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

在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家乡湖南。

这时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和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因为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不断对他们做工作，已决心投奔光明。

湖南人民富有造反精神。自从白崇禧逃入长沙后，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召集湖南工会、农会、妇女会、商会、总工会等11个单位的扩大会，成立了“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提出湖南“不设防、不备战、湖南人民大团结”等口号。顿时一股呼吁和平的清风吹遍了湘江两岸。

白崇禧坐镇长沙对程潜苦心经营的几万部队很不放心。他准备着手整编程潜的部队。他曾探听到：驻在宁乡至岳麓山一带的102军的314师是程潜的嫡系，目前正在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不可不防。

这个师是程潜请准国民党中央在湖南成立的5个师之一，全师一色的湖南子弟。他的族侄孙程杰在该师当团长，程潜视其为基本部队，而于4月份调到长沙市亲自冒雨校阅，阅后对营以上军官当面嘉勉，又将自己珍藏的一部分手枪赠给该部，并从省政府经费中，拨出二万银洋给该师。

白崇禧首先想到的是想解决这个师。他打算将湖南部队（程潜扩编的5个师，陈明仁从武汉带的两个军）整编成3个军9个师，统归一兵团指挥。

接着白崇禧逼走了唐生智，改组了省政府，改编了湖南军队，攫夺了军政大权，使得原来一派和平气氛的湘江两岸，立刻充满战争恐怖。

与此同时，他还在湖南境内和边界地区增设了不少军事机构。

在芷江，设立了“湘西绥署司令部”，刘嘉树当了司令官；在湘鄂赣边界，增设“湘鄂赣边区绥靖总司令部”，霍揆章任司令官；在长沙，他召开各级将领会议，部署在长沙、株洲采取守势作战，以江西的方天兵团为右翼，以宜昌、沙市至常德一线的宋希濂兵团为左翼，吸引解放军在长、株之间进行决战的作战方针。

程潜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加有起义之心，但他又顾虑重重，担心程星龄找到的地下党这条线与人民解放军取不上联系，便要求程星龄告诉地下党的负责人，他要亲自和地下党负责人见面。

地下党负责人立即对余志宏说：“你代表地下党去见程潜。”

程星龄将余志宏秘密带到省政府办公室。

余志宏，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书生意气。程潜见到这个年轻的白面书生时，心中不以为然，疑惑地说：“我看不像是地下党的负责人。”

“我是共产党派来的。”

“我要搞就搞明的，做人应该光明磊落嘛。”

余志宏感到程潜对自己不信任，就对他说：“颂公一生光明磊落，尽人皆知，我们完全放心，不过目前蒋介石特务横行，颂公又无法完全控制，一旦他们搞暗杀、绑架，嫁祸于颂公，就会混淆视听，贻误和平大计。基于这一考虑，地下党负责人亲自指定我作为他的代表，来与颂公商榷，一切可由我负责转达。”

程潜听着余志宏的家乡口音，觉得非常亲切，深感这位书生确有水平，讲得入情入理，态度变得友好起来。

余志宏接着说：“颂公可能以为我年轻，缺乏见识，可您当年留学日本，年方22岁。颂公在我这样的年纪，早已担当重任，叱咤风云。据我所知，您33岁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34岁就担任了湖南省长，真是有志不在年高呀！我已是30出头了，这次受党的委托前来也不过是照话转话，颂公尽管放心。”

程潜终于笑了。

他望着这个年轻人说：“没有想到你这么年轻，还懂得我不少经历呀，哪里哪里，你完全可以代表地下党负责人和我说话。”

余志宏说：“白崇禧负隅顽抗不会长久，颂公不必多虑。我们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是既往不咎，论功行赏，而以颂公的德望和以往对革命的贡献，只要这次能高举义旗，自然会受到优厚礼遇。”

“余先生的话很对，我们又是家乡人，有什么讲什么，不知当今形势之下，贵方对我有些什么具体要求？”

“颂公提得正好，我正要告诉你此事。”

