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集团调集重兵对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妄图彻底摧毁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扑灭西北地区燃起的革命的燎原烈火。为了粉碎敌军的大规模“围剿”，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召开了联席会议，统一了两块根据地的反“围剿”行动，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军事委员会及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此后，在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统一领导下，红二十六军一部坚持在陕甘边根据地开展斗争，牵制和歼灭大量敌军，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后红二团也参加）北上陕北与陕北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组成西北主力红军兵团。经过艰苦的战斗，红军彻底粉碎了敌军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六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地域广阔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全国红军创造了长征的落脚点。

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部署

在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不断深入发展的时候，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却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指挥下遭到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开始进行长征。此时，蒋介石一面调集重兵对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一面加紧准备对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敌人的这次“围剿”完全袭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采用过的反革命策略，其特点是：

第一，在政治上，实施《剿共施政纲要》的方针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厉行保甲制度，设立地方保安队，加强特务活动，实行“一户通共，十户杀绝”的所谓“十户连坐法”，建立“肃反会”。侵入根据地后，立即破坏中共在根据地的党政机构和群众组织，搜罗当地的反动地主、富农、兵痞、流氓组成“还乡团”、“便衣队”，配合其正规军搜捕根据地的党政干部、共产党员、红军战士，用酷刑惨杀革命人民、逼迫自首、威胁利诱等方法“策反”根据地的党政干部和地方红军。

第二，在经济上，加紧实施《封锁匪区办法》、《匪区食盐、火油、药料、电器封锁办法》等反动法令，在根据地周围构筑了大量碉堡，加紧封锁，禁止一切工业品运入根据地、据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在陕甘边境庆阳、正宁等地带与红军刘志丹部作战报告披露：“本师自奉命进剿赤匪，关于碉堡构筑法均遵照南昌行营颁布碉堡构筑方法，于赤匪活动地带构筑碉堡，以便断绝交通而选地点：庆阳西川三十里铺碉堡五座，东川新堡碉堡二座，悦乐堡碉堡一座，连堡垒一处，元城镇，五蛟两处碉堡四座，桥沟门碉堡二座，赵家梁碉堡二座，梁家沟门碉堡一座，荔园堡碉堡二座，白豹川碉堡二座，柔远川碉堡三座。”①以上合计，仅在庆北苏区至南梁中心区一带狭小地区，敌构筑碉堡二、三十座。敌军侵入根据地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破坏根据地的工农业经济，实行焦土政策，制造无人区，企图使根据地经济枯竭，红军无以自存。

第三，在军事上，敌人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在战略上，采用6个师，30个团的兵力的大包围圈战法，实施分割包围；在战术上采用分路进剿，驻点筑碉、修壕，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合并村庄，抢光杀光，制造无人区，加强地方民团武装、还乡团和建立“铲共义勇队”，配合正规军抢劫烧杀。对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

为了达到上述战略目的，国民党蒋介石从1934年10月就开始调整兵力，部署第二次“围剿”。在北面，蒋介石将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3个团的防地收缩到保安、定边、靖边、横山、榆林、佳县、神木、府谷一带剿防，进攻神府苏区；在东线，蒋介石调集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晋军七十一师，集结在黄河东岸各要点驻防，并派遣第二0六旅两个团西渡黄河进驻吴堡和宋家川、辛家沟、绥德县的义合镇，定仙墕镇剿防；在南线，敌杨虎城部第四十二师四个团摆在宜君、中部、洛川、鄜县、甘泉一线，固守咸（阳）、榆（林）大道，作为战略警戒；在西线，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的三个旅，加上陇东警二旅，共7个团的兵力分别进驻曲子、庆阳、合水，布成新月形的战线，向南梁地区逐次推进；在西南面，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第六十一师杨步飞部六个团分别进驻合水、宁县、正宁地区，楔入南梁、照金之间待机。为了分割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联系，蒋介石从河南洛阳地区调来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四个团进驻延安、安塞、延川、清涧、绥德、米脂一带，并向陕北苏区进攻。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中调集陕西、甘肃、山西、宁夏、河南五省军阀及嫡系部队6个师约30个团共四万余人的兵力。为了平息各军阀之间，尤其是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与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的种种矛盾，蒋介石还派出毛侃为首的参谋团，进驻绥德城，调整、监督各军阀的关系和部队行动，并代行特务工作。蒋介石的上述“围剿”部署至1935年4月完成，历时半年。

国民党蒋介石策划的第二次“围剿”战争虽然经过长期的精心准备，但仍存在着许多不可克服的弱点和困难。一是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地域宽广，敌军战线过长，只能采取分线、分段“剿防”的办法，一时无法创造与红军主力决战的条件；二是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除第六十一师杨步飞部外其余均是杂牌军，各军阀都想保存实力，扩大地盘，因而同床异梦，各自为战，不敢打硬仗，不执行统一号令；三是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虽然装备精良，驻防在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之间的要点地区，但初到陕北作战，人地生疏，与陕北老军阀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之间旧有私仇，现在又因占了井岳秀的地盘，互有戒备，很难协同作战；四是敌军备部驻防的城镇据点处于陕甘边、陕北两个红色区域的包围之中，各据点之间联系十分困难，缺乏机动兵力积极“进剿”；五是敌嫡系六十一师杨步飞虽装备优良，兵力较强，但为消灭异己，尽量促使杂牌军打头阵，出力卖命，自己保存实力，冒功领赏，因此不能形成部队之间的有效配合。上述敌军在“围剿”行动中的这些弱点和困难，对陕甘边和陕北红军来说，就成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只要红军作战方针正确，部署得当，各部队英勇奋战，粉碎敌人的这次大规模“围剿”是可能的。

二、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组建和反“围剿”作战方针的制定

（一）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条件

在粉碎了敌军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之后，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陕甘边苏区1934年11月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根据地已发展到包括淳化、耀县、中部、宜君、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鄜县、甘泉等14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约达2.3万平方公里，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正式的或临时的红色政权。正规红军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发展到5个团的建制，约2000余人的兵力，第三路、第三路游击区也形成了2000余人的地方红军游击队，合计兵力4000余人。与此同时，陕北苏区也得到了大发展。到1935年初，陕北苏区已建立了赤源、秀延、延水、延川、安塞、绥德、清涧、佳芦、神木、府谷、米西、靖北、吴堡、横山等14个县的红色政权，推翻了封建势力，实行了土地革命。为了统一领导和开展陕北苏区的各项工作，1935年1月9日，陕北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安定县白庙岔召开，选举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推选马明方为主席。1935年1月30日，陕北苏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安定县白庙岔正式成立，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下辖三个团，共1000余人。另外地方红军游击队还有约1000余人的兵力，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合计共有2000余人的兵力。

当时，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的反“围剿”作战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

一是陕甘边红二十六军成立两年来，经历大小战斗数百次，积累了丰富的反“围剿”作战经验，红二十六军已具有一次歼敌一个团规模的作战能力。红二十七军也在战斗中成长起来，发展成为一支能打硬仗的红军部队；

二是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地域辽阔，红军回旋余地大，加之地方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坚持各地的斗争，主力红军不用分兵固守，大大增强了主力红军的机动作战能力；

三是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群众条件好，群众在地方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壁清野，封锁消息，敌人进入苏区后，立即陷入人民战争的火海之中，耳目失灵，饥渴交加，处处受到游击队和赤卫军的袭扰，行动十分困难。

四是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山大沟深，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敌军大兵团作战困难；五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党和红军领导人，从实际出发摆脱和抵制“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从根本上保证了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的制定和贯彻。

但是，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反“围剿”作战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不利条件。

第一，敌我力量众寡悬殊。两块苏区红军主力部队不到4000人，名义上红军是两个军，两个师，实际上没有军的领导机构。与敌军相比，在兵力上和装备上，敌人占明显的优势，红军仅及敌军兵力的十分之一。

