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政府独树一帜，撑起来迅速，但倒下去也快，其寿命仅仅五十天。

有史学家这样评价它的失误：“由于事变准备不周，策略失当，一开始就另立共和国改换国旗，新组政党，使国民党内一些不满蒋介石统治的地方实力派，如桂系西南及北方各军阀势力，都不敢响应而取观望态度，在政治上十分孤立；在对红军的态度上也无确定的决策，疑虑重重；在军事上过高地估计了十九路军的力量，以为蒋介石不可能于很短时间内抽调大批部队入闽，即使来了也可以据古田、水口一带，支持相当时间，因而采取了消极保卫福州的错误作战方针。”

闽变的主要领导人蔡廷锴和蒋光鼐在后来总结这一段历史时，也深感如此。

蔡廷锴在回忆中写道：

闽变开始，我电告各师扩为军的番号命令下达，同时电饬各军官兵取下青天白日帽徽及孙中山遗像，停止每周的总理纪念周，取消党旗国旗。平时没有说服工作，一旦说是反对南京政府之事，当时据报官兵颇为惶惑。

取消党旗国旗，放弃三民主义，给蒋介石讨伐“大逆不道”以借口，福建政府成立的第二天，蒋介石便使出杀手锏。

汪精卫、孙科之流，平素虽与蒋介石格格不入，此时竟也慷慨相助。汪精卫在南京咒骂说，“闽变”是继袁世凯以来所谓洪宪、张勋复辟、苏维埃、伪满之后第五次变更国体制度的叛国行为，提倡最高权力属于农工的政策，乃是主张以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任意屠杀。孙科在南京叫嚣，对陈铭枢非用军事镇压不足以扫击其野心。

整个国民党中，除上海李烈钧发电表示声援和张学良在欧洲来电支持外，几乎再也没有支持者。湖南的方鼎英，原准备在湘西发难，但见形势不对头，陈铭枢怎么策应，也发动不起来。远在海外的闽粤籍华侨，平日都是热情支持十九路军的，这会儿，声援者也寥寥无几。

特别是广东陈济棠，原本与福建政府订有盟约，但他在收受蒋介石一百万补助金后，与福建政府变友为敌，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实行封锁闽粤边各陆地交通要道，封闭十九路军驻粤各机关。

蔡廷锴见陈济棠背信弃义，电责其“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福建政府原以为盟友中共会给予援助，但结果令其大失所望。瑞金的最高决策层，非但没有雪中送炭，反倒有落井下石之嫌。

博古说：“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

十九路军代表应邀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时，会上有人提出应当援助福建政府的提议，但“左”倾关门主义者以“福建政府也是军阀”为由撤销了。甚至有人还当着福建代表的面，骂福建政府：“比公开打着反革命旗号的反革命还要坏。”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和《红旗周报》发表一系列文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中，都把福建人民政府说成是“为挽救破产的反革命的统治，并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强盗行为施放烟幕弹”，“是为反对苏维埃，替法西斯铺平道路”……

福建政府尚在摇篮之中，便四面楚歌，政治上孤立无援。陈铭枢“只要一通电发难，全国将一呼百应”之幻想化为泡影。

仅仅一个月，国民党的“讨伐军”各部已各就各位。

（1）蒋鼎文所率第二路军，辖李玉堂第三师、李延年第九师，由赣南窜入闽境后，经崇安、建安、建阳，通过建瓯南进，先头部队已抵延平附近。

（2）张治中所率第四路军，辖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第八十八师，由浙江窜入闽境，经仙霞岭、浦城、建瓯，前锋已追近古田附近。

（3）卫立煌所率第五路军，辖宋希濂第三十六师、李默庵第十师、刘勘第八十三师，由赣东窜入闽境后，经邵武、顺昌等地，先头宋希濂部抵延平附近。

（4）被蒋介石计为三十九军军长的刘和鼎，率第五十六师已由建瓯南进到达延平北部地区，有进攻延平模样。

（5）后续部队汤恩伯纵队，所辖冷欣第四师、王仲廉第八十九师，由赣东窜入闽境后，已在由邵武向顺昌前进中。

说来也有意思，这些“中央军”曾与蔡廷锴是并肩作战打日本和打红军的盟友，如今剑拔弩张，你死我活。

与此同时，日、英、美军也对福建政府炫耀武力，予以威胁。福建沿海日本第三舰队球磨、时风、安云诸舰，英国兵舰白宫号，美国兵舰杜沙尔号，以护侨为名，在闽江口及厦门等地进行威胁。

蒋介石如此大兵压境，为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所不曾料及。十九路军虽说有七万之众，但步调不一致，有的不听指挥。部队散落四方，处处设防，没有机动性，十分被动。