余志宏喝了一口水，望着程潜说：“这次地下党负责人派我来，除了对颂公走和平道路之举表示赞赏外，也委托我向您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希望颂公以书面的形式向党表明态度；第二，停止捕人杀人；第三，继续释放政治犯；第四，扣留作恶多端的国民党特务；第五，所有档案要保存，不能转移或销毁，桥梁铁路要保持畅通，不能破坏。”

程潜表态：“特务捕人杀人的事，正如刚才余先生所言，我也不能完全控制，至于第一条，容我考虑再说。其余各条都可以照办不误。”

余志宏又问：“不知颂公对地下党有何要求？”

程潜点燃一支香烟，沉思了好大一会儿，提出了下列几点意见：

（一）我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但不参加共产党；（二）反对蒋介石，但不背叛国民党；（三）对特务虽不能指挥，但可以设法控制；（四）个人只要不列为战犯，起义后能够保全首领，就如愿以偿了。

余志宏说：“我可以向你担保，只要起义了，共产党会尊重你的意愿。”

程潜让人给余志宏送来一盘水果，然后又说：“我与共产党的要员打过交道，毛泽东主席与我也是老朋友了，我完全相信你们。我在南京、上海、长沙都有房子，只要求把上海的房子留给我用就行了，其余一律充公。”

“此事日后再说吧。”

过了几天，湖南的文化名人李达打算去北平，程潜得知后立即派人将他带到自己家里，说：“你去北平是好事，投奔光明，我支持，如有什么困难请说出来。”

“我是一个穷书生，盘缠很有限啊。”

“这个好说，我可以给你。”

“咱们说好是借，日后我还。”

“不用还了，算我赞助，怎么样，500块光洋够不够？”

“太多了啊。”

“不多。这是我的心意。”

“颂公有什么事，请尽管讲。”

“你去了，要想法见到毛泽东，我写一封信给他。”

“一定照办。”

5月14日，李达来到北平很快就在香山见到了毛泽东。他将程潜的密信交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很高兴，说：“颂公是我们家乡的父母官哩，他起义我欢迎，这样做对大家都有利嘛，湖南人民可以免受战争之苦了。”

这时程潜的内心是极其复杂的。起义不是儿戏，在白崇禧眼皮底下，弄不好会有生命危险。地下党又给他出谋划策，还动员他和陈明仁写了“起义备忘录”，向党中央、毛主席正式表明态度。其全文如下：

潜自参加同盟会迄国民党，从事革命凡40余年，服膺三民主义，始终不渝。近十余年，坚决反对蒋系独裁统治。去年返湘以后，便站在人民利益立场，坚决反对战争，力主和平。祗以自身力量尚弱，既不能明揭主张，更难于放手措施。数月以来，处心积虑，应付环境，凡实际是以打击反动力量以及解除人民痛苦之处，无不悉力以赴。例如二五减租，停止征兵征粮，停止使用金元券，皆自本省始。至于暗中保障革命分子活动，相当开放舆论与群众运动，皆荦荦大端；所给予反动势力军事上、经济上之打击至为重大。而潜亦以是遭受压力更为强。忻所幸讯已获得全省人民一致热烈拥护，虽反动分子多方阻挠，多方逼胁，卒难动摇。此次桂系大军退压湘境，白崇禧即极端疾恶本省一切和平措施，遂不惜越权要挟，改组本省政府，态度横暴，而后果必然一反本省过去措施，势将完全违犯人民利益，致引起全省人民公愤，迫使白亦放弃原定计划，此即人民力量积极支持进步措施最为显着之例。本省军政机构，原由蒋所一手安排，而军政干部更多系蒋历年所卵翼之人物。兼之本省封建色彩亦颇浓厚，自十六七年以来，一直培养反共环境，一旦谋予转移，诚非易事。