第二，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被敌军分割包围。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还没有完全连成一片，各根据地之间也被敌军点线封锁割裂，不能完全畅通，互相支援不便，与敌周旋范围受到限制；

第三，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未形成统一的领导机构。在反“围剿”战争开始前，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存在着两个领导体系。陕甘边苏区党和红军属陕西省委领导，陕北苏区则受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正如1935年1月31日《陕甘边红二十六文件》中所说的那样：“在陕北各县有陕北特委，在陕甘边有陕甘边特委，此两特委，谁领导谁，不清楚，关系不密切”①这种情况不利于反“围剿”的统一行动和统一部署。

第四，红军主力未形成攻坚作战能力。当时，敌军驻守在城镇和重要交通据点，修筑碉堡、工事，加固阵地，步步为营，红军没有强大的炮兵、工兵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缺乏攻坚作战的经验，尚不能强攻敌军重兵防守的城镇。

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反“围剿”战争的准备工作的开展，迫切要求统一两块苏区的领导。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黄翰来到陕北苏区视察工作，根据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革命斗争的客观要求，黄翰代表北方局作了三点指示：

一是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以八十四师为骨干，并任命杨琪为师长，张达志为政委；

二是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陕北和陕甘边两块苏区的武装斗争；

三是积极做好准备，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黄翰的上述指示为统一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党和红军的领导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周家崄会议的召开，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成立

根据中共北方局特派员黄翰的指示精神，北方局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同志在伤势恶化的情况下，邀请陕甘边特委的负责人和陕北特委的负责人召开联席会议，商讨两苏区共同反对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大计。

1935年1月上旬，在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和庆阳游击队、陕甘游击队五、六支队的护送下，刘志丹离开南梁，前往陕北，同在安定县①水晶沟养伤的谢子长，商谈了反“围剿”的方针和加强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统一指挥、统一领导等问题。经过商讨，刘志丹和谢子长在以下几点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一是成立西北工委，统一陕甘边和陕北两苏区的领导；二是成立西北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及陕甘边和陕北两苏区的各地方红军游击队；三是在反“围剿”作战部署上，集中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主力兵团形成拳头，在运动中歼灭敌军营、团规模的部队。各地方红军游击队在根据地围困敌人的据点，限制敌人外出抢劫烧杀，骚扰群众，并逐步向外发展，扩大苏区，四是以敌八十四师为主要打击对象，因为该敌与敌八十六师有矛盾，所驻守的城镇、据点处于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包围之中，加之装备优良，但人地不熟，战斗力不强，正好作为红军选择的打击对象；五是高举反帝抗日旗帜，开展争取瓦解敌军的工作；六是土地革命的方法上必须根据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刘志丹、谢子长两位领导人共同商讨的意见，为周家崄会议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

1935年2月5日，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的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周家崄会议。”会议深入讨论统一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和制定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方针问题。谢子长因伤势严重，没有出席会议，刘志丹传达了他和谢子长共同商讨的意见。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任书记，习仲勋、崔田夫、张秀山、马明方、刘志丹、郭洪涛、杨森、张达志、杨琪、霍维德、高岗等任执行委员，崔田夫任组织部长，张秀山任宣传部长，郭洪涛任秘书长。中共西北工委成立后，原陕北特委遂即撤消，原陕北特委所领导的各县委，改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陕甘边特委仍然保留，继续领导陕甘边各县委的工作。

会议同时决定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两个根据地红军和游击队的反“围剿”作战。选举谢子长为西北军委主席（因谢子长伤重未到任，实际上由刘志丹同志负责全盘工作），①刘志丹为副主席，谢子长、刘志丹、杨森、杨琪、张秀山、张达志、王世泰、贺晋年、刘范、马义（原名白炳炘）、高岗等为委员。②

周家崄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刘志丹、谢子长提出的关于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作战方针和战略战术原则的建议，通过了土地革命的政策和策略、抗日反帝工作政策和策略方针等等。统一了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行动。周家睑会议作出的上述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它使红军主力形成了拳头，从组织上统一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党的领导工作和红军指挥工作，对后来粉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和土地革命蓬勃的深入开展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组建和反“围剿”动员令的发布

西北军委根据周家崄会议精神，确定集中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主力，组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集中兵力打击和消灭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打通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联系，使两个根据地联成一片。

按照这一计划，2月18日，刘志丹起草并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动员令》（简称《反“围剿”动员令》）和调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主力北上陕北作战的命令。

《反“围剿”动员令》首先分析了反“围剿”战争的形势，指出了为粉碎敌人的大规模的“围剿”，红军必须集中主力首先打击被根据地包围的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对其他敌军暂时采用地方红军游击队袭扰、牵制的策略，并在敌人后方组织群众，开辟敌后根据地，形成农村包围城镇敌军据点的态势，粉碎敌军的第二次“围剿”。

《反“围剿”动员令》指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由西北军委直接指挥，消灭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扩大陕北苏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骑兵团沿咸榆公路出击韩城，宜川、邰阳一带，牵制南线敌四十二师，开展游击战争，歼灭分散、孤立之敌，发动群众，开辟新的根据地。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一团、第二团配合南梁根据地中心区和陕甘边南区的游击队、赤卫军，坚持当地斗争，动员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和敌六十一师杨步飞部的行动，巩固并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壮大红色武装力量。

为了有效地领导地方红军游击队的对敌斗争，《反“围剿”动员令》规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军委会，由刘景范任主席，统辖陕甘边南梁苏区和陕甘边南区的各游击队和军事建设工作；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军委会，马义（原名白炳炘）任主席，统辖陕北苏区清涧、绥德、佳县、吴堡地区的地方红军游击队和军事建设工作。陕北苏区各地方红军游击队，集中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纵队。各纵队的基本任务是：

第一纵队以米脂西区、横山南区为依托，向北面的神府地区发展；

第二、第五纵队坚持绥德、清涧东区、吴堡、佳县地区的斗争，沿黄河西岸向北面的神府方向发展；

第三纵队依托吴旗地区，向靖边、安边以北的地区发展；

第四纵队依托安塞北区，向延河南岸发展，完成对延安、安塞县城的包围态势。

第六纵队依托黄河西岸的清（涧）绥（德）、清（涧）延（川）根据地，相机东渡黄河，袭扰晋军七十一师，同时，组建秘密据点和联络站，为开展山西根据地创造条件，在黄河西岸袭扰驻定仙墕、枣林坪的晋军据点，伏击其小股部队，牵制敌军的行动；

第七纵队依托延川南区，延长北区，向延长南区、宜川方向发展，开辟拓展新的根据地，并对延长县城、宜川县城采取包围的态势；各纵队对已经包围的各城镇据点，加紧袭扰，消灭其小股外出抢劫烧杀的敌军，配合主力红军兵团的反“围剿”作战。

各地方红军游击队必须在袭扰敌军的同时，积极开展动员群众的工作，公开或机密地组织贫农会、赤卫军、少先队、妇女会，协同地方政府开展土地革命，分配土地，开辟红色村庄，扩大新的根据地。

《反“围剿”动员令》指出，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陕北作战后，敌三十五师、敌四十二师、敌六十一师将会联合对陕甘边南梁根据地发动疯狂的进攻，陕甘边地区的斗争环境将会十分残酷。必要时，陕甘边根据地的党政领导机构和群众团体机构可以转移到陕甘边东区洛河川一带，继续坚持战斗。

动员令最后要求，红军、游击队干部战士、赤卫军、少先队员，务必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定树立积极战斗、不怕牺牲、中华民族必定解放、人民生活必定改善、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执行严格的军事纪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反对散漫作风和无组织无纪律的习气，认真履行党交给自己的神圣任务。

《反“围剿”动员令》发布后，陕甘边红军主力、地方游击队和党政组织，都进行了认真的传达和动员。在当时，《反“围剿”动员令》是绝密文件，传达范围只限于各师、团党委、各军委会党委、备纵队党委，并要求了解任务后自行焚毁，不许保存。根据《反“围剿”动员令》的精神，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立即进行了兵力部署，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开赴陕北，与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组成西北主力红军兵团，消灭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扩大陕北苏区。

