统战政策和策略，利用陈、蒋矛盾，在南线找到突破口？连日来，周恩来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看完信，周恩来忙吩咐警卫员：“快，快去请朱老总！”

非常巧，周恩来话音刚落，门外即传来朱德的接话声：“报告周副主席，朱德不请自到。”浓浓的四川口音，诙谐而爽朗。

“朱德！闻名已久的红军总司令！”陌生人眼前一亮。

等不及周恩来介绍，“陌生人”便“冒昧”地迎上前去，双手握住朱德的手：“久仰！久仰！”满脸敬佩之色。

“这位是——”

未待朱德下问，周恩来忙将房门掩上，然后转向朱德悄声说道：“和平使者，陈济棠派来的。”

“欢迎！欢迎！”朱德亦热情地握着“陌生人”的手说。

一番客套过后，双方就谈判中的具体事项、主要内容等开诚布公地交换了意见，并讨论了当时的形势及反蒋办法。朱德还亲自致函陈济棠。交“陌生人”转呈复命。

这位神秘的“和平使者”到底是谁呢？由于当时的会晤、交谈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现今已很难查证。

近五十年后，人们从《朱德选集》中只发现他姓李。

时至今日，他的真名实姓、军衔官阶仍然是个“谜”。

送走陈济棠的使者，周恩来、朱德连日来那种忧虑、烦闷的心情，似乎舒坦了些。周、朱商定：将陈济棠其人其事，跟博古、李德谈谈。

5月书记处会议决定，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红军战略转移的所有工作。这样重大的问题，不通过博古、李德二位决策者，从组织原则上说不过去。

陈济棠，广东防城人，字伯南。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在粤军中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1928年后任粤军第四军军长等职。此后，长期追随蒋介石，鞍前马后，冲锋陷阵，直至1950年随蒋逃至台湾，1954年暴病去世。

然而，这位粤系军阀中最有实力的“南天王”，却绝非蒋总司令手下驯驯服服、点头哈腰的走卒。“南天王”与蒋总司令，同床异梦、若即若离乃至于反目成仇、兵戎相见也时有发生。

1929年春，陈济棠任第八路军总指挥。自打退了张发奎和桂系联军进犯后，统一了广东全省，并占据了梧州，扼制了广西唯一通向海口的咽喉。

随着军事的胜利，陈济棠在极短时间里，迅速扩军，将原有的一个师扩充至五个师。与此同时，还控制了广东的空军和海军陆战队。

1930年夏，蒋、冯、阎大战中原。陈济棠投桃报李，命部下蒋光鼐、蔡廷锴率两师之众，开进津浦线，帮助蒋介石，与阎锡山部作战。陈济棠部下出奇兵，攻克济南。不久，又出平汉线，与冯玉祥部大战。结果，大胜冯军。

战事结束后，陈济棠部下又全部开往江西与红军作战。真可谓东征西讨，汗马功劳。蒋介石为笼络陈济棠，并使其能替他牵制住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部，故指定中央政府将粤税收全部拨给陈济棠作军费。广东为富庶之区，税源甚丰，连同省收入项下拨给的一部分，每月共达四百三十万，加上广西梧州税款，陈济棠可收入达五百万以上。按当时规定，每师军费为三十万，而陈不过五个师，只需一百五十万，剩余超额的经费多达三百五十万，这足够陈再养十个师！

1931年2月，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于南京汤山。消息传到广州，军政各界震惊。不几天，蒋介石由南京来一通“解释电文”，说：“胡先生对国民会议，坚持主张不得议及约法，恐因此引起党内无穷纠纷，28日晚特与详细讨论，胡先生以政见不合，欲辞本兼各职，并欲择地静居，谢见宾客，故于本日往汤山暂住。乃闻谣传扣留，殊觉失实。”此文欲盖弥彰，反证实胡汉民确已和李济深相同命运，被囚汤山了。陈济棠等人，无不怒形于色，愤慨万分。

胡汉民和李济深本有师生之谊，而粤军将领，包括陈济棠等大多数实权人物，多系李之旧部，感情自然容易冲动。加之胡派首脑古应芬之流，上窜下跳，点火煽风，不久，广州等地便掀起反蒋高潮。陈济棠部下将领，纷纷主张用兵干政。省主席陈铭枢外出时，古应芬、黄居素等说动了陈济棠。

4月30日，国民党四位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成弗、古应芬以通电形式发布“弹劾蒋中正提案”。

5月3日，陈济棠率先发表响应通电。

一时间，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唐生智等人亦发出响应通电。孙科以调解宁粤争端为名南下，到港后与汪精卫合流，相继抵达广州。27日，广州组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推汪精卫、孙科、唐绍仪、古应芬、陈济棠、李宗仁、李烈钧、唐生智等十六人为国府委员，成立国民政府。28日，发表宣言并对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电，限于二十四小时内即行引退。后来，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下野。

这便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宁粤分裂”。

蒋介石对这位昔日盟友恨之入骨。陈济棠已“分庭抗礼”，后来则索性无毒不丈夫——成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委员分会”等机构，以“均权分治”的幌子，行拥兵自重、军阀割据之实，将广东搞成半独立状态。陈济棠的如意算盘是：控制这些机构，保持广东地盘，永踞“南天王”宝座。

陈济棠就是这样一个称霸一方的割据军阀，一位中国政坛上不可等闲视之的人物！

陈济棠也非常惧怕蒋介石的晴算。陈自知论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绝非蒋的对手，更知自己对蒋反复无常、由拥蒋、反蒋到“分庭抗礼”，蒋绝不会轻易放过他。陈济棠对蒋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采取若即若离态度。第五次“围剿”，蒋介石虽把他绑在战车上，并授以南路军总司令的桂冠，但对于围剿红军，陈济棠思想上是很矛盾的。