曾深思焦虑，认为调整人事，健全机构，在蒋系束缚与桂系压迫之下决不可能。如贸然行动，势必引起狂澜，决非潜所能抵抗。计惟努力直接为有利于人民之措施，期以转移风气，藉人民自觉造成力量，反而影响政治干部。数月以来，确已略收效果。当前咸感大势所趋，莫能阻抑。潜对于军政干部潜移默化，尤未稍懈。除少数极顽固分子仍不惜自趋绝境而外，大都追随革命潮流，不致阻抑。论者或指摘本省军政机构散弱无能，自是事实，无可讳言。惟以本省过去环境，如其果有健全机构与人事，则不出两种形态：一为蒋系之工具，一为封建性的团结。此两者皆属反革命之壁垒，如其坚强，则潜所遭阻力以更大或至一筹莫展。兹幸其散弱无能，乃得乘隙增强人民力量。凡潜有所措施，多获得社会人士密切联系与直接赞助（甚至往日担任特务工作之张严佛、肖作霖、李肖白、王永康、任建冰等，近数月来亦协助和平措施甚力）。除极少数参与机要人员外，军政机构几于置身事外。此种现象，近一两月来日益显着，亦即证明进步力量之日益强大。数月以来派员与贵方不断接触，至于融洽。惟以环境逼胁，每或事与愿违。至于维持治安，沟通人民情感与理解，藉以获得今日局势，多荷贵方协助，衷心感谢，匪可宣言。既受本省人民之重托，又值烽火迫近本省之际，如何避免战祸，如何减少人民痛苦，如何保存本省元气，实属当前惟一任务。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议8条24款之原则，谋取湖南局部和平，具体进行办法，极望双方指派军事代表，立即成立军事小组，俾能详细商决，并密切配合行动。就本省当前军事形势论，留驻省内军队，除桂军外，大部分所能切实掌握者，另附详表备查。凡可掌握之军队，大部均已集中长沙附近，而桂军多已开赴湘南、赣西（留驻长沙者仅约一团）。本省军队数量虽不少于桂军，但战斗力则远逊于桂军，不得不极力敷衍桂系，一俟时机成熟，潜当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以8条24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反动势力。在潜揭明主张以前，如何配合行动，全权由军事小组商决。

在潜揭明主张以后，短期似有设立联合指挥机关必要，一以整编本省现有武力，一以配合贵方为进一步之军事行动。凡此均得联合指挥机构商决实施。本省现有武力番号甚多，内容不实而指挥又未能统一，此皆蒋系凌乱作风。在本省未揭明主张以前，实无法调整，一俟揭明主张以后，甚望贵方予以彻底整编。惟数月以来，官兵待遇极其菲薄，尚能协力维持地方治安，而干部中更不乏明达之人，暗中拥护潜之主张，不无微劳。倘能汰弱留强，重予教育，则以土着关系，于今后地方绥靖工作，乃至扫荡西南，尚可效劳一二。又本省反共历史垂20年，思想落后，固由局促山地，昧于大势，亦由蒋某多方欺骗，多方利诱威迫，造成积重难返之势。兹以贵方大军逼近，或多惶惑，经潜直接间接多方解释安慰，除少数顽固分子或已逃亡外，大都明了贵方宽大作风，尚能镇定以俟。甚望贵方大军抵达之日，更能予以事实上之证明，则全省人民甚幸。此亦潜职所关，思虑所及，合并提备参考。

程潜（签名）

6月30日，毛泽东收到程潜的“备忘录”后，就发电给四野讲明了原则。

毛泽东在给四野和华中局的电文中指出：“我们认为程潜的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整编、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如程潜发表声明反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

毛泽东还派人将自己的亲笔信送给程潜。

这个任务是由在武汉的四野首长通过李明灏找汉口经营电池的陈大寰去完成的。

李明灏为什么要找陈大寰呢？这是有背景的。早年陈大寰的父亲曾任第6军军需处长，是程潜的旧部，与李明灏是姑表兄弟。

他本人与程潜、陈明仁左右亲情相识甚多，又在汉口开办大公电池厂，国民党反动派不会怀疑资本家会通共产党。

李明灏把毛主席写给程潜的密信交给陈大寰说：“这是一封极机密而又意义重大的信，必须保证安全送到程潜手里。”