第二，红四十二师骑兵团，配合各游击队南下韩城、邰阳、白水、蒲城一线，袭击敌四十二师冯钦哉部的后方，相机打击甘泉、宜君之敌，并在甘泉、宜君地区开辟新苏区。

第三，红四十二师第一团在陕甘边南区一带坚持斗争，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并保持与南梁中心区的联系。

第四，红四十二师第二团摆脱敌人的“围剿”，开辟庆阳、环县、定边、靖边根据地，向三边发展。必要时，放弃南梁，转移至洛河川夏寺湾一带开辟中心苏区，南梁地区由地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

就在反“围剿”部署刚刚下达，反“围剿”斗争即将展开的关键时刻，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以及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的创建者之一的谢子长，终因伤势严重恶化，于1935年2月21日逝世。谢子长的逝世是西北红军和西北人民的重大损失。为了纪念谢子长，党决定将他的故乡定安县（当时叫赤源县）改名为子长县，并修建了子长陵园，永志纪念。在当时，为了防止敌人乘机袭击，避免影响根据地军民的斗争热情，西北工委对谢子长的逝世暂时绝对保密，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家属和战友不穿孝服，不戴黑纱，行文布告中也仍签署谢子长的职衔姓名。保密活动一直到5月上旬，红军攻占了安定县城和延川县永坪镇以后，才逐渐解密。

1935年3月，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在庆阳城壕川地区，对敌三十五师予以迎头痛击，一举攻入敌三十五师的前沿阵地，重创敌军，然后突然离开南梁，挥师陕北。4月15日，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到达陕北安定县李家岔、黄家峁一带，受到陕北苏区人民的热烈欢迎。红二十六军主力所到之处，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杀猪宰羊，犒劳红军、赤卫军，少先队站岗放哨，作向导，传递情报；妇女缝补衣服，做鞋袜，看护伤病员。陕北人民的拥军热情使红二十六军指战员深受感动，纷纷表示杀敌的决心，要积极勇敢地作战，消灭更多的敌军，来报答陕北人民的期望。

在刘志丹的直接领导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义勇军及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经靖边进军横山。4月22日于横山寺儿畔歼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一个精锐连，大大鼓舞了陕北苏区军民的反“围剿”斗争的热情。

1935年5月1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与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在赤源县白庙岔胜利会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会师时，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兵力近1000人，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第一、二、三团共有兵力1250余人。两部共2100余人，长短1500余支，轻机枪四挺。当天举行会师大会，周围几十里的赤卫军和群众都赶来参加大会。刘志丹在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他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了反“围剿”的方针和政策。各部队的代表也在会上讲话，表示了互相学习，团结友谊，协同作战的决心。会场始终洋溢着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军民之间的亲密团结、互助友爱的热烈气氛。会后，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各部队都进行了深入的政治教育和战斗动员，鼓足了士气，增强了反“围剿”的战斗力。5月20日，西北军委颁布了军事纪律、政治纪律、战勤动员条例及其处决土豪劣绅的法规，使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两支主力部队有了统一的纪律和法规，保障了反“围剿”作战步调的统一。这时，西北军委根据周家崄会议的决定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白鉴任政治部主任，黄子文任秘书长，朱子休任参谋长。红八十四师司令部就作为前敌指挥部的参谋部。下辖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统一指挥陕甘边、陕北红军主力和游击队。前敌总指挥部的成立，使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有了统一的作战指挥机构，保证了反“围剿”作战的顺利进行。

三、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一部及地方红军游击队在陕甘边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1935年1月15日，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率先发起了向陕甘边苏区的进攻。敌军由宁夏出发，兵分两路：一路经中卫、环县、曲子进抵悦乐；另一路经固原、西峰、庆阳进驻六寸塬。2月21日，敌占领了庆阳、新堡、悦乐、元城、柔远城子等地。敌人采取了“堡垒”战术，在到达悦乐后，一面强迫群众移民并村，建立“战略村”，企图割断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一面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修筑碉堡，仅在新堡、悦乐、五蛟、柔远、白豹等地就修筑碉堡35座。在敌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朱志清、副总指挥梅生贵率领第二路游击区各游击队、赤卫军用疑兵之计，迷惑打击敌人，他们在老爷岭的山头搭起了许多毛毡帐蓬，在密林中升起了许多红旗。白天，游击队高举红旗到处游击，夜晚，漫山遍野点燃篝火，并派出小股部队不断骚扰敌军，造成了主力红军在老爷岭一带据险抵抗的假象，迫使敌军在老爷岭以西地区滞留了一个多月，从而有力地掩护了红军主力部的战略行动。

按照既定的作战部署，红四十二师第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骑兵团向东挺进，迎击由宜君、中部、鄜县、甘泉等地区向根据地进犯的敌四十二师冯钦哉部，歼敌两个排。后因敌军密集，无法捕捉战机，遂回师陇东，迎击进犯陇东之敌。3月下旬，骑兵团经元城川南下奔袭；消灭了进犯五蛟的敌骑兵部队两个排，歼敌50余人。

在此前后，红二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发起了田崾岘战斗。当时，敌三十五师一0五旅马殿邦团占领了悦乐后，以一个营的兵力防守田崾岘。敌军进占后，一面强迫群众集中，建立“战略村”，一面选择有利地形，修工事筑碉堡，准备在摸清红军虚实后，向南梁发动进攻，在未摸清红军主力部署之前，固守悦乐。驻守在田崾岘的敌军以一个连的兵力控制附近的制高点，并在上面修筑了大量工事。根据敌军的兵力部署情况，红二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决定进攻田崾岘据点的敌军。红军部队兵分三路：红二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南梁政府保卫大队担任主攻，从正面直插田崾岘制高点，合水游击队、庆阳游击队从两翼左右夹击，对制高点上的敌军实施迂回包围，并阻击来援之敌。拂晓，战斗打响，红二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向敌军发起猛攻，敌军猝不及防，从梦中惊醒，仓促应战，经半小时激战，红军将敌制高点上的敌军一个连全部歼灭。在附近的敌营部和另外两个连慌忙赶去增援，被合水游击队、庆阳游击队阻击而无法前进。红二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及政府保卫大队在歼灭了制高点的敌人之后，乘胜追击，与合水游击队、庆阳游击队配合，从三面包围敌军。敌军见三面被围，处境孤立，怕遭全歼，慌忙且战且退，仓皇逃回了悦乐。这次战斗打得干脆漂亮，歼敌1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

在红二团等部队取得田崾岘战斗胜利后，红三团、骑兵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又发起了“六寸塬战斗”。

当时，红四十二师接到合水游击队报告，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一0五旅冶成章部的一个营进驻合水县六寸塬，修筑工事设营扎寨，杨森和张秀山（谢子长负伤后，师政委由张秀山担任）决定，趁敌立足未稳之机，奔袭歼灭之。

六寸塬是一个沟壑纵横的小土原，有很多小山包，形成一道山梁。敌人在山梁上修了很多工事，并设置鹿岩，上挂手榴弹，以防红军偷袭。

红军经长途行军，于4月3日凌晨到达六寸塬山梁下的村子附近。拂晓前，西北抗日义勇军首先攻进村子，歼敌20余人，缴枪20余支。天亮后，开始向山梁上的敌军阵地发起进攻。

敌军听见沟下枪响，立即进入阵地，凭借有利地形和工事，拚命进行抵抗。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三团一、二连和西北抗日义勇军，由东南面向山梁上发起多次冲锋，均被敌军火力阻止，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中午12点多钟。当红三团一、二连再次攻到敌人阵地前沿时，骑兵团突然由左面的山梁上向敌人阵地冲锋，但被敌人密集的火力阻止。骑兵团伤亡很大，团长赵国卿同志负重伤，在这种情况下骑兵团被迫后撤。在撤退时，红三团一、二连的步兵队伍被冲乱。此时，敌一〇五旅赶到，趁机反攻。红三团一、二连和西北抗日义勇军遂主动撤退。在撤退途中，红三团团长王世泰受伤，六寸塬战斗遂告失利。

