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上午，张治中等人得知毛泽东、朱总司令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的消息。此时，他们觉着代表团的使命已经结束，没有继续停留在北平的必要了。正当他们研究怎样回去的路线时，接到了李宗仁、何应钦发来的急电：

张文白兄并转行严、力子、云亭、为章诸兄暨代表团全体同志：

共方本日广播毛朱对共军之命令全文已悉，此间迎代表团之专机应于何日飞平，请洽妥电告。兄等此行劳苦，事虽未诸，俯仰无愧，谨先奉慰，诸容面罄。

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向江南进军的命令，南京城下炮声隆隆。

周恩来再三留客，南京代表何去何从？张治中对毛泽东说：过去这一段的政权是由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我这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张治中一面电复南京，一面转告中共方面说：“南京飞机23日来平，我们定于24日回南京，请你们关照。”

当时周恩来就来看望张治中，对他说，我们已渡江成功了，但是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你们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或者广州，国民党的特务分子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事到如今，张治中感到相当为难。此时，解放军已逼到了南京城下，李宗仁、何应钦等要员已乘坐飞机跑了，政府各部门已一片混乱，事实上南京政府已处于瘫痪状态，张治中的心情很复杂，当然他还是希望回去的。

周恩来对南京代表团成员再三挽留，他认为这些人和谈失败如果再回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还是留在北平比较好。他也知道邵力子和章士钊两位老人曾表示不打算回去了，此事他已作了安排，最令他感到难办的是张治中的去留问题。

从内心来讲，周恩来包括毛泽东与张治中都是老朋友，也十分欣赏张治中的和平精神。记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就与张治中相识了，他们曾结下了相当深的私人感情。在中山舰事件时，张治中还表示要参加中国共产党，那时周恩来对他说：“我们欢迎你入党，但我们两党曾有约，不吸收对方高级干部入党，关于你的要求等时机成熟再说吧。”张治中也就一笑了之。在抗战时期，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为确保安全张治中曾乘专机到延安接送，可以说张治中对共产党是很友好的。当然啦，在政治问题上由于立场不同，张治中在代表南京政府谈判时还是用十分坦荡的胸怀与中共代表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

有一次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张治中时，曾问过他对中国共产党新政权的意见，张治中当时说：

“我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主要问题是蒋介石长期采取了亲美的错误政策所致。你们将来实行新政策，我是很高兴的。我主张应该实行苏美并重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亲苏也要亲美，这个关系要摆平。如今的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美苏两国争霸世界，我们中国在中间也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两位争夺的主要对象。中国投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占优势，我们应该为中华民族打算，最好在政治上既不倾向美国，也不能倒向苏联。过去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国民党政府一边倒向美国，才招致了今天的失败。我个人希望你们今后不能一边倒向苏联。”

毛泽东笑着说：“我不同意你的主张，我们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就是要倒向社会主义，这是客观事实，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当然要倒向苏联啦。”

张治中说：“我还是不同意这种观点。”

毛泽东说：“将来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

张治中说：“在我们中国，国共两党之争应该是兄弟之间的事，是同一个民族，都是中国人，谁吃了亏谁得了便宜，不必太认真了，过去我们没有管理好这个国家，今后你们共产党要管理这个国家，担子也很重，但我相信，你们能管好。”

毛泽东说：“我们虽然是老朋友了，但是仍然在政治问题上有争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说我们两党是兄弟关系，这不确切，蒋介石政府主要的代表人是四大家族，他们是反革命的，怎么能与我们称兄道弟呢？”

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还过问了张治中今后的去留问题，只因和谈还没有结果，所以张治中也没有明确表态。

和谈断裂后，张治中作为首席代表准备回南京复命。周恩来建议他不要回去。张治中却说：“我个人感谢你们的诚意，我们代表团是为和谈而来的，现在你们解放大军已经过江，南京政府已拒绝签字，和谈也彻底破裂了，我们代表团理应回去，别人不回去我没有意见，但我是首席代表，无论如何也得回南京去。

周恩来很真诚地对他说，这次和谈你们也很辛苦，现在南京政府拒绝签字，这是很遗憾的事。我估计随着形势的变化，南京政府会出现分裂局面，我们继续和谈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能实现局部和平，也是好事，现在邵力子、章士钊两位老人愿意留下来休息，我们也希望你能留下来。

张治中说：“我是受命于南京政府的，不便于留下来。”

周恩来解释说：“据我们了解，现在南京有许多人扬言要对参加和谈的人下手，这些国民党特务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出来的。就现在的形势来看，你们无论回到南京或者是广州、上海，国民党特务都不会放过你们。我在西安事变时已经对不起一个张姓的朋友啦，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希望你不要走，关于你的家眷问题，我会尽快想办法让她们来。”

张治中深受感动，也就不再提要走的事。

4月24日。南京政府派来的专机从上海直飞北平，张治中的心情仍很矛盾，突然周恩来对他说：“文白先生，你们的飞机来了，我们一起去接一个客人吧。”

张治中问：“什么客人？”

“到时候你就知道啦。”

张治中跟着周恩来到达西苑机场后，突然发现他的夫人及孩子从飞机上下来了。他激动地对周恩来说：“恩来先生，我们真是老朋友啦，你真会留客，想得这么周到。”

周恩来笑着说：“你的家眷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们不能不管。”