福建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主要讨论作战方针问题。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均出席。面对不利的军事形势，会议意见分歧很大。

蔡廷锴提议：集中主力在闽北采取主动，先行消灭狡猾多端的危害十九路军最大的刘和鼎杂牌部队，继而南下，与东进之敌在建瓯以南、顺昌以东地区作战，将敌第一批先头部队击败，争取有利的战略形势。

蒋光鼐则提出：敌既决心用军事来进犯，迎头痛击即便胜利了也还不能解决战场问题，因敌军后续部队力量强大，如过早使我军主力激战，损失我有生力量后，等于不攻自破，全局失败。因而，宜将主力撤闽西南，背靠红军持久抵抗，或将主力往闽东方向，突入浙东，打乱敌之进攻计划。

陈铭枢、李济深、黄琪翔等人则认为，福州乃人民政府首都，非万不得已，决不放弃。我主力有限，不宜分散，应集中确保福州，扩大政治影响。

他们认为蔡、蒋的计划过于冒险，撤闽西，又过于消极，影响革命士气。

围绕上述三案，展开了激烈辩论。军委会及参谋团大多数人主张守福州，于是便正式通过了放弃闽北守福州的方案。蔡廷锴、蒋光鼐见大家如此，亦不再力争。

这次会议所决定的军事方针，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不到一个月，十九路军在福州外围战中，遭受蒋军的沉重打击，福州危在旦夕。

1934年1月10日，李济深、陈铭枢等匆匆布置疏散政府人员，决定放弃福州择地再战，重要人员先回香港，等局势稳定下来再计。于是，人民政府便开始解体。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乘飞机，陈友仁、徐谦、章伯钧等乘海轮，何公敢则乘车，于1月13日先后离开福州。

未足两月的人民政府，就是这样的结局。

福建政府的委员都走了，蔡廷锴不忍心抛下数万十九路军将士。在“讨伐军”的强大攻势下，蔡率部向南撤退。在泉州涂岭，蔡廷锴的警卫队遭受卫立煌部李默庵第十师袭击，他的坐车中弹数处，夺路而逃。

蒋介石采取速战速决策略。

“讨伐军”尚未到达时，便派大批飞机对福州、厦门进行轮番轰炸，这样，原归顺蔡廷锴的福建地方杂牌军，便诚惶诚恐，军心动摇。事变后第三天，杂牌军除卢兴邦、卢兴荣等尚能与福州维持电话联络，其余都呼叫不通。有的撤出防区，有的则干脆受蒋介石收买而掉转枪口。

福建马尾、厦门两个军事海港的海军部队，也被南京海军部长陈绍宽争取，叛变蔡廷锴，率舰队脱离闽境。

蒋介石“讨代”大军尚未与十九路军接火，十九路军内部却先乱了阵脚……

福州一失陷，广州西南执行部胡汉民提出，只要十九路军恢复同国民党的关系，陈铭枢、李济深离境，其余可以免究，停战，并保持十九路军抗日光荣番号。

广东陈济棠请蒋介石保留十九路军名义，划闽西南为该军防地，由戴戟、陈维远收编。

此时，蒋鼎文部由厦门登陆，汤恩伯部先头挺进安溪、同安，包围十九路军，蔡廷锴部下漳厦警备司令黄强投降，沿海有蒋军舰艇游弋。

鉴于这种情况，蔡廷锴在泉州毛维寿第三军军部召开紧急会议。

此时，毛维寿已打着自己的算盘。他不愿为蔡廷锴而与蒋军嫡系硬碰；况且，委员长已对他有加官晋爵许诺。当蔡令其火速派兵驻洛阳桥布防时，他态度暧昧，说：“现在身陷重围，打没办法打，退没办法退。”如今，毛维寿拥兵自重，蔡廷锴光杆司令，明知他有通敌之嫌，也奈何不得。

言谈中，蔡已察觉对方迫使自己出走。为顾全大局，避免内乱，蔡廷锴表示：“我们做事为团体为革命，虽败无憾，请你放心。十九路军除谭启秀第五军被击败不能存在外，其余四个军损失不大，我全交你带领。在敌未合围前，应冒险向西急进，徐图再举，否则就干脆投降，受敌人宰割。我今晚飞漳州，退龙岩，作最后反对独裁的措施。”

毛维寿见蔡在他压迫下有离军决心，当即眉飞色舞，洋洋得意。兴泉警备司令翁照垣、毛的参谋长赵锦雯等也在旁毫无表示。

蔡廷锴出走前，派副参谋长范汉杰赴厦门找蒋鼎文商洽，说明自己已离军，要求保留十九路军番号，进行和平改编，保存抗日力量。

范是黄埔一期生，是蒋介石最赏识的门生之一，为黄埔生中最早任师长的人。范汉杰到厦门后，并未见到蒋鼎文。

事情果然不出蔡廷锴所料。他到龙岩的第三天，南京就传来消息：毛维寿率十九路军归顺中央，脱离福建政府，促李、陈、蒋、蔡先行离开，推戴戟出来维持，除停止军事活动外，静候和平处理。