六寸塬战斗的失利，主要原因：一是敌情不清楚，二是步骑配合不协调，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这些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应当认真吸取。

六寸塬战斗后，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由张秀山率领开赴陕北，参加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陕北地区的作战。骑兵团、红一团、红二团和各路游击队，由杨森指挥，坚持陕甘边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4月14日，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在得悉红军主力已撤离南梁，转兵陕北的消息后，恼羞成怒，于是倾巢出动，占领了南梁根据地的中心区二将川、荔园堡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寨子湾，并紧紧追击刚刚转移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机关。4月16日，敌军在豹子川、白沙川的交汇处张岔沟将习仲勋率领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机关包围。在这危急关头，习仲勋等临危不惧，沉着地指挥保卫大队和赤卫军掩护政府机关转移。赤卫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梅生贵奉命阻击敌军，在只剩下自己一人的时候，还英勇地击退了敌军的四次冲锋，掩护了政府机关，使习仲勋等领导人安全脱险，可是梅生贵本人终因伤重被俘，壮烈牺牲。

此后，习仲勋率政府保卫大队、赤卫军和机关工作人员，连续拚杀，又突破敌军的三次包围，转移到陕甘边东区洛河川的石峁湾。二十多天后，敌军又尾追而来，习仲勋又率领陕甘边党政机关转移到洛河川的阎家湾。6月上旬，陕甘边党政机关迁至洛河川夏寺湾，从此以后，夏寺湾就成了陕甘边苏区的中心地区。

敌三十五师侵入南梁根据地后，根据地人民在游击队的带领下，坚壁清野，将粮食、灶具掩埋转移，把牛羊赶进山里隐藏起来，敌人找不到粮食，做饭又没有锅，就四处搜山，烧山，向山林开枪。一些群众不得不返回家里。敌人又对群众严刑拷打，企图从群众口中得到苏维埃政府的去向。南梁人民一心向着红军，向着苏维埃政府，始终坚持革命的气节。敌人在坚强的人民面前终究还是一无所获。气急败坏的敌人为了彻底摧毁根据地，实行法西斯的保甲制度，将南梁中心区的南梁堡、小沟门、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的房屋全部烧毁，所有的村庄变成了一片废墟，南梁人民又遭受了一场浩劫。

国民党反动派在摧毁根据地的同时，还网罗地主“还乡团”对人民实行反攻倒算。这些地头蛇，由于情况熟悉，对革命有着刻骨的仇恨，对人民的残害更恶毒。他们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红军干部战士伤病员。骑兵团长赵国卿在六寸塬战斗中受伤，因伤势严重，不能行动，被安置在南梁附近的森林里，后被敌人搜山捕去，壮烈牺牲。“还乡团”的反革命报复活动，残暴之极，加重了根据地的灾难。

在极端恶劣的形势下，南梁地区的游击队、赤卫军战士，除跟随主力红军转战陕北，迂回外线外，都转入地下秘密活动，侦察敌情，积极打击敌人，骚扰敌人，使敌人一夜数惊，疲于奔命。奉命坚持陕甘边苏区斗争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骑兵团、红一团、红二团纵横驰骋在陕甘边苏区的广大地区，牵制和打击敌军三个师的兵力，占敌军投入“围剿”作战总兵力的60％以上，有力地袭扰了西线、南线、西南线三个方面的敌军的“围剿”行动。

根据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指示，红二十六军骑兵团由夏寺湾调往宜川、甘泉一带活动。5月21日，红二十六军骑兵团在宜川的屯石崾岘歼灭敌民团武装160余人。然后北上临镇。此时，西北前敌总指挥部命令骑兵团开赴延长作战，当骑兵团到达延长时，战斗已经胜利结束，西北前敌总指挥部遂将缴获的170余匹战马补充给绮兵团，扩建了第四连。此时骑兵团已拥有兵力500余人，战马500余匹。此后，骑兵团配合红一团又分别到宜川、鄜县、澄城、邰阳、宜君、中部一带开展游击活动，扫荡了观音堂、芝川、甘井镇、咎村等50余个反动民团据点，打土豪，分粮食，摧毁反动政权，又开辟了洛川、中部、宜君游击区，控制了咸榆大道，切断了敌军的交通运输线，牵制了南线敌四十二师冯钦哉部的进攻，有力地配合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作战。7月，骑兵团在完成任务后，又回到夏寺湾地区。

红二十六军第一团在黄子文、张文华率领下，进军宜君、中部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随后红一团退回陕甘边南区，配合第三路游击区的各游击队，以正宁湫头塬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3月，国民党军驻底庙的一个骑兵连进犯下南坡头，新正四支队阻击失利。红一团闻讯迎战，毙敌数人，余敌溃退。4月，回民支队在龙嘴子一带设伏袭击敌军一个骑兵连，俘敌连长以下7人，缴获步枪6支，机枪一挺。4月1日，红二十六军第一团和宁县三支队开赴宁县金村塬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当红一团由瓦扇子行军到金村庙附近，得知金村庙已驻扎敌三十五师马培清骑兵团。红一团立即向湘乐川转移。敌三十五师骑兵团倾巢出动，穷追不舍。当红一团由湘乐川北上盘克塬时，在半坡受到优势敌人前后夹击。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红一团二连连长张治怀率领全连战士抢占盘克塬的一个高地，凭借有利地形阻击敌军，掩护主力突围。在二连的有力掩护下，团部及一连、先锋连、宁县三支队安全突围。但二连却陷入了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二连顽强抵抗，战斗从上午11时进行到下午3时，打退了敌军多次强攻，击毙敌补充营副营长以下10人。但终因众寡悬殊，难以在白天突围。于是，二连决定用缓兵之计迷惑敌军。“此时，红军阵地上走出一个人，经骑兵团长马培清询明，他本人是龙嘴子的回民，参加了红军。他们部队的番号是红一团，要求不要进攻，可商议缴械投降。……不久，日落天黑，尚不见红军出降，于是乘夜幕降临又发动攻击，红军已开始突围，突出高地，跳崖而走，战斗不久即行结束。此役骑兵团伤亡官兵10余人，红军方面，除阵亡者外，被俘30余人，内中一部分人要求回家，在金村庙就地释放了。尚有在湫头塬被红军俘去三十五师二0八团二营列兵数人，送回了原营，余下20来人，一半送交师部，一半留骑兵团编为一班。这班人直到北上的中央红军在阜城战役中打垮了伪三十五师，仍归向红军去了。”①

金村庙战斗，红一团损失严重，团长陈国栋负重伤，二连长张怀治等30余人壮烈牺牲，20余人被俘。但这次战斗表现了红一团这支新组建的红军部队顽强作战、不怕牺牲的品格和优秀的政治素质。红一团突围后，转移到九岘塬桃树庄一带休整补充。战后第四天，宁县三支队指挥员刘永培受党组织派遣从小石崖前往金村庙一带收容失散和受伤的红军战士，失散的战士陆续回到红军部队，被俘的红军战士也最终返回红军的怀抱，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

根据西北军委的命令，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坚持在陕甘边苏区的西北部和东北部开展游击活动。4月21日，红二团在杨青川伏击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警三团一个骑兵连，全歼敌军，并将缴获的战马扩建了一个骑兵排。5月20日，又在保安县顺宁川和安塞川的五城镇，全歼敌民团100余人。接着北上定边，深入敌八十六师的后方地区活动，摧毁了张廷祥匪部设在韩家集的一个修械所，扫荡了敌人的保甲政权，逼迫张廷芝、张廷祥匪部撤回其靖边、安边老巢。然后，红二团又挥师南下，奔袭驻守吴旗镇之敌民团，解放了吴旗镇。红二团在两个来月的游击活动中，粉碎了敌八十六师警三团对保安苏区的“围剿”，开辟定边以东靖边以西、以北的大片游击根据地。6月，红二团奉西北军委的命令，参加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作战序列，北上靖边作战。

