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一天天吃紧，瑞金沙洲坝那栋“独立房子”变得异常繁忙。“独立房子”的主人、洋顾问李德也愈发坐不住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李德才是奥匈帝国的一名小兵。两年后，李德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德加入红军，开始了革命生涯。在鏖战中，李德作战勇敢，晋升为骑兵团参谋长。

1919年，李德成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在慕尼黑参加过街垒战。他曾两度被捕。

1924年，他在德共中央从事情报工作。1929年春，李德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他毕业时接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命令：到中国去，担任军事总顾问施特恩手下的一名顾问。于是，李德怀揣着奥地利护照，登上火车，横穿西伯利亚，经东北来到上海。

李德之所以被选中派往中国，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有过街垒战经验，而当时统治中共全党的王明路线正在搞“城市中心论”、“夺取城市”，很需要“街垒战专家”的指导；二是他会俄语、英语。便于在中国工作；三是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

其实，李德从上海派来江西时的使命只是一个没有什么权利的顾问。但一至瑞金，博古因不懂军事，将军权拱手让出，才使之成为凌驾于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之上的“太上皇”。

李德后来返回德国。1973年，他写成《中国纪事》一书，全面回顾了他在中国的经历。李德在《中国纪事》上说：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1933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我的行期推迟到秋天……

这就是说，李德是一位“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而且还要接受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但是，李德刚到瑞金，博古、洛甫（张闻天）跟他长谈，便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撂在一边了。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这样回忆：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们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问题。

博古把李德奉若神明，而李德根本不懂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他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据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回忆，李德身边人员的工作程序是：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送到“独立房子”来。首先由工作人员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他批阅提出相应的建议后，再由工作人员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由他在军委或政治局会议上将李德的建议提出讨论并付诸实施。

博古当时是总书记，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就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了李德。李德有了作为中央总书记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作军事顾问，两人相互支持。

李德来到“独立房子”不久，便博得一个“雅号”，曰“图上指挥家”。

他成天围着客堂间里的大地图转来转去，一边抽着烟，一边用红蓝铅笔勾勾画画，然后用尺子量着距离，规定着部队行军的进度。他甚至连一挺机关枪该放在哪里，一门迫击炮放在何处，都按地图作了规定。

殊不知，他用的那些地图，全是国民党部队“供应”的，好多地图都不准确！

李德是一位“街垒战专家”。他曾到过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校、第二步校、特科学校等军校讲课。讲课内容都是正规军打阵地战的战术。这是他的拿手好戏，又有街垒战的实战经验，又有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条例条令。斯诺见过李德后在《西行漫记》中，写下这样的感受：“李德无疑是个有个人才能的军事家和战术家。”南京的国民党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颇为钦佩地承认：“想不到李德准确地预计到了这次巨大攻势的每一个步骤。”

李德的悲剧在于他在伏龙芝军院没有学过游击战、运动战的课程，而他到中国后又对中国的国情、民情、军情知之甚微。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地图上的指挥家”并没有给自己和博古带来听希冀的那种胜利局面。相反，硝石、资溪桥、浒湾、大雄关、邱家隘、鸡公山、凤翔峰等战斗，红军使用的“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在蒋军的堡垒面前，显得软弱无力，那么经不起对抗。几个月下来，红军在“新战术原则”的指导下，没有一次战役能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那样，痛快淋漓，动辄就吃掉敌人一个师、两个师，而且还尽是嫡系、精锐。洵口大捷，虽让人着实兴奋了一阵子，但也不过吃掉一个旅，而且好梦不再来。

李德、博古所推行的新战术原则，在你死我活、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经受了实践的检验，让红军得到了以生命为代价的血的教训。人们逐渐对“两个拳头打人”、“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等洋战术发生了不满和怀疑。

1933年12月，在黎川城东的团村战斗中，由于没有集中红一、三军团主力，而且分兵作战，致使彭德怀红三军团孤军奋战，结果只打了个击溃战，丧失了围歼敌两个师的良好战机。为此，周恩来和朱德致电后方的中革军委负责人项英说：“昨日团村战斗，如一、三军团会合作战，战果必不至如此。”

1934年2月7日，周恩来在谈到红军目前实行的堡垒战、阵地战时，强调指出：“我们的主要作战形式还是运动战，”“我们反对单纯防御路线，我们要进行运动的防御，”“从运动战中来消灭敌人，这是最有把握的。”

1934年2月10日，林彪、聂荣臻致电军委，提出利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

4月1日，彭德怀致信中革军委，要求改变现行战术。

4月30日，林彪就战术、指挥等问题再次致信中革军委。

然而，掌握中革军委实权的李德根本听不进红军领导人和前方将领的建议，一意孤行地按照自己的军事经验和“洋教条”指挥红军，指挥战争。他根本不相信自己的战略战术会有错，他要亲自上前线，在广昌这个苏区大门，集中红军主力九个师与敌人十一个师进行一场决战，用红军将士的热血和生命再搏一回。