陈大寰说：“请放心，不论有什么危险，我也把信交给程先生。”

7月5日晚上，陈大寰以商人装束，带着密信，同中共某部特派的刘梦夕一道乘专轮向新堤出发。次日上午到达新堤，改乘专驶岳阳的小筏子。船行约20华里，只见沿江南岸密布国民党军岗哨，与北岸布防的解放军遥相对峙，形势极为紧张。

8日傍晚，江心停泊的国民党兵舰鸣枪示威，叫所有船只驶到兵舰旁边接受检查。陈大寰乘坐的船只靠近兵舰，一个士兵伸手说：“把你的手电筒借我用一下。”

信就装在这个电筒里，陈大寰不慌不忙，灵机一动，说：“这个开关有点毛病，你不会用。”

他从提包内拿出一支新电筒给他。

这个兵占了这点小便宜，没有对他盘查，顺利地闯过了水上封锁。

过了城陵矾，时值洞庭湖水上涨，波浪滔滔，茫无边际，看不清航线，船上的人为了避免航行途中的检查麻烦，商请船夫绕道行驶。船抵岳阳东门，已是深夜。刚一靠岸。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马上登船检查。随之叫他们把行李全部搬上岸复查。陈大寰估计他们又会打手电筒的主意，便在提包内取出新的电筒放在外衣口袋里。上岸后，果然不出所料，检查的士兵拿到新手电筒后就走了。

陈大寰于7月11日上午来到长沙。

他很快就将毛泽东的亲笔信面交程潜。

颂云先生勋鉴：

“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

毛泽东

1949年7月4日

程潜读完信，心情很激动，他说：“这下就好了，湖南的和平运动，我从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不能搞得太张扬，顾虑很多，现在有了他的复信，我也放心了。”

陈大寰说：“程先生是英明。”

“不是我英明，是共产党伟大呀，还得感谢你了！有了毛主席的指示，不仅我个人的出路用不着顾虑，而且整个湖南的问题，一定会得到圆满解决。”

同道来的刘梦夕问：“陈明仁将军的态度如何？”

“他是拥护起义的，态度也很明朗，对当前的局势看得很清楚。但他的处境和部属的情况相当复杂，蒋介石、白崇禧又多拉拢他，所以对他做工作，务必慎重，稍有差错，会影响全局。”

“这不得不靠你了。”

“虽说问题复杂，但我相信经过真诚的努力，湖南和平解放一定会实现。”

“我们一定把您的决心和陈明仁将军的态度报告在汉口四野的首长，转呈毛主席。”

离开程潜时，陈大寰又对他说：“李明灏将军已到汉口，他托我问候您老人家，还有信给您和陈明仁将军。”

白崇禧退驻长沙后，到处捕人杀人。

为了急于要求解放军直逼湖南，程潜曾派他的心腹唐鸿烈飞抵香港面见乔冠华。同时希望能弄一点经费来暂时维持局面，乔冠华立即将程潜的处境报告了中央。

唐鸿烈离开香港又遵程潜指示来到广州拜见阎锡山。

当他走进行政院时，李宗仁却盘问起程潜的情况：“听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反映，外界传说颂公不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阎锡山说：“你照直说吧，这与你没关系的呀！”

唐鸿烈连忙说：“程潜是国民党元老，历来忠诚党国，已被中共列为‘战犯’，有人散布谣言，这是别有用心。现在湖南军政经费困难，灾情又重，特代表前来请求补助、救济。若有怀疑，请阎院长亲自到湖南调查。”

李宗仁说：“我只是随便问问，不必多心。”

阎锡山说：“我抽不出时间，调查就不必了。”

后来，阎锡山派贾景德（行政院秘书长）与唐鸿烈同行，一道回湖南。

贾景德对唐鸿烈说：“阎院长与程颂公系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没有不帮忙的。除临时拨款补助外，先以银元一万随机带往长沙救济灾情。”