在红二十六军部分主力部队坚持在陕甘边苏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南梁中心区的地方红军武装也不畏强暴，积极开展对敌斗争。3月，庆阳游击队大部编入红四十二师第三团，随主力北上陕北，剩余人员在元城进行整编。王宝珊任庆阳游击队政委，下辖环县、镇原、定边3个游击队。整编后，庆阳游击队时而集中，时而分散，灵活多样地开展斗争，部队得到很快发展，达到100余人。4月中旬，庆阳游击队突破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的包围后，在麻地台又一次进行整编，正式成立庆北游击队，下辖两个大队，7个分队。庆北游击队成立后奉命在保安、吴旗、定边、靖边一带开展游击活动。8月，李培福联络失散的老游击队员李树林、田生弟等十二人，以此为骨干，在二将川一带重新组织起庆华游击队，共60余人。庆华游击队在南梁地区打击敌人，发动群众，恢复红色政权。此时，红二十五军长征来到陇东泾川一带，敌三十五师前去阻击，南梁中心区一带敌人大部撤离，李培福，李树林等人加紧南梁根据地的恢复工作，先后恢复了温台区、柔远区、城壕区、白豹区的红色政权。9月，恢复建立了庆北办事处，这时；南梁根据地中心区基本上得到了恢复。1935年9月下旬，华池战区成立。华池战区管辖原庆北县和华池县的红色政权。在华池战区的领导下，南梁根据地人民拆碉堡、平战壕，重建家园，迅速消除战争创伤，各区、乡、村的红色政权都逐步恢复和建立。南梁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四、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反“围剿”作战行动

（一）杨家园战斗和马家坪战斗的胜利，安定县城的解放

当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一团、第二团、骑兵团及地方红军游击队坚持在陕甘边苏区牵制和打击南线、西线、西南线“进剿”的敌军主力的时候，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与陕北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组成的西北红军主力兵团集中兵力，横扫陕北战场的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连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4月下旬，敌八十四师和八十六师各一部向陕北苏区发动“围剿”，敌人步步进逼，修寨筑碉，向苏区中心区实施向心挤压。4月30日，敌八十四师一个营进驻清涧县与安定县之间的杨家园，修筑碉堡，建立据点，妄图在根据地中心区楔入久扎。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和刘志丹决心乘敌立足未稳，歼灭强敌。

5月7日拂晓，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分三路，向杨家园据点的敌军发起攻击。一路以红二十六军西北抗日义勇军为主攻部队，从蜜蜂峪出发，向玉皇峁进攻，夺取制高点。一路是红二十七军第一团，从魏家岔出发向杨家园西街据点进攻。一路是红二十七军第二团从冯家岔出发向杨家园东街据点进攻。当红二十六军西北抗日义勇军接近玉皇峁寨时，发现寨墙很高，不好攀登，地形又狭窄，兵力无法展开，不宜强攻。刘志丹毅然下令，撤消进攻计划，部队退回原地待命。

这时，杨家园之敌发现了红军的行动，当各路红军撤退时，敌自恃兵力多，装备好，气焰嚣张，竟然兵分两路尾随追击红军。一路向红二十六军西北抗日义勇军追击；一瞬间红二十七军第一团追击。红二十七军第一团边阻击，边撤退，退至吴家寨一带。这时，赤卫军报告，安定县瓦窑堡驻敌一个连前来增援杨家园敌军，正向吴家寨前进。红二十七军第一团一面将敌情上报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一面将部队埋伏于铺口上。8时许，敌军增援部队进入红军埋伏圈。红军指挥员一声令下，全团战士如猛虎下山，立刻将敌前卫排全歼，敌后续部队吓得调头逃跑。红军战士乘胜直追，在张家峁一带将敌全歼，俘敌100余人，缴获步枪90余支，轻机枪9挺。

此时杨家园的敌军已追至吴家寨，并于10时左右进占吴家寨及其后山制高点。红二十七军第一团立刻向吴家寨及其后山发起冲击，敌军见势不妙，抢占白家园后山老虎坞，并在园峁高地，修筑工事，企图依山顽抗。这时敌军已脱离杨家园据点的工事依托，处于野战状态。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立即命令各红军部队围歼顽敌。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抢占如天山、大小坞山制高点，然后分左右两路向老虎坞发动钳形攻势。西北抗日义勇军奋勇冲锋，越战越勇，手榴弹打光了，就捡起敌人未及揭盖甩来的手榴弹，“回敬”给敌军，一连甩回了30多枚，攻入了敌阵地。红二十六军第三团也以迅猛果断的战术，攻占敌前沿阵地。敌抵抗不住，被迫退至园峁高地。此刻，红二十七军第一团、第三团也从侧翼击敌背后，遂将敌压入沟底全歼。杨家园战斗胜利结束。此役红军毙伤俘敌500余人，缴获骑、步枪500余支，轻机枪27挺。

5月7日，敌八十四师一个营兵力护送400余驮军用物资及军官家属，由绥德经清涧前往安定县瓦窑堡。清涧城地下党组织得到敌情报告后，立即通过赤卫军报告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由于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尚在进行杨家园战斗，暂时无法前往歼敌，前敌总指挥部决定，先以地方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对敌实施包围，待主力红军赶到后，再歼灭这股顽敌。

7日中午12时，当该敌进至马家坪时，立刻陷入陕北游击队九支队、秀延县武工队及万余名赤卫军、少先队的包围之中，敌前卫班12人当即被歼。敌军不知虚实，见红军来势凶猛，慌忙在马家坪卸下辎重，占领有利地形构筑工事进行防御抵抗。8日，敌先后向西、向东突围，均被九支队，秀延县武工队击退，9日，刘志丹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赶到，立即发起围歼战。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向马家坪北面的东山梁发起冲击；西北抗日义勇军从单头村由西向东，侧击马家坪之敌，红二十七军第一团向马家坪南面的西山梁冲去；红二十七军第二团从秋峪沟由东向西，侧击马家坪之敌。陕北游击队九支队和赤卫军布下天罗地网，等待捕捉溃散之兵。红军主力兵团以泰山压顶之势，从四面八方向敌发起总攻，经两个小时的激战，全歼敌军。马家坪战斗共歼敌正规军500余人、“铲共义勇军”及地主民团100余人，缴获长短枪450支，轻机枪27挺，八二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单军衣2000余套，银币20000余元，医疗器械8驮（16大箱）及其他军用物资一批。

杨家园战斗和马家坪战斗的连续胜利，打开了陕北反“围剿”斗争的新局面。这两次战斗，共计歼敌八十四师两个营又一个连，俘敌近干人，缴获步枪千余支，轻重机枪56挺，迫击炮两门，给敌以沉重的打击，使其收缩据点，不敢小股出扰。5月10日，敌安定县城和延川永坪镇的守军在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强大威力的震慑下，弃城而逃。红军乘胜前进，解放安定县城。这是西北红军解放的第一座县城。

杨家园和马家坪战斗的胜利，是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游击队和赤卫军、武工队等多层次武装力量体系联合作战的模范战例。战前，根据地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家家户户磨白面，碾小米，做豆腐，准备蔬菜，杀猪宰羊。男女老少人背、驴驮，川流不息地把军粮、猪肉、鸡蛋、蔬菜送到红军部队。干部、赤卫军、游击队员还分头给红军带路，侦察敌情，广大人民群众严格保守军事秘密，侦察敌情，严密封锁消息，造成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良好条件。战斗中，赤卫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踊跃参战，救护伤员，送水送饭，打扫战场，不惜大批人力、物力，甚至生命，全力支援反“围剿”战斗。