一方面他知道由于有闽赣红军拖住蒋介石的主力和隔断蒋介石从江西进攻广东之路，广东才得以偏安一时。对他来讲，赣南粤北红军的存在乃是他抵御蒋介石的最好力量和屏障。况且，红军英勇善战，战术灵活，与之作战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若一棋不慎，广东地盘则有被毁的危险。因此他不想替蒋卖命，消耗实力。

另一方面，陈济棠又不敢过于得罪蒋介石。蒋介石手握重兵，又掌管国民党中央机构，其政治、经济、军事等力量都远在他之上，若公然抗命又怕蒋介石翻脸。于是，只好对蒋耍起了阳奉阴违的手法。表面上对蒋“服从”、“恭顺”，甚至在蒋军攻占苏区北大门广昌时，亦向红军南方军事要地筠门岭进犯，摆出一副打的架势，以增加他在蒋介石面前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暗地里又给红军送来一批弹药，甚至医药、食盐、布匹等，以表示对红军的“友好”姿态。1934年春，福建政府垮台，十九路军迅速溃败，蒋介石嫡系部队李玉堂第三师部立即调闽南边界，对广东构成威胁。陈济棠闻之大惊失色，对蒋介石不能不作进一步的恭顺表现了。蒋介石此时双管齐下，一方面以粤糖免税办法压迫，另一方面以军事上进一步威胁，摆出一副出兵粤境架式。陈济棠在蒋威逼利诱下，只得对蒋俯首贴耳，增编李扬敬纵队即粤军第二纵队，发动向红军南方战线重镇筠门岭的进攻。

陈济棠进攻筠门岭时，还留着一手。陈深惧驻粤东兵力抽调后，蒋介石嫡系乘虚突袭，便示意李扬敬夸大驻寻乌、筠门岭地区红军人数，向蒋虚报。在寻乌、门岭一带的红军约有四千人（包括地方武装），李扬敬却虚报为一万多人。同时，又增调第二军第五师加入第二纵队，名为加强前线作战，实为增强粤东兵力，以防蒋军突袭。特别是当陈济棠完全看清蒋介石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轻的企图是想把红军逼入粤境，然后一箭双雕时，其媾和的心情便更加迫切了。

带着陈济棠的密函，周恩来、朱德充满信心地兴冲冲地向五百米外的李德住处走去。

李德住处是一栋颇为宽敞的民房，建于清末年间，虽很陈旧，却也气派舒适。李德正在教夫人萧月华烤制德式面包。

周恩来、朱德说明来意，不料李德竟哈哈大笑起来：“和陈济棠谈判？和军阀合作？”

在他眼里，这简直像天方夜谭，太不可思议了。军阀就是军阀，是穷凶极恶的敌人，只能用枪、炮、刺刀和他们说话，怎么能跟他们携手并肩呢？

李德耸耸肩，摊开双手，作了个带有嘲讽意味的姿式。

一个连中国话都不懂的外国人，是很难了解中国复杂的政治心理和独特的传统观念的。周恩来、朱德见顾问不大理解，也不多解释，遂起身告辞，去博古住处。

周恩来简单介绍了与陈济棠接触的一些情况和此次使者所携函件表达的陈济棠最新动态。

博古只是静静听着，面部毫无反应。从心里说，博古对与陈济棠谈判，也不抱什么希望。一年前的福建政府，不比陈济棠的旗帜大么？结果怎么样呢？还不是应了自己的那句话：中间派、第三党，比蒋介石还坏！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空喊外，并没有任何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地主的实际行动。

他们的一切行动，只不过是一些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如此而已！

“我也给陈济棠写了封信，”朱德见总书记不吭声，有些着急，“信中除陈明利害，分析时局外，还向他提出了五个条件。”

接着，朱德向博古有条不紊地一一道来：“第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第二，立即恢复双方自由贸易。第三，代购军火。第四，即刻开始反蒋政治运动……”

博古耐着性子听完，不冷不热地说了句：“陈济棠，不也是军阀吗？总司令，我们跟军阀打交道可是有教训的。”

显而易见，博古是指福建政府，第十九路军。

“博古同志，福建政府失败我们是有教训的。”周恩来恳切而又激动地说：“教训就在于没有给予有力的军事援助。如果我军及时截击、阻拦蒋介石嫡系部队入闽，福建政府不会那么快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已失去了一个盟友，这个盟友不能再失去了。”

周恩来继续说道：“陈济棠拥护今年6月总司令和毛泽东提出的三条件，也就是说拥护‘订立停战抗日联盟’，拥护‘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拥护‘立刻宣布对日绝交作战’。另外，从项英同志最近从赣南、粤赣前线发回的几个电报看，陈济棠是能够履行诺言的。朱总司令提出的五个条件，据我分析，也是可以兑现的。”“好了，好了。”博古摆摆手。在他看来，退出中央苏区，共产国际已经批准了，走，只是时间问题，再商讨和一个小军阀合作的问题，仿佛有些小题大作。

博古说：“恩来呀，和陈济棠谈判的事，就交给你吧！你和总司令全权处理。”

尽管最高领导人博古和李德对陈济棠表示怀疑，对于此次与陈和谈不感兴趣，但周恩来和朱德却非常重视。

在周恩来、朱德的亲自主持指导下，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开始了和谈的周密筹划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