毛维寿投降后，廖启荣、石抱奇等团长，抗命率部西逃找蔡廷锴，不幸在途中被蒋军截击消灭。

最后，堂堂的十九路军仅剩四千余人。

十九路军败得这么快，出乎博古、李德的意料，博古顿有“唇亡齿寒”之感。他对李德说：“蒋介石这么快就打垮了蔡廷锴，这对我们太不利了。十九路军放弃福州西撤到了龙岩，这可是苏区边缘”

“福建政府垮台，蒋介石定会加紧围剿红军。”李德也有同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周恩来在此之前，多次建议博、李不能再拖，应立即派彭德怀东方军入闽作战，支援蔡廷锴。

1934年元旦过后，博古、李德终于同意周恩来的建议，让东方军第二次入闽作战。

彭德怀入闽第二天，即给福建政府秘书处打电报，说红军已出动，向光泽、邵武方面蒋军两个师尾追打击，预计一两天即可追上，要求十九路军派飞机配合作战。

蔡廷锴接到电报很高兴，当即指令空军出动。可新购置的六架飞机还未起飞，就出了故障被送进修理厂。蔡廷锴顿足捶胸，气不打一处来：“这是什么飞机，简直是一堆破铜烂铁。”一气之下，竟将负责购置飞机的军需处长撤职查办。

十九路军早已方寸大乱，蔡廷锴竟连一个完整的团也抽不出来，再次失去与彭德怀配合作战的机会。

蔡廷锴在大他，手下仅四千兵马，感到大势已去。他同幕僚商议今后的出路，分析有三：1.进入苏区参加红军行列；2.留在闽西打游击；3.回广东再积蓄力量，卷土重来。

蔡廷锴退居大池，闽西党和红军负责人张鼎丞即派代表与其接洽，表示欢迎他进入苏区，与红军一道联合反蒋。此时，蔡很矛盾，认为“闽变”时红军未能全力支持他，十九路军败得这么快，这么惨，他对红军迟迟不发兵增援是有怨气的。今残部无多，进入苏区更无份量，怕难以立足。蔡廷锴的参谋长邓世增从广东赶到大池，危言相劝，竭力反对入苏区与红军合作。所以，这个计划被否定。

关于在闽西打游击一事，蔡廷锴曾专程到蛟洋，在傅伯翠处小住几天，试图与他联合，傅表示同意。

傅伯翠，福建上杭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192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6月参与领导上杭、蛟洋暴动。后任闽西暴动副总指挥、闽西红军五十九团团长、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前委委员及闽西苏维埃政府执委、财政部长等职。1930年12月因拒绝工作被开除党籍。1931年3月脱离革命，后任国民党永定县县长、宁化县县长及保安团团长等职。1949年5月参与发动闽西起义，后任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司令部高级参谋、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政府委员、文史馆馆长、省人大副主任等职。1986年重新入党。1993年1月30日在福州逝世。

傅伯翠当时手中有千余人马，也控制着闽西一些地盘。他偏重中间势力、与红军和平相处，互不侵犯，与蔡廷锴关系也较融洽。

蔡对博说：“蒋介石知道我在闽西，必然全力来犯，我们队伍太少，很难抗衡。我又没有红军打游击战的本领，在粮弹补给困难条件下很难生存。”

蔡廷锴其实在为傅伯翠考虑，他留在闽西，傅的地盘必遭蒋军清洗。

商议再三，蔡廷锴决定回广东。

关于回广东这一企图，在蔡廷锴初退闽西时，陈济棠曾来电想收编蔡的残部，蔡廷锴致电参谋长邓世增和他接洽。2月初，邓世增和军需处长黄和春回到闽西大池并带来二十万元经费。

邓世增告诉蔡廷锴，陈济棠拟将十九路军残部编为广东第一集团军独立第三旅，归驻闽粤边独立第一师黄任寰指挥。

蔡廷锴几经考虑，为保存十九路军最后一点种子，带回广东去徐图再举反蒋大旗，便同意此案，并派黄和春为旅长。这个旅编成后即移永定。蔡廷锴去香港。

还在十九路军撤出福州时，中共代表潘汉年、张云逸、黄火青、罗明等，奉命分别各自取道，返回苏区。张云逸随十九路军云应霖师西撤，并由其派员护送回苏区。潘汉年、罗明取道香港再转入苏区。

轰轰烈烈，震撼朝野的福建事变，竟以这般悲怆凄楚而告终，一改写历史的契机，竟如此失之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