5月10日，中共西北工委在秀延县玉家湾举行会议，决定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向南出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并要求在5月底打通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的联系，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5月10日下午，陕北苏区苏维埃政府召开祝捷大会，西红军主力兵团、游击队、赤卫军及万余名根据地群众参加大会。红军将缴获的数十挺轻重机枪，数门追击炮和大批的步枪整齐地摆放在会场，与会群众欢声雷动，掌声阵阵。轻重机枪朝空中齐射致意后，20名红军司号员齐吹奏凯旋号谱。大会在群众欢呼声中宣布开始。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在会上作了战斗胜利的总结报告，并进行了战斗动员。刘志丹在讲话中，号召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游击队、赤卫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发扬优良作风，戒骄戒躁，扬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争取更大的胜利。

（二）解放延长、延川县城的战斗

5月中旬，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从秀延县的玉家湾、黄家川、王家沟一带出发，东进至清涧县无定河边一带地区。5月20日，红军以长途奔袭战术，全歼驻守清涧县张家圪的敌八十四师一个连。驻苏家岩的敌军听到枪声后，立即派一个连前来增援，也被大部歼灭。此战，红军歼敌17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余支，轻机枪16挺。战后，前敌总指挥部决定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夺取延长县城。5月22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转移至清涧店子沟地区，制造攻击清涧和绥德县城的假象，造成了敌人的错觉和失误。红军则隐蔽行动，星夜南下。25日，红军到达延川县大连沟地区，立即封锁消息，隐蔽待机。

此刻延长县城守敌仅有敌八十四师一个直属骑兵连，约140余人，170余匹战马，另外尚有延长县民团200余人，敌县警察队和矿警队80余人，合计敌人兵力共约450余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2100余人，敌我力量对比为一比四，红军占绝对优势。但红军无重炮和工兵部队，如果敌军凭借严密的城防工事进行抵抗，则会造成红军攻城的极大困难。

为了削弱敌人的城防力量，前敌总指挥部决定，利用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行动尚未被敌觉察的有利条件，以小股部队和地方红军游击队骚扰敌军，诱敌出城，在野战中歼灭敌军，扬我之长，攻敌之短。5月25日，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二十七军第三团三连协同陕北游击队第七纵队（即六支队、十七支队），骚扰敌军，规定不准打机枪，防敌发现红军主力的行动意图。在敌军出城追击时，立即撤退，将敌引诱到预定地区加以歼灭。当晚，陕北游击队第七纵队和三连昼夜急行军到达距延长县城二、三十里的东北塬上，打土豪，分浮财，虚张声势。27日晚，敌果然中计，延长县民团团总李鸣吾得到红军游击队活动的消息后，立即率领民团武装130余人星夜出城，向红军小股部队猛扑过来。我诱敌部队伪装抵抗不住，且战且退，一直将民团武装拖至距延长县城近百里的茹子腰一带，与敌继续对峙。

这时，前敌总指挥部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于28日秘密运动至距延长县城七十里的交口镇、拓家川一带，进行偷袭攻城的准备工作。29日夜间，西北红军主力兵团隐蔽运动至延长城下。30日凌晨4时，攻城作战开始。刘志丹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西北抗日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第一团作为主攻部队首先开始登城行动。当西北抗日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第一团登上东北城墙时，守敌还在酣睡，红军一举歼灭制高点的大墩山碉堡的守敌。尔后，西北抗日义勇军沿西城墙运动，跳入城内，直扑敌骑兵连，经过激战，将敌全歼，生俘敌骑兵连长。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也攻占西山寨，歼灭了附近的矿警队，夺取了西城门，控制了西城楼。与此同时，红二十七军第一团也沿东城墙而下，攻占东门，控制城门楼，又攻入了敌县政府。早晨7时许，全城守敌被全歼。前敌总指挥部遂即入城指挥部队，延长县城宣告解放。

5月30日中午12时，敌延长县民团团总李鸣吾带领民团武装慌忙返回延长县城。红军主力前后夹击，当场击毙李鸣吾，全歼敌民团武装。延长战斗遂告胜利结束。此战，红军歼灭敌军450余人，毙敌民团团总李鸣吾，生俘敌延长县长和骑兵连长，缴获长短枪支400余支，轻重机枪15挺，无线电台一部，战马170余匹，银币15万元，还有大批军用物资。战后，前敌总指挥部将战马全部补充到红二十六军骑兵团。

延长县城解放后，刘志丹任命贺晋年为延长县城警备司令部司令员。警备司令部的工作任务是：维护好社会秩序；查获地方恶霸、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宣传党的政策，维护红军的军纪，纠察违纪行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城内休整数日，军纪严明，秩序井然，群众热烈拥护红军，体现出军民之间的鱼水情谊。此后，中共延长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进城办公，延长县城面貌焕然一新。

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攻克延长县城的作战行动，极大地震慑了敌人。在红军的强大声威压力下，延长县甘谷驿民团、安河渠民团先后缴械投降，延长县城均获解放。此时，地处安定、延长、清涧之间的延川县城守敌完全陷入孤立境地。6月1日，延川县城守敌八十四师一个营及地主民团，惧遭歼灭，慌忙弃城而逃，退往清涧县城。红军乘胜前进，解放延川。此时，延川县境内的敌军据点全被拔除，延川县全境亦全部解放。

（三）解放安塞、靖边、保安县城的战斗

延长、延川县城解放后，前敌总指挥部按照打通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联系，使两块苏区连成一片的既定方针，决心拔除两块苏区之间的敌军据点。为此，制定了先打甘泉县城，后打安塞县城，孤立延安城敌军的作战计划。

6月4日，前敌总指挥部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由延长县城出发，昼夜兼程南下，奔袭甘泉县城。甘泉守敌四十二师一个营已知悉红军解放延长、延川县城的消息，于是加紧戒备，严密防守。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赶到甘泉时，发现敌军戒备森严，偷袭计划无法实现，且难以捕捉战机。刘志丹立即改变计划，沿洛河川西进，到陕甘边中心区苏区的夏寺湾一带休整补充，待机破敌。

6月10日，刘志丹为了牵制和迷惑延安守敌，以便乘棚攻占安塞县城，又采用声东击西战术，命令陕北游击队第四纵队（由第十一、第十八支队组成）和延安县赤卫军、少先：队包围距延安三十里的高桥镇民团据点。敌负隅顽抗。6月15日，刘志丹命令红二十七军第一团参加战斗，并阻击敌援军。在主力红军的强大攻势下，高桥镇民团被迫缴械投降。红二十七军第一团还击溃了延安民团的增援部队，击毙延安民团团总李汉华。红二十七军第一团和陕北游击队第四纵队、赤卫军在延安附近的行动迷惑了延安的敌人，使延安的敌军不敢轻举妄动，从而有力地配合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攻击安塞县城的作战行动。

6月13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围攻敌安塞县城兴隆寨。该城三面环沟，一面靠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战斗开始后，红二十六军第三团担任主攻。红二十七军第二团挖地道爆破。当天红军炸开城墙，攻进城内，歼敌200余人，缴枪100余支。红军还俘获敌新旧两任县长，缴获了全部敌伪公文档案，官方印信，胜利地解放了安塞县城，这是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解放的第四个县城。

6月17日，前敌总指挥部下令拔除安塞县境内敌人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李家塌据点。

李家塌，位于两条山沟汇合处的一个山角上，西、南二面是悬崖峭壁，攀登十分困难，北面一道细山梁连山，被敌人挖掘深沟切断，宽陡不能攀越。进出据点只有东面一道寨门。该据点控制着陕甘边苏区与陕北苏区之间的必经之路，附近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及其家属2000余人麇集于据点之中，经常外出烧杀抢掠，为非作歹，捕杀苏区群众，闹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对根据地建设的危害尤为严重。由于敌人顽固不化，据险顽抗，红二十七军第一团担任主攻，多次轮番进攻，均未能奏效。

