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949上海,民族资本蜕变 紧缩银根

人民币占据市场获得发言权,解决了新政权最紧迫的财政危机,但由此带来通胀的负面效果也显而易见。处理不当,共产党在上海就会陷入和国民政府相似的泥潭中:通过打击投机,来树立新币威信,解决财政困境,结果新币的泛滥急剧扩充了社会上的游资规模,它让更严重的投机卷土重来。

至少从1949年6月银元之战结束后来看,情况并不妙。财政赤字仍然在扩大,而包括收购大量物资(主要是棉花)在内的开支也丝毫没有缩减的势头,在没有税收来源的情况下,继续增发货币是唯一出路。据杨仲文统计,从1948年底到1949年8月底,关内货币发行额已经从185亿元增加到4851亿元,增加了25倍。他说,“中财委当时算了笔账:估计8至12月的财政赤字为6700亿元,收购棉花等物资约需4000亿元,合计共需1万亿元,除8月份已发行的2000亿元外,还须发行8000亿元,即在4个月内发行数额尚须增加两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停止物价上涨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让新政权棘手的地方是,在中财委在上海召开第一个全国财经会议之前,人民币的发行是由各大区的中央局掌握的,每区客观上都有多发钞票的冲动。但各大区发出去的票子自己会走路,常常是由新区发行出去又走回老解放区,冲击老区的物价。上海解放后,中央调度能力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充分地体现出来。

共产党现在要做的是反手回收,紧缩银根,从金融市场上吸干游资和可以调动的头寸。这就需要统一全国人民币发行,所有收入汇入中央金库,由中央各部统收统支。

抽紧银根的办法有两个主干渠道:一是征收税款,二是发行公债。“我们还要求资本家给工人按时发工资,以避免他们停产将资金转移到投机上去。国务院紧急通过了《现金管理办法》,规定国家机关、团体、企业只准留三天的现金开支,其他的钱都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准用转账支付,而且不允许存入私人银行和钱庄,不允许资金越过银行实行体外循环。到1949年底,我们已经吸收了8000亿元存款,基本上把社会游资吸干了。”冀朝鼎在回忆中说,“钞票从银行出去,当月就能回银行,货币回笼速度大大加快,每年的周转能达到十二三次,从而大大地减少了货币发行数和市场货币流通量。”

紧缩银根的过程,伴随着又一轮投机高潮的展开。投机商大量囤积居奇。自10月15日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上海的棉纱价格上涨了3。8倍,棉布上涨了3.5倍,由此带动了其他物价和其他区域物价跟着上涨。但是,“客观说,此轮物价上涨的威胁性已经大大降低,中央经过半年左右的布局,对货币和物资已处于高度控盘状态,因为流动性已经在暗中被大大抽紧,投机者的反扑实际上脆弱不堪”。杨仲文说,“这段时间,中央同时在华北和上海等地频繁调配物资,上海准备棉布110万匹,棉纱2.8万件。”

剩下的就是什么时候“收网”了。后来被称为“米棉之战”的行动事实上已经完全不再具有对抗意味,而充满了对投机者的惩戒色彩。

在市场物价达到最高峰的11月25日,这些国家储备物资开始在全国集中抛售。杨仲文回忆:“刚开市时,上海投机商看到有棉纱售出,即拿出全部资金争相购入,社会游资已经并不丰裕了,有的人不惜借高利贷。当时,上海的借贷甚至出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上海人称为‘日拆’,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投机商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计算纱布价格一天之内涨好几次,吃进纱布后,当天转手,不但可以应付日拆,还可以获高利。但他们发现,上海等地的国营花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为了避免血本无归,投机者只有随行就市,抛售手中的纱布,但他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半。政府乘机以极低的价格买进了大量的棉纱。”

中财委委员、新中国首任粮食部部长章乃器之子章立凡回忆,章乃器后来对陈云对时局控制的游刃有余极为钦佩。“父亲最初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压,但陈云一直按兵不动。事实证明,陈云依据通货膨胀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选择了最精确的出击点。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这场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也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

一个月后中财委如法炮制了对粮食投机商的惩罚。当囤积者积攒了几个月的米源打算在正月初五粮食市场“红盘”大捞一笔的时候,中央已经在上海周围完成了杭嘉湖、苏锡常一线,江苏、浙江、安徽急速运粮,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三道防线的布置。这几道防线合在一起,政府手里掌握的周转粮大约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