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移”非同小可，5月书记处会议虽然作了决策，但还不能最后算数，必须共产国际同意，还得斯大林点头。这是组织纪律，也是惯例。自1922年中共“二大”作出决议加入共产国际，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后，凡重要的问题和重大决策，都必须向共产国际请示报告。

5月书记处会议作出把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决定以后，即通过中共上海局向共产国际请示报告。

共产国际对瑞金这种燃眉之急的问题，并没有作出迅速的反应，迟迟没有回电。

在尚未得到莫斯科指令的情况下，李德和博古不敢贸然执行“大转移”的计划。正因为此，李德在制定红军5、6、7三个月的作战计划中，丝毫没有把“大转移”的问题考虑进去，战略上依然是六路分兵把守，试图“御敌于国门之外”；战术上仍然是“短促突击”，打“阵地战”、“堡垒战”；提出的口号是“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

一个月后，即6月25日，一道模棱两可的电令从莫斯科传来。共产国际认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

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决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的扩大自己，以待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

这个电文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可走，亦可不走。

这个模棱两可的指令，使博古和李德在决策上造成了失误。在8、9、10个月的作战计划中，一方面作了“大转移”的准备工作，但另一方面，却又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提出“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命令红军继续分兵守关，与敌人拼消耗。

由于博古、李德的决策错误，使红军失去了几个月的时机。

博古和李德没有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果断的决策，抓住战机实行突围，而过于拘泥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当1934年9月中共上海局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一举破坏，中共完全失去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后，就立即显得六神无主、惊慌失措，仓促实行“大转移”。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曾产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党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正因为此，尚不成熟的中国共产党，过于迷信共产国际，过于迷信斯大林，把苏联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化。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悲剧所在。数万里之外的莫斯科的遥控指挥所造成的决策失误，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的教训是极其沉痛的。

这一方面，“三人团”中，周恩来的感慨可谓最深。

周恩来不会忘记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倘若当时苏联代表团和共产国际的顾问不是那么软弱，主张退让的话，而采纳张太雷、周恩来、毛泽东等坚持以武力对付蒋介石的主张，也许，那段历史就要改写，可能就不会有后来飞黄腾达的蒋介石。

1926年3月，以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抵达广州，视察和指导广东革命运动。

布氏在苏联享有很高声望，是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苏共中央组织部成员。他是十月革命武装起义和攻占冬宫的五人小组成员。

在苏联内战期间，他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领导红军取得了多次战役的胜利。在中国期间，他化名伊凡诺夫斯基。使团成员共十余人，其中有苏共远东区书记库比亚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列普谢、苏联红军指挥员隆格瓦、苏联驻华武官叶戈罗夫和他的助手特利冯诺夫等人。

在广州，张太雷对布勃诺夫说：“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不久前他们曾试图在第四军和第一军之间制造分裂。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都是谣言和传单。”

但是张太雷的警告并没有引起苏联使团和苏联顾问的注意和警惕。

几天之后，蒋介石便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3月18日，蒋介石指使其爪牙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给海军局代理局长、政治部主任李之龙传达一道命令，要李之龙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

但是，当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又矢口否认下过调遣命令，并指使他的党徒散布谣言，说中山舰是擅自行动，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权等。

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了广州内外交通，搜查了中山舰，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团的住所，逮捕了李之龙等多人，扣押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这是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右派反对共产党，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而制造的阴谋事件，是蒋介石阴谋夺取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最高领导权的重要步骤。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布勃诺夫使团处于被软禁状态。蒋介石派部队去东山包围顾问团司令部，并在顾问住宅附近布置了岗哨。苏联驻华顾问团的一位译员回忆说：当时顾问团司令部前面的小花园站了一队士兵，被缴械的卫兵垂头丧气地站在一边，其中一个稚气未消的士兵差点没哭出来。

不仅如此，蒋介石甚至在布勃诺夫门前也布了岗，虽然蒋知道布氏在苏联身居要职。

事件发生后，布勃诺夫使团既没有提出抗议，也没有打算进行反击。

与此同时，广州的共产党人却作出与苏联使团相反的动作。

周恩来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中山舰事件后，他向蒋介石提出质问。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聂荣臻在广东区委开会，主张对蒋进行反击，认为从力量对比看，于蒋不利，反击取得胜利是可能的。在李富春家中，周恩来还和毛泽东等进行讨论，大家都主张反击。