6月22日，刘志丹亲临前沿阵地，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地形，发现在寨子南面悬崖上有一条经风雨冲刷形成的陡石峡槽，两腿左右脚移攀登，可以爬上山寨。在悬崖峭壁之上，敌人防御薄弱，守备松驰，爬上去后，可出敌不意，抢占寨子南角。然后向东门进攻，打开寨门，使主攻部队进寨。刘志丹经过周密观察，决心已定，立即命令组织突击队攀登石峡槽。红二十六军的西北抗日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第二团用二十挺机枪支援掩护，红二十七军第一团继续在东门佯攻，当突击队打开寨门后，再由佯攻改为强攻。

下午2时，红军在东门和北山梁，齐吹冲锋号，并向敌发起佯攻，敌慌忙还击。在佯攻部队的策应下，贺晋年率领三十七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奋勇攀登南面悬崖上的石峡槽。当突击队攀上岩边，距寨墙还有二、三十米时，被敌发现，敌军立即向红军突击队投掷手榴弹，正当危急时刻，西北抗日义勇军的轻机枪一齐开火，压制了敌人，掩护了突击队进寨。据点内的敌人见红军从天而降，慌乱不堪，但丧心病狂的敌人困兽犹斗，垂死挣扎，又嚎叫着向红军突击队扑来。红军突击队与这伙凶悍的亡命之徒展开了白刃格斗，经过激烈拚杀，敌人狼狈而逃。红军突击队抢占南角后，向东门发起猛攻。这时，敌人又将其预备队投入战斗，企图消灭红军突击队，西北抗日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第一团的几十挺机枪一起射击，组成一道密集的火力网，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反冲击，在红军掩护部队强大火力的有力掩护下，红军突击队虽然人人负伤，但终于夺取了寨子东门，并将寨门打开。主攻部队勇猛地冲入寨中。这时，敌军仍不甘心失败，拚命地顽抗和格斗。红军主力猛冲猛杀，与敌军展开短兵相接的搏斗。激战一直持续到下午7时，红军全歼李家塌寨子据点的守敌，有几个顽敌跳崖摔死，敌人无一露网。此战，红军歼灭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和民团武装400余人，缴获长短枪200余支。

6月23日，红军在李家塌村的大柳树下，设立临时法庭。刘志丹亲自宣判，将捕捉到的民团团总唐海燕等几个罪大恶极的反动骨干分子处以死刑，立即执行。群众大快，拍手叫好。

李家塌战斗是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进行的一次异常激烈的战斗。这次战斗，表现了红军部队英勇坚强的作风和敢打硬仗的精神，也表现了刘志丹高超的指挥艺术。这次战斗后，安塞境内各据点的敌军闻风披靡。陕甘边安塞游击队和陕北游击队第四纵队扫荡残敌，安塞全境均获解放。至此，陕北苏区和陕甘边苏区完全连成一片。这时，虽然在西北革命根据地之中，①尚有延安、甘泉两个敌军据点，但都处于农村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少年先锋队的层层包围之中。为了统一指挥围困延安、甘泉两城敌军的斗争，陕甘边军委会组建了延安、甘泉围城总指挥部，部署了对延安、甘泉守敌的围困和袭扰工作。两城的敌军在地方红军游击队连续打击下，再也不敢以连为单位远离城镇据点行动。各据点之间来往，只能以营为单位进行，以连为单位的行动只能在两边指定的会合点相接，并在十分保密中下才能行动。对敌斗争的胜利开展，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的斗志，人人愁眉顿展，家家谈笑欢庆，广大赤卫军、少先队员纷纷赶到部队要求参加红军，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已经由组建时的2100余人，发展到3000余人。全部装备了新式武器，并配备了轻、重机枪和追击炮等火力较强的武器，作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解放安塞战斗的胜利，标志着西北工委在玉家湾会议确定的“打通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联系，使两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战略任务已经胜利完成。在这一阶段战斗中，红军歼灭敌八十四师一部，使敌八十四师丧失了进攻苏区的能力。此后，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转入休整、补充，以便迎接新的战斗。6月下旬，中共西北工委给前敌总指挥部来信指出，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二五六旅旅长高双城派一个团从横山县石湾镇进犯赤源县、秀延县根据地中心区，敌人有袭击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后方机关的迹象，要求前敌总指挥部派主力部队回师保卫。接到来信后，刘志丹立即抽调红二十七军第二团进入石湾镇以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如敌人向我根据地进攻，红二十七军第二团则袭击石湾镇二五六旅高双城旅部，这样即可保卫后方机关。为了保证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力量不受影响，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加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作战序列。这时，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下辖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及红二十七军第一团、第三团，总兵力仍是3000余人。

鉴于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气焰嚣张，不断向根据地发动进攻，前敌总指挥部决定以敌八十六师作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下一阶段作战的打击目标。经过慎重分析和周密考虑，刘志丹和前敌总指挥部决心攻击靖边县城，解除陕北苏区中心区北面的严重威胁，并给敌八十六师以沉重打击。6月下旬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开赴青阳岔、卧牛城进行攻城的准备工作。

靖边县城地处榆林至定边、安边，绥德至三边的交通要道上。从地形上来看，县城略呈四方形，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半山城。无定河弯转曲折地围绕城东、北两面，向北流过。西面紧靠长城，西南面有座“皇府城”，当地人称旧城，早已废弃荒芜。后建的县城，当地人称新城。四周城墙高筑，东、南、北三面开有三道城门，东北角另开一道水门。城西耸立着一座200余米高的山岭，上面筑有寨堡，人称西山寨，寨内面积约为400平方米，高低不平，有座小庙和一些窑洞可以住人。西山寨地势高峻，能控制全城，是兵家必争之地。城内有南北向和东西向的两条大街，在城正中心的钟鼓楼相交汇。南城门、北城门、钟鼓楼、城隍庙等建筑物易守难攻。靖边县城守敌为敌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一个营，下辖三个步兵连，个机炮连，约400余人。营长曲子鹏，号称敌二五六旅高双城部“能征善战”的骁将。该营装备虽然陈旧，但因系当地的老军阀部队，地形熟悉，作战能力较强。此外，还有靖边县民团、安定县外逃民团、靖边县警察队、保安队等地方武装170余人。敌军共有兵力600余人。敌营长曲子鹏为了防御红军的攻击，此时已将部分兵力部署在西城下的西山寨脚下。遇有情况，立即上坡进入西山寨，控制制高点。其余兵力分别部署在北城楼、城隍庙、钟鼓楼、南城门和东门、东南城角，形成了较强的火力网。如遇攻城，即可居高临下进行防御抵抗。从整个城墙情况看，除东南城角的一段破损未来得及修复，可以攀登上城，其余城墙很难攀登。

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有5个团的建制及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共计3000余人，敌我力量对比为一比五，红军占绝对优势。但如不能迅速解决靖边战斗，形成对峙局面，榆林、定边、石湾镇三地的敌军必然会增援靖边，与红军决战，红军就有可能陷入被动地位。为了避免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与敌八十六师在决战中拚消耗，前敌总指挥部决定发挥红军的优势，采取长途奔袭战术，打敌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靖边战斗。

按照前敌总指挥部的作战方针，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于6月28日凌晨2时，隐蔽渡过芦河，进入进攻阵地，集结待命。根据靖边县城的地形和敌军兵力部署情况，前敌总指挥部决定，红二十六军的西北抗日义勇军主攻西山寨，夺取制高点；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第三团由东南城角偷袭登城，得手后向钟鼓楼纵深攻进发展；红二十七军第三团攻打南城门楼；红二十七军第一团为总预备队，并负责阻击可能由宁条梁来援之敌；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部署在城东楼沟嘴，准备阻击横山来援之敌。并规定以西北抗日义勇军攻击西山寨的枪声为各部开始行动的信号。各团不许提前开枪，避免过早惊动敌人，打乱整个部署。

