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盛夏的一天，正在宁都接受“劳动改造”的邓小平突然得到通知，要他返回瑞金红军总政治部报到，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

“又可以工作啦！”满心欢喜的邓小平一扫受压抑打击的不快，兴冲冲地来到白屋子——红军总政治部，向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报到。

“王主任，您好！”邓小平迎上前去，与正在卧床养病的王稼祥紧紧握手。

见到这个充满活力、目光炯炯的年轻人，王稼祥特别高兴。

邓小平到红军总政治部任职，是王稼祥亲自点的将。

王稼祥，安徽泾县人。青年时参加学生运动，1925年10月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后一直在中央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1931年他与顾作霖、任弼时一起，以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进入中央苏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曾追随过王明“左”倾路线，对毛泽东说三道四。但到中央苏区后，通过与毛泽东交往，加深了对毛泽东的理解，转而支持毛泽东的工作。1932年在宁都会议上，他不顾多数人的意见，反对剥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正因为如此，便开始受到博古等人排挤。

1933年3月，他在第四次反“围剿”前线负重伤，被送到瑞金养伤。王稼祥对博古等人各种排除异己，变着法整毛泽东的做法十分不满，对很有才干又遭不公的邓小平等人的遭遇十分同情。他亲自打电话给博古，要求将邓小平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代理秘书长，兼《红星报》主编。邓小平就这样来到了红军总政治部。

听说自己来红军总政治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办《红星报》，邓小平十分高兴。他办报可以说是行家里手。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因为办小报出色被周恩来、李富春等封为“油印博士”。在瑞金任县委书记时，又领导创办过《瑞金红旗》报。长期的党务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实践，炼就了他敏锐的观察、思维能力和生动、朴实的文字风格。

《红星报》是红军总政治部的机关报。它是1931年12月11日由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创办的。创刊之初，定为五日刊，但实际上是不定期，一般是四开四版，有时两版、六版或八版。邓小平接手《红星报》时已改为三十二开油印期刊。

白屋子一间十多平米的房间成了《红星报》编辑室及邓小平的卧室。

上任第二天，邓小平便同他手下三名办报人员分头深入红军指战员中，搜集对《红星报》的反映，听取他们办报的建议。经过反复调查研究，他对如何办好《红星报》心里有了底。

根据调查所得来的对《红星报》的反映及当时的形势，邓小平对创办《红星报》有了改革思路。

首先，就是将《红星报》恢复成原来的四开铅印报纸形式。原来的油印期刊式报纸虽便于携带保存，适应部队频繁的战斗生活，但出版周期长，不能及时有效地报道、反映部队生活。恢复四开铅印五日刊，加强了《红星报》的时效性。其次是建立通讯员队伍。邓小平认为，通讯员是报纸的主力军，所以他把目光盯在了广大指战员身上，注意充分发挥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积极性。他亲自起草了一则《优待投稿同志》的启事，经王稼祥同意后发出，产生了热烈反响，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指战员纷纷加入到通讯员队伍中来。邓小平还协助一些军团配备了战地记者和通讯员。在邓小平的努力下，《红星报》通讯员队伍最多时达五百多人。

邓小平还发现，以前出版的《红星报》内容比较单一，形式较呆板，一些长而空的文章既占了版面又没有针对性。针对这种情况，他先后办了“最后通讯”、“捷报”、“前线通讯”、“革命战争”等二十多个栏目。邓小平办报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文章一定要短小精悍，通俗易懂。重要的文章不得超过四千字，一般的报道只有几百字。说是办报，其实人手极少。连邓小平在内只有四个人。报纸每五天出版一期，每期近万字，数十篇文章，从征稿、写稿、编辑加工、版面设计甚至校对，邓小平都要亲自动手，工作量很大，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

1933年8月6日，停刊几个月的《红星报》以崭新的面貌与广大红军指战员见面了！朴实无华的文风，短小精悍的文章，鲜明的观点博得了广大指战员的一片赞扬。

文如其人。《红星报》受到广大指战员的欢迎，也鲜明地反映了邓小平的政治态度。《红星报》复刊第二天，邓小平就前往距白屋子约四华里的元太屋——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所在地，他要向毛泽东约稿。

此时的毛泽东已被“左”倾领导者排挤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只保留中央政府主席一职，对军事工作无权过问。但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及其一整套战略战术十分钦佩，邓小平不顾自己因为是“毛派”而横遭打击的处境，勇敢地向毛泽东约稿。