博古闻知大加赞许，并要求军委另组一个“临时司令部”。同时，决定自己亲自陪洋顾问到广昌前线坐阵。

广昌，位于黎川之南，宁都之北。县城坐落在群山环抱的盱江左岸，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为兵家必争之地。红军守住了它，便“御敌于国门之外”了；蒋军占据了它，便打通了通往中央苏区腹地瑞金之门。在第二、三次“围剿”中，蒋军曾一度攻占过广昌，但不久便被红军收复。

广昌和建宁，作为苏区的两个战略要地，李德都曾亲临视察过。

1933年11月底，博古和李德为了直接控制对前方的军事指挥权，来到了朱德、周恩来所在的红军总部所在地福建建宁。这次前方之行的目的，按李德自己的话说来，是要“同周恩来、朱德讨论军事战略战术的问题”，进而解决“中革军委和前线指挥部的合作中含糊不清和容易引起误会的问题”。其实，真实情况远没有李德说的那么动听。

李德在回忆这次建宁之行时这样写道：我的意见是，前敌指挥部应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但是我很快就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前敌指挥部完全按自己的判断行动，至少是中央红军的调动上是这样。前敌指挥部所依靠的是它对不断变化的军事形势比较了解，因为它拥有利用无线电技术进行侦察的一切手段，以及通过特务和侦察员获得补充情报的一切力量。因此，作为军事委员会机关的总参谋部，实际上只是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的作战领导机关，只是兵源补充、给养供应和战士训练的组织机构。最高军事领导如此分成两部分，使得一切军事行动很难一致，更促使游击主义现象产生，而且便于毛泽东挑起争端，从中渔利。

从建宁一回来，由李德建议并经博古同意，前方总指挥部被取消了，博、李通过设在瑞金的中革军委对红军各部直接发号施令。周恩来、朱德也只得返回瑞金。

十九路军垮台后，蒋介石再度集重兵于苏区边境。1934年2月初，李德再上北线视察，到达广昌。这次到广昌，李德亲自向红一、五、九军团的将领们灌输他的战略战术。

两次前线之行，促使李德下了决心：建宁和广昌，都是战略要地，必须坚决守住。因此，应该在广昌地区构筑工事，以便阻止敌人的主攻部队在对敌最容易而对我们最危险的道路上继续向我苏区的心脏地区进攻，并在盱江东西两岸保证自己部队发动突击时安全过江。

4月上旬，敌北路军陈诚部和东路军蒋鼎文部相继进到黎川南部的康都西城桥至泰宁一线。4月10日，敌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

其中，以第十一、第十四、第六十七、第九十四、第九十八五个师为河西纵队，沿抚河进攻；第五、第六、第七十九、第九十六、第九十六等五个师为河东纵队，沿抚河东岸进攻，预备队第四十二师在河西跟进。敌人进攻正面约五公里，采用河东受阻时河西推进，河西受阻时河东推进战法，交替筑碉堡前进。

从战争之初的硝石战斗开始直至广昌，陈诚逐步意识到红军这次完全与以往不同，他给蒋介石致电，说红军开始与他打正规战、阵地战了。

蒋介石最头痛的就是红军的运动战、游击战。打正规战、阵地战，他信心十足，不禁心中大喜。他对南昌行营的高级幕僚们说：“红军想打正规战与我拼实力，那还不好？把重炮兵全给我开上去！”

于是乎，蒋军嫡系在北线和东线，特别是陈诚所部配备了大量德国造的卜福式山炮。

打正规战、阵地战，武器装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起决定作用。那么广昌战役中，双方的武器装备和兵力对比情况如何呢？

根据1934年红军总司令部的统计数字：红一军团约一万六千人，一万枝步枪和三百挺机枪；红三军团约一万五千人，九千枝步枪和三百挺机枪，三十门追击炮；红五军团约一万人，七千枝步枪和一百五十挺机枪；红九军团，约九千人，七千枝步枪和一百五十挺机枪。在弹药上，每名战士配发手榴弹一至二枚，子弹七十至一百发，机枪配发三百至四百发子弹，炮弹约三千枚。