战斗开始后，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第三团和红二十七军第三团、第一团及陕北游击队第五纵队攻击前进，各部均到达指定的位置，等待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枪声信号。不料西北抗日义勇军的向导迷路，错将“皇府城”旧城当成了西山寨，耽误了时间，未能按时首先登上西山寨，因而没有发出战斗信号。红二十六军第三团代理团长吴岱峰（因王世泰在六寸塬战斗中负伤，红三团团长由吴岱峰代理）鉴于天将大亮，再拖延就将丧失偷袭的战机，遂果断下令突击队首先登城，拂晓前攻占了东南城角，俘敌10余人，打开了突破口。随后红二十六军第三团沿城墙向南城门楼发动偷袭，被敌军发现，顿时枪声大作，冲杀声四起。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奋勇前进，夺取了南城门楼，歼灭了守敌。此时，红军立即改变部署由奔袭转为强攻。5时许，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和第二团后续部队从东南城角突破口攻入城内，投入巷战，并夺取东门。在向城中心的钟鼓楼攻击前进时，因地形开阔，敌人火力猛烈，不好隐蔽，前进受阻，部队伤亡很大。早上8时，刘志丹果断命令总预备队红二十七军第一团投入战斗，一团绕至东门突破敌人的防御，粉碎敌人的抵抗。11时，夺取了敌军城隍庙据点，随后兵分两路，一路向钟鼓楼攻击前进，与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第三团形成夹攻态势；一路向北城门楼进攻，夺取敌据点。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在红二十七军第一团一部的配合下，以强大的机枪火力掩护，乘势攻击。敌我在通往钟鼓楼的各条街道上展开了激烈巷战，战斗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经过反复争夺，红二十六军部队攻占钟鼓楼，全歼敌军。此时，西北抗日义勇军也经过激战终于登上西山寨，歼灭了守敌，控制了制高点。红二十七军第一团的一部也攻占了北城门楼。城内大部敌军被歼灭。剩下的顽敌退据祖师庙，负隅顽抗。红军各部发扬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精神，分进合击，向敌发起最后攻击。霎时，枪声密集，杀声动地，红军战士猛冲猛杀，将顽敌杀得溃不成军，敌营长曲子鹏见大势已去，遂即带领几个残兵拚命逃窜，被红军战士紧迫击毙。至此，靖边战斗胜利结束。此次战斗，红军毙伤俘敌营长曲子鹏以下600余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六0迫击炮4门，七五迫击炮2门。同时俘获敌县长、县党部书记长、民团总指挥、警察局长和逃亡恶霸地主等凶恶反动的敌骨干分子100余人。红军将这些反动分子交给中共靖边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处理。

靖边战斗中，由于向导迷路，致使西北抗日义勇军未能按时发出信号，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各部被迫由夜间偷袭转为自昼强攻，部队伤亡较大，红二十六军第三团第一连连长魏四儿和西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大队长王东来等50余名红军战士英勇牺牲，103名战士负伤，送后方红军医院治疗。

靖边之战，红军强攻县城，打得英勇顽强。红军部队不惜代价，强韧拚搏，在残酷的流血牺牲面前，不叫苦，不叫累，发扬了硬骨头精神，从而把一度不利的战场形势转变为打开胜利之门的枢纽，用血、火、智慧织成了致敌死命的罗网。这种上下信赖，同心同德，用人的觉悟和内部团结的优势，来弥补红军武器装备方面缺陷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正是西北红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要诀。

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攻克靖边县城的行动，对北线敌八十六师造成极大的震动。保安县城守敌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二团二营高雨亭部见自己孤悬于根据地之中，面临着遭全歼的厄运，慌忙于6月30日弃城而逃。红军兵不血刃解放了保安县城。保安县金佛坪驻防的敌军一个营也在张廷祥的率领下逃往安边，保安境仅剩下旦八寨土围子一。个敌人据点。至此，北线敌八十六师的“围剿”行动被彻底粉碎。南线进攻之敌见势不妙，也自动撤退。西线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也如惊弓之鸟，闻风而逃。蒋介石精心部署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被红军彻底粉碎。

反“围剿”斗争胜利后，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于6月28日下午撤离靖边县城，经卧牛城、青阳岔到达根据地中心安定县城、唐家川一带休整、补充。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召开反“围剿”胜利祝捷大会。刘志丹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回顾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组建后胜利发展的历程，强调指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组建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转战八百华里，连续解放了六座县城，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对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我们的西北红军力量更加壮大了，根据地更加扩大了。这些胜利的取得，是西北红军指战员学习毛泽东战略战术原则和反“围剿”作战思想的结果。刘志丹告诫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在胜利的形势下，不能骄傲，不能麻痹大意，敌人是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的，还会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刘志丹勉励红军干部战士，努力学习政治、军事知识，再接再励，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争取更大的胜利。

刘志丹话题一转，接着说：“国难当头，全国大多数人民还在受难，东北的父老兄弟姐妹还在当亡国奴。华北的部分父老兄弟姐妹也当了亡国奴。我们要解放全西北，要解放全国人民，还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不允许外国人奴役我国的任何人，这是西北红军指战员的天职。现在就要团结努力，争取在咱们这一代人手里，解放全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刘志丹的讲话，不仅总结了反“围剿”的经验，而且正确分析了“华北事变”前后的形势，对指导红军今后的行动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西北红军主力、地方游击队、赤卫军协同作战，取得的一次空前伟大的胜利。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红军部队在5个月的反“围剿”斗争中，共歼敌正规军5000余人，缴获步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追击炮8门，红军解放了定边、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6座县城，打通了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联系，进一步扩大了革命根据地。这时，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北至长城，西到环江，南到淳耀，东到黄河，形成了南北2000余华里，东西1000余华里的广大的红色区域。同时，红军主力也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的战术技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不仅学会了打游击战、运动战，而且初步积累了阵地攻坚战的经验。红军主力部队的正规化建设也有了较快的发展。西北红军统一了制式军装，衣服、裤子、绑带为浅灰色，帽徽为红布质五角星，领章为红布质领章，袖章为宽三寸的红布圈。由于“部队发展壮大很快，三个红军缝纫厂昼夜赶制仍供不应求，常有半数指战员领不到制式服装。”①

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思想的生动写照。在反“围剿”战斗中，广大人民群众与红军主力、游击队、赤卫军紧密配合，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威力。根据地的群众，为保卫红色政权，举起大刀、长矛、土炮，配合红军、游击队的行动。他们分布在敌人据点的周围，监视敌人的行动，侦察敌人的消息，随时把敌人的动向报告给红军。当敌人侵入苏区后，他们坚壁清野，牵制、骚扰敌人，他们给红军带路、送信，参加运输队、担架队，放哨、抬担架，盘查行人，慰劳照顾红军伤员。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才取得了这次反“围剿”战争的空前胜利。

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也体现了刘志丹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显示了他的远大的战略眼光。在反“围剿”战争之初，面临严重的敌情，他否定了攻打敌人坚固据点绥德、脂、佳县、吴堡，打通神府苏区意见，主张用红二十六军部分主力牵制西线、南线、西南线敌人，集中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首先打击刚到陕北、地陌生的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打通陕甘边、陕北两大苏的联系。然后根据北线、西线、南线敌情，主动向薄弱之进攻，粉碎敌人的“围剿”。结果连克6座县城，使陕北苏和陕甘边苏区相连，从而蔓为以后的陕甘宁边区划出了雏形，全国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奠定了基础。在胜利面前，刘志丹持了谦虚谨慎的头脑。他把胜利的原因归功于西北工委和北军委的统一领导，归功于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广大战员的英勇作战，他特别强调：“最重要的学习和运用了中红军和其他咒弟苏区的战略战术，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敌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作战原则。”在“围剿”战争的血与火的考验中，刘志丹作为西北红军杰出帅和陕甘根据地群众领袖的地位自然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