这一主张提出后，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未予采纳，而主张妥协让步，以致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地位更加巩固。

3月22日上午，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派人去见蒋介石，询问蒋介石，这是对人还是对俄的问题？蒋狡猾地回道说：“对人不对俄。”并希望鲍罗廷速回。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蒋介石提出撤换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和顾问罗加乔夫、拉兹贡，并要求加仑回任。

面对着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变的反革命行为和要求撤换苏联顾问的无理要求，布勃诺夫一再妥协退让，甚至还为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辩解。

布勃诺夫一面承认：“广州20日事变，黄埔军队于短时间包围罢工工会及东山俄人住宅，逮捕李之龙及其他五十余人，都是事变。”另一方面，他又说：“但也只有这些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未逮捕，均尚在广州，更无杀人之事。”

在他看来，蒋介石似乎并无恶意，只是孙文主义学会不断挑拨离间、制造事端。他说：“蒋介石表示：他此次举动只是防止有叛乱之事发生，他本人并不反俄反共。”

事件发生时，鲍罗廷不在广州。事发后，鲍离开北京，绕道张家口、乌兰巴托、海参崴，经海路于4月29日抵穗。

鲍罗廷一到广州，便根据布勃诺夫提供的处理意见同蒋介石进行会谈，毫无原则地实行妥协退让政策。

直到1927年10月，鲍罗廷仍然坚信：“当时如与国民党中派分子分裂，那就是大错误。”“如果中国共产党不作出让步，那就意味着同国民党合作的终止，革命的力量就会局限在一个省里。”

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既打击了共产党，又打击了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左派，逼走了和他有矛盾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从而控制了广东。

苏联代表团决策的失误，给中国革命留下了祸殃。

周恩来也还记得，1927年7月末，正值南昌起义爆发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又来了封电报。

当年挟共产国际指令从汉口赴南昌阻止周恩来举行南昌起义的中央代表张国焘这样回忆道：由于罗明那兹的发动，中共常委会于二十六日下午四时在汉口一所住宅里秘密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维汉、张太雷两中委，罗明那兹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俄顾问加仑、范克，另外还有两位翻译人员。

罗明那兹发言，首先说到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莫斯科已有电令禁止俄顾问们在任何情形下参加南昌暴动。除了这两件不如意的事外，他更进而报告共产国际的回电，其内容是：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去。

罗明那兹那个实干的小伙子，也学会了一些官僚手法。他说：“看来这两件事及国际电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线的同志们，我们只有派一位得力同志当面告知。”他说话时望着我，并问是否可以派我去。

我看清当时情况，立即回答：“这任务既然是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

罗明那兹听了，显得有点丧气地说：“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一个严重的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署名拍来的。”

张国焘带着共产国际的指令于30日急赴南昌，阻止起义。

这天夜里，前委会围绕着是否起义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吵。

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等人坚决反对共产国际的指令，主张立刻起义。

谭平山竟气愤地表示：把反对起义的“钦差大臣”张国焘绑起来。

周恩来最后愤然以辞职相抗争，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行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要立刻回汉口向中央报告。”

由于周恩来和全体前委成员的据理抗争，南昌起义没有被阻止住，于8月1日凌晨2时终于爆发了。

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宣告了一支共产党军队的诞生，发出了共产党人武装反抗蒋介石叛变革命的信号！

南昌起义的成功，完全出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料，他们因此而大失体面。

张国焘后来写道：在共产党圈子里，谁也不好再说南昌暴动不应当举行，更不愿提到曾被阻止过的事。共产国际和其代理人都觉得曾经阻止过南昌暴动，究竟是不体面的事，如果在共产国际各支部中宣扬出去，更要引起许多是非。因此，他们再不愿提起这件事了。

周恩来违抗“圣旨”，坚决果断地干了一件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意愿完全相悖的事。他的英名也与南昌起义一道，载入了光辉的史册……

七年后的今天，共产国际这份“625指令”，与南昌起义前夕的“指令”如出一辙，使远在江西瑞金的中共领导人左右为难。然而，历史的悲剧总有谢幕的时候。“625指令”也成为教条主义者把持的中共中央所接到的最后一道共产国际的指令了。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中断，一直到1936年才得以恢复。但那时的中共中央决策权已不在王明、博古手中，中国革命的命运掌握在了代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