这便是广昌守军——红军九个师总的兵力、装备情况：共四万余人，步枪三万五千枝，机关枪九百挺，炮三十门。

陈诚军方面，每一步兵连配备轻机关枪三挺，其类型有德国造自动步枪、捷克式轻机关枪、法国造哈乞开斯轻机关枪，以团为单位分批改用德造或比造七九步枪，排连长配备德造二十响快慢机枪一枝。蒋介石并将军政部直辖的炮兵第一团及炮兵第五团以营或连为单位配属各“围剿”部队。这两个团是用从德国购进的卜福式七五山炮装备而成，这种炮配有全副观通器材，最远射程为九千米，炮弹是复装药，能适应对各种目标的射击，命中精确度极好。此外，蒋介石又将宋子文财政部税警总团所属迫击炮营调到前线参加战斗。这种炮是法造八一口径，装有瞄准具，较之蒋军所用八二迫击炮以垂球规尺瞄准者更为精良。

陈诚投入广昌之役十一个师近十二万人，配有大量山炮、野炮、迫击炮，还有数十架飞机的空中优势。从兵力和装备上说，与红军相比，占有绝对优势。

在这样一种极为悬殊的阵地对抗中，红军无疑处于相当劣势的境地。毛泽东竭力反对这种拚消耗的阵地战，并把它讽刺为“叫花子与龙王比宝”。

然而，毛泽东的忠告根本不可能更改李德、博古的决心。

盱江两岸，从建宁前线返回的红一、三、五军团和从龙岗调集的第二十三师，协同原在广昌的守备部队红九军团，向陈诚所部发起一次又一次疲劳已极但顽强无比的短促突击。

战役之初，敌河东纵队向大罗山、延福嶂阵地发起猛攻，红军拼死抵抗，使敌进攻受阻。敌河西纵队乘红军主力集中抚河东岸作战之机，突破红军第九军团防御阵地，于4月14日占领广昌外围要地甘竹。

19日，东岸敌之河东纵队又占大罗山、延福嶂阵地。当日黄昏，红军向大罗山之敌发起反击，多次冲杀，反复肉搏，但终未能阻止敌之进攻，被迫撤退。

第二天黄昏，博古、李德到达广昌头陂。与博、李同时到达的，还有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顾作霖等。

顾作霖原是闽赣省委书记，因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重伤后长期住院治疗，因此博古就让他代理王稼祥之职。此次上前线，还有个新头衔：野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野战司令部司令员是朱德，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则由博古亲自兼任。实际上，朱德已不能发挥多大作用，不过是一个陪衬而已，李德实际上成为真正的总司令。

4月21日，即博、李抵达第二天，便以中共中央委员会博古、军委主席朱德、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顾作霖的名义，发布中央、军委、总政《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

《命令》指出：

（一）敌人已尽力采用一切方法企图占领苏维埃的广昌。

（二）我们的战斗任务，是以全力保卫广昌。为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一切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应有最大限度的紧张与努力，我们的坚定的坚决的英勇的战斗，非但能够保卫赤色广昌且可能消灭大量的敌人及最后粉碎第五次“围剿”。

（三）我支点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地在敌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兵力。

（四）我突击力量应努力隐蔽地接近（爬行跑步利用死角等等），以便避免在敌火之下不必要的伤亡而进行出于敌人意外的突然的攻击。在攻击时，应不顾一切火力，奋勇前进，坚决无情地消灭敌人。

（五）战斗员、指挥员及政治工作人员应记着革命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对于任何动摇犹豫胆怯更不必说，个别的混入的敌人奸细，在战斗中之反革命行动应提高最大的警觉心消除之。在战斗中，谁都应该与最先进的战士比。

（六）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应无例外在自己的部队中，不脱离自己的队伍亦不落后自己的队伍。他们不仅应以个人的勇敢且特别应以正确战术动作给战斗员以身作则。在他们及先前的战斗员领导之下，我们的部队应继续并提高我中国工农红军之光荣传统，高举光荣的红旗向着伟大的胜利前进。

胜利万岁！

当天，野战司令部又以“万万火急”电令，下达了两道《消灭敌向广昌前进的布置》和《保卫广昌的部署》。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下达了《给战地党和苏维埃的指示信》。《指示信》称：反对第五次“围剿”的决战，已经进到更加剧烈的决定胜负的紧急关头，全苏区的工农劳苦群众在党与苏维埃的领导之下，热烈地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围剿”的战争，中心区域正在积极动员模范少先队开到前线配合我们英勇的红军作战。你们正处在这一剧烈的决战的最前线，与工农红军一样地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光荣的任务。你们的英勇的战斗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之一。为“保卫广昌”“保卫建宁”“保卫会昌”“保卫和发展全苏区”而战的责任，正放在你们肩上。

中革军委《战斗报》，苏维埃中央政府《红色中华》发表社论，提出口号：“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

蒋介石夺取广昌志在必得，李德保卫广昌孤注一掷。一场空前规模的殊死血战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