7月14日，当唐、贾两人飞抵长沙，白崇禧于晚上约见唐鸿烈时突然说：“你背叛党国，勾结‘共匪’，在湖南图谋不轨。你必须即日离开湖南！”

白崇禧挥手说：“我们不提这个了，总之你要多长心眼，回去告诉程颂公，要他放明智一点，自动辞去省主席。”

当天晚上，唐鸿烈就将白崇禧的话传给了程潜：“现在白崇禧对我们有怀疑了，但拿不出证据来。如陈明仁不可靠，你就不要辞职。早日实现湖南和平起义。”

程潜说：“为章（即刘斐，醴陵人，曾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已由北平回来了，请他接任省主席职务，借以‘金蝉脱壳’，缓和我与白崇禧的矛盾”。

后来白崇禧的总参议唐星征得白崇禧的同意后，便派程星龄、刘岳厚带着他给刘斐的亲笔信立即飞港，请刘斐入湘。

程潜在信中写道：“白崇禧已胁迫我……希刘兄不负重托，速回湘任主席……”

程星龄等抵达香港，刘斐看完信说：“我与白健生的关系，你是知道的。颂公配合子良共同欺骗白健生，我怎能扮演颂公这样的角色呢？请你转告颂公，有子良掌握兵权，白健生深信子良是坚决反共的，颂公不必过虑。”

“你不回来，颂公无法摆脱困境。”

“我回去不好，你告诉颂公，请他不要辞职。事情仍照我们以前所谈的相机办理：一面和白崇禧虚与委蛇；一面避居湘西，以便相机起义。”

“白崇禧很霸道，想独揽一切军权。”

“此人就是这个样子。他在兵力布置上采取什么方针？”

“自从他于5月16日退驻长沙，其总部迁衡阳，指挥所则设于长沙藩正街，警卫森严，如临大敌。唐星去看他，他对唐星表示，湖南省主席必须换人，仍要唐劝程潜到广州去当考试院长。程潜已成了他的眼中钉。唐只好赞成他的主张，并对他说：最好请刘斐回来当主席。白崇禧回答说：‘为章好是好，但他到香港去了，怎么办呢？’唐星说：‘我们可以派人乘飞机去请他回来。’”

“还是让颂公暂忍一下吧。”

十几天后，程星龄、刘岳厚回到长沙，将刘斐托带的信交给程潜。

程星龄还将刘斐不愿回湘的意思告诉了白崇禧。

白崇禧说：“你们还是多劝劝为章，要他回来，这对湘、桂双方都好，对他本人也有好处嘛！”

程星龄请示程潜后，又派刘岳厚赴港，劝刘斐回湘，但刘仍坚持不来。

白崇禧见两次请刘斐都不来，便打算另找人选，接替程潜主席之职。

他对程星龄说：“目前湖南要找一个当家的人，湘籍的最好，当然没有实力也不行。但实力又都在黄埔学生手里，只好在他们当中物色一个。”

这时他又想起了陈明仁。决定以陈明仁代替程潜出任湖南省主席。

程星龄在香港碰到了章士钊。章士钊是李大钊的好朋友，很有影响的进步民主人士，程星龄对章士钊讲了此行的使命和经过。

章士钊说：“刘斐不愿去湖南是有道理的。我看桂军在湖南呆不了多久，颂公可在湖南呆一段时间，毛泽东对他的起义，期望很大，据我所知，中共对陈明仁决不追究他四平街的问题，毛主席有一次跟我说，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哩，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

程星龄高兴地说：“如果颂公和子良都知道这些情况，一定深受鼓励。”

章士钊说：“那就托你带封信给颂公，就把这些情况告诉他吧？”

“好，我一定去做他的工作。”

程星龄带着章士钊的信回到长沙，向程潜汇报香港之行的情况，陈明仁得知毛泽东主席对他的谈话后，心情激动不已。回想几十年来替蒋介石冲锋打仗，作了许多不利于人民的事情，特别是四平一战更是百身莫赎之罪。没有想到共产党却是这么宽宏大量。后来，他决心见地下党负责人，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李君九。李君九将陈明仁的意见报告了余志宏。