见到邓小平来访，毛泽东十分高兴。博古等人批“江西罗明”，批邓毛谢古，毛泽东知道是指桑骂槐，冲着自己来的。对邓小平等人无端地当了自己的“替罪羊”，毛泽东又是气愤又是愧疚。他拉着邓小平的手关切地询问他的近况。同是落难之人，两人谈得十分投机。

毛泽东说：“听说你到红军总政治部去了？”

“是的，主要是办《红星报》，今天到这里来就是为这事，希望主席为我们撰写一篇关于红军战斗实例方面的文章。”

毛泽东慨然应诺：“好啊，我一定写，吉安一仗对我们现在反‘围剿’有借鉴意义，我就写打吉安吧，你明天来取稿。”

邓小平没想到毛泽东会这样爽快地答应他的要求，高高兴兴地回到白屋子。

在几天以后出版的《红星报》第二期第四版“红军故事”栏目里，邓小平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毛泽东以笔名“子任”撰写的长篇通讯《吉安的占领》。该文详细介绍了1930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攻打吉安的战斗过程，特别是文中总结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以不硬拼，选择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敌人”的军事思想，与当时“左”倾领导的“御敌于国门之外”和“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错误的军事指挥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篇文章在广大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纷纷称赞邓小平办报办得好，盼望着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队伍来指挥。

善于抓典型，是邓小平办报的又一特色。

为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军事“围剿”，在中央苏区掀起了大规模的扩红热潮。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带头响应中央的号召，在苏区党政机关中第一个报名上前线。邓小平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亲自采访李富春，并连夜赶写了《扩大红军的领导者的消息》。文章刊出后，在苏区党政机关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兴国县县委书记谢名江和水丰县县委书记钟循仁等也积极报名上前线。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领导干部的带领下，苏区广大群众踊跃报名参军参战，掀起了参军参战的高潮。

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由于“左”倾领导错误的军事指挥，红军被迫打阵地战，被动应敌，每仗都伤亡惨重，唯独1934年9月1日至3日，朱德亲自指挥的温坊战斗是运用运动战术，打得主动、漂亮，大获全胜。邓小平敏锐地抓住此战例，立即约请李聚奎等战地指挥官提供战斗情况，然后综合整理，以《温坊战斗的胜利》为题在“前线通讯”栏目发表，既鼓舞了全军的士气，又批评了“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

邓小平还采用社论、署名文章和开辟“党的生活”、“支部通讯”等栏目，从各个侧面全面反映红军党的建设、青年工作、政治工作、教育、生活娱乐等方面的情况，使广大红军通过报纸获得了更多的军事知识、文化知识和生活知识，使红军部队中的文化生活更加生动活泼。

邓小平对红军队伍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消极怠工、贪污浪费、贪生怕死等不良现象深恶痛绝，为此他在《红星报》开辟了“铁锋”、“自我批评”等专栏，对上述现象进行曝光，为加强红军政治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作出了贡献。

在邓小平卓有成效地组织编排下，《红星报》犹如战火中绽开的奇葩，在苏区大地争芳斗艳，受到苏区军民的热烈欢迎。它的发行量，1933年仅在中央苏区就达一万七千三百份，在苏区数十种报刊中，仅次于《红色中华》和《青年生活》，名列第三。

1934年9月下旬的一天，正在编排第六十七期槁件的邓小平突然被告知，《红星报》暂时停刊。

原来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军事“围剿”，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转移。

邓小平将随红军一起转移——长征。

长征开始后，苏区中央局决定将《红色中华》和《斗争》停刊。这样，《红星报》实际上成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唯一的报纸。身为主编的邓小平，感到担子更重了。

邓小平将来不及编发的稿件及一些必要的参考书和文房四宝，收拢整理好，装入行军挎包。他准备在突围途中出版《红星》专号。他还专门准备了蜡纸、油墨、纸张，以代替不能搬走的印刷设备。

10月10日，他跟随“红星”纵队，从云石山田村出发，踏上了漫长征程。

在长征路上，邓小平不顾行军作战的劳累，边行军边编排《红星报》，每期印刷七八百份，成为红军战士的主要精神食粮。红军进入贵州后，《红星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红军连战连捷的消息。邓小平职务变动后，《红星报》由陆定一继任主编。

这段办报生涯，令邓小平永生难忘。三十八年后，邓小平“文革”后复出前夕，于1972年重返赣南中央苏区。在瑞金，他专程前往当年《红星报》社址——白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