从此，张治中就留在了北平。

就在这时，何应钦仍带信来，让张治中等飞回上海。这封信的内容为：

文白吾兄并转邵、章、李、刘诸兄均鉴：

此次和平谈判，经兄等尽最大之努力，仍未能克底于成，此属国运使然，凡我爱国之士，莫不同声悲叹。兹特派专机来平，敬祈与全团同仁即日径飞上海为盼。

专此敬颂勋安。

经过研究后，张治中和全体代表签署向何应钦写了一封回信：

敬之院长先生：

李民欣先生带来二十三日手示奉悉。和谈破裂以后，同仁等正待命南返中，二十二日晚间接奉德公电话，谓于翌日派机来平，当即转告各同仁准备南行，并即函告共方查照。旋由周恩来、林祖涵、李立三诸位分别访问同仁等，坚相挽留，并表示随着将来新的形势发展，尚可续为和平努力等语，曾于二十二、二十三两日两电并于二十三日晨以电话向南京请示数次，皆未得通。昨闻中央公司今日有机来平，复与共方洽商，申明必须南返理由，冀其同意，然周仍诚意挽留，未肯同意，似此只有暂留静待而已。尚祈亮察。再同仁等此行未克达成任务，万荷李代总统与先生函电相慰，殊深惭汗！并请为转陈德公为祷。专此奉复，敬颂勋绥。

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刘斐

四月二十四日

张治中的内心是苦闷的。他脑海中有许多问题没法解答，矛盾彷徨，展开了激烈的自我思想斗争。这时期周恩来常来看他，多次劝导，毛泽东还亲临慰问，思想斗争才解决了。

可是这时候，国民党中央社却发了一个电讯。标题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接着又相继发出两个电讯，说他们又在北平策动和平，受了中共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

针对这种攻击张治中终于坐不住了。于是他就在北平公开发表了一篇《对时局的声明》，原文如下：

新华社北平二十六日电，广州中央社十五日电传广州《西南日报》香港航讯，曾报道《张治中在北平被共产党扣留之详情》，接着广州中央社二十日、二十二日两次电讯，又对张治中将军等进行攻击和诽谤，现居北平之张治中将军特为此事发表声明如下：

这几篇电讯，一派胡言诳语，没有驳斥的必要。不过我来平以后，颇承各地同志和友好关怀，我倒想就这个机会说几句话。

实在说起来，我现在北平所过着的是闲适自在的生活；而且引起一种欣喜安慰的情绪，与日俱增。为什么缘由呢？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二十多年来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这些优点反映到政府设施的，是有效率的、没有贪污的政府。反映到党员行动的，是俭朴、肯干、实事求是的军政干部。尤其中共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在现阶段看来，实与我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基本要求相符合。综合说一句，这都不是过去我们国民党所表现于政治设施和党员行动所能做到的。我以国民党党员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转过来，还有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我多年来内心所累积的苦闷，为之一归而空，真是精神上获得了解放，怎能不令人欣慰不已呢！

我再要为关心我的同志们特别指出：这次和谈破裂，在我们国民党内有些人认为条件太苛，类似投降。其实平情而论，这八条原则早为南京政府李代总统所承认的和谈基础，二十四款就是实行这八条原则的具体办法。在谈判期间，我们代表团已经和中共代表恳切磋商，并提出修正意见四十余处。被中共接受过半数。如战犯只作原则规定，名单完全不提，就是中共最大让步之一例。并且口头约定，如果南京政府同意签字，还可作文字上的修改。倘我们认识战败求和的必然情势，又能了然于政权更迭的历史常例，则革命大义，天下为公，我们自己既然无能，就应该让给有能的；自己既然无成，就应该让给有成的。因为国内战争，本属同胞，谁得谁失，非同异国。试想清廷末季，要是没有我们孙先生号召革命，推翻专制，中国不早就遭受了帝国主义的瓜分共管了吗？我们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竟弄到这样地步，也不是偶然的事。当然，我是党的干部，也要负一分责任。所以今日我们就应该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坦然放弃政权，表示一种革命事业成功固不必在我的态度，则人民观感将为我们这种坦白率真的态度而另眼相看，重新评价。甚望我们国民党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能够善用理智，正视现实，以反省自咎的胸襟，作悬崖勒马的打算，悲天悯人，忍辱负重，为军民减少牺牲，为国家多保元气。现在虽未为最晚，实已到了最后机会，万不宜轻忽地听其错过。如果还是昧于人心与大势所趋，继续作毫无希望的战争，其结果徒然损伤了大众，贻害了自己，这是无从索解的！

本人虽然身在北平，而心念战区。回想个人的主张，一向力主贯彻革命，实行民主政治。“九一八”变起以后，力主全国团结，坚决抗战，对国内问题，力主以政治方式解决，促成和平。这些，都是大家共见共闻的。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在目前，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些，心胸放大些，一切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一切为子孙万代幸福着想，我们不但没有悲观的必要，而且还有乐观的理由。国家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

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一篇新华社社评——《评张治中声明》，认为“这个声明是值得欢迎的。其中对于国民党内爱国分子的劝告，是向他们指出惟一的光明出路”。

毛泽东对张治中也非常关心，有一次在谈话时表示希望他能参加中国人民政府和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张治中却说：“过去这一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

毛泽东笑着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