省工委经过研究，决定派早已与程潜打过多次交道的余志宏去做陈明仁的工作。

一月过去了。湖南的形势仍没有多大变化，白崇禧极力主张在长沙与解放军决战。

7月初的一个晚上，程潜把程星龄和唐星找去商谈，决定派代表刘纯正前往武汉，请四野首长尽快派兵进军长沙。

刘纯正的人际关系很广，过去在汉口担任过第9兵站总监部视察组长，1948年回长沙后，经拜把兄弟、宪兵第10团团长姜和瀛介绍，参加了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这是一个与地下党关系密切的策反组织，后来程星龄又将此人介绍给程潜。

见面时程潜坦诚地说：“我在南京竞选副总统的时候，被李宗仁出卖，受了他的骗。现在又受白崇禧的压迫、控制，我实在无法应付啦！请你把我的意思向他们（指解放军四野领导）好好转达，希望他们快点把部队开进来。”

刘纯正说：“只要程主席信任，我就跑一趟吧。”

程潜望着程星龄说：“天闲，我的事你很清楚，请你同他详细谈谈。”

他突然站起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地图，打开摊在刘纯正面前，指着说：“这是福建汀州，这是广东韶关，这是……”

程星龄笑着说：“颂公，他是黄埔四期的，看地图他是拿手的，交给他就是了。”

“你怎么不早说哩。”

三人都笑了。

程潜将地图交给刘纯正，并当即写了送300元旅费的条子交他，叫他到程星龄处去取款。

刘纯正问：“颂公，有什么条件向他们提吗？”

程潜回答：“有什么条件，他们来了再说。”

7月10日，刘纯正带着三名退役士兵，以做生意为名，从长沙搭乘运载水灾难民的敞篷车出发，下午到达汨罗站，后改乘木船，闯关过卡，于15日晚到达武汉。

7月16日。

他们来到解放军司令部里。

出面接待他们的是王首道。王首道是一个快言快语的人，他问：“刘先生这次来是全权代表，还是非全权代表？”

刘纯正回答：“临行前我曾问程主席有什么条件，他说不提什么条件，等你们到了再说。我认为他的起义是无条件的。我这次来是传达程主席的意图，希望解放军早日入湘。关于以后的一切问题，他并没有授权给我，所以谈不上什么全权代表。”

王首道又问：“程颂公已有‘备忘录’给我们，刘先生知不知道？”

刘纯正说：“不知道。”

后来刘纯正又见到了肖劲光司令员。

肖劲光拉着他的手说：“你来得正好，再迟3天不来，我就要下总攻命令打长沙了。枪声一响，程颂公的起义就晚了。”

几天后，刘纯正随王首道、唐天际、金明、谭余保等人驱车来到平江。王首道对他说：

“我们已组成了一个和平代表团，由金明同志任首席代表。刘先生回长沙后转告程潜主任，请他也组织一个代表团，谈判的地点，由程主席决定，平江、春华山、黄花市，城内城外都可以。”

刘纯正回答：“很好！”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这时四野一面兵分3路进军湖南，向白崇禧部发起进攻；一面派出干部刘梦夕从汉口秘密来长沙，直接与程潜晤谈。

7月17日晚，四野将会谈情况电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并请示：程潜、陈明仁起义后，他们要求给所部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或国民党人民自卫军名义出现，究以何种名义为宜，请中央考虑答复。

7月18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四野复电：

在程潜、陈明仁等在宣布脱离国民政府后，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出现，以便给蒋、阎、李、白等以打击。我们现在不怕程潜仍挂国民党名义，因他挂此名义利于团结内部，又利于在政治上给蒋桂以打击。我们也不怕他挂人民解放军名义，因为不久该部即可被我改编，而且挂了此名义，即区别于蒋桂的国民党……你们应派代表数人（其中应有李明灏）与程潜代表数人举行会议，商谈确定并组织联合机构，然后行动，此项会议应立即举行。如程不便派代表来汉口，则你们的代表可去长沙。

根据上述指示，四野立即组成了包括李明灏在内的5人代表团（金明、袁任远、唐天际、解沛然），准备与程潜、陈明仁商谈湖南和平解放之事。

7月14日，湖南省政府会议厅里，坐满了文武官员。他们正在恭候广州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派来的特使贾景德。

程潜致欢迎词：“正当我省黎民遭受水旱灾害之苦，面陷战祸之际，阎院长派来特使慰问灾民，我代表湖南民众，向阎锡山院长，以及不辞辛苦、长途跋涉的特使贾秘书长表示谢意！”

他的话被人们的掌声打断了。

他接着说：“民乃国之本，民不聊生，国岂能存焉？目前，湖南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天灾人祸，苦不堪言。国民政府理应竭诚解民倒悬，救民于水火之中，以不负及孙总理在天之灵，民众之所托，现在请阎院长的代表贾秘书长训示！”

贾景德说：“本人此次奉阎公之命，一是慰问灾民，二为敦请颂公速赴广州就任考试院长。颂公乃党国元老，德高望重，才学过人，久负盛名，众望所归。李代总统、阎院长均盼望颂公早日就任。”

台下一阵哗然。

程潜挥挥手似乎有点激动，说：“刚才，特使转达了广州政府对我省的关怀和期望，我代表湖南军民表示感谢。请转告李代总统、阎院长，我们一定组织自救，共度荒年。过去，我们当中确有人希望别人来救济，靠菩萨保佑。现在他们应当明白，只有自己救自己！”

他将话题一转，义正词严地讲道：“现在我们湖南面临着天灾人祸，我身为湖南的行政长官，理应与大家和湖南的父老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决不能在危难之际弃民而走，到广州就任新职。程某愿与湖南3000万同胞共患难以度残年。拳拳此心，请上达广州诸公谅解。”

掌声又响起来了。

对于白崇禧的倒行逆施，程潜明察秋毫，断然拒绝就任考试院长，但白崇禧不会善罢甘休，程潜当时也很担心，他认为白崇禧有可能对自己采取行动，一是派特务暗杀；二是胁持他去广西，这种可能性最大。他觉着如果去了广西，不仅自己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整个起义计划也会遭到破坏。

于是，他又给唐星打电话，请他来共商对策。

唐星很快就来到了他的办公室。程潜把自己的分析告诉他：“你到那里（指白崇禧处）看看有什么动静？如要我去广西，务必设法开脱。”

唐星负命来到白公馆。当时白崇禧正在批阅文件，他很随和地说：“天闲，你来得正好。长沙的事要子良（即陈明仁）负责，颂公（即程潜）和他的保安部队，撤入广西境内，烦你向颂公禀报一声。”

唐星不露声色地说：“共军指日南下，颂公老迈，后撤广西境内，是安全的，白公（即白崇禧）考虑得很周到呀！不过……”

“不过什么？”

“你如把湖南这几万保安部队弄到广西去，一则造成后方交通拥挤，二则增加广西给养负担，三则万一闹起事来，酿成内乱，后方不稳，此三者乃兵家之大忌也。”

“你有何高见？”

“邵阳地处交通要道，有公路通衡阳和川、黔边界，又尽在白公控制之下，如果把程潜和长沙绥靖署移往邵阳，谅他跑不出你的手心，万一情况有变，还可让他退入川黔边界，与白公会合，这样既可稳住湖南民众之心，又可制约程潜，此乃万全之策！”

“这个想法可行，我想让你去指挥长沙绥署，颂公嘛，还是到广西为妥。”

“总司令对我的信任，我非常感谢，但颂公若不去邵阳，我难以从命。”

“为什么？”

“没有他这块招牌，我怎么能服众？”

“好吧，就按你说的办。”

唐星将白崇禧的打算如实向程潜做了汇报。

程潜长叹了一口气，紧握唐星的手，说：“多亏你呀，你为我们湖南和平事业立了一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