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遗言”的真正作者是杭州汽轮机厂23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他也没料到这篇“遗言”能够在一两个月传遍大半个中国。在追查中，李君旭被捕，许多人受到株连，其中李君旭的父亲和同学，以及同学的姐姐、父母等十余人在这一案件中被捕入狱。

现将这份周总理的“遗言”转录如下：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激动。主席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谈话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

朱德同志和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多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是可以摆脱的。但是，你们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是一辈人，跟主席这么多年了，更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多，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段曲折的路上，我们永远不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一九二六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但是展望文化大革命后，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宏伟前程，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一、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以免引起不必要猜测。二、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小平同志致悼词。三、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共产主义万岁！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这份“遗言”在1976年曾使千百万人感动的掉泪，纷纷抄转，其原因在于：它代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心愿。在“遗言”中，周总理在弥留之际，还再为党和国家的命运，为了人民的利益进行思考，忠诚于革命事业，这种对人民对同志、战友的真挚情意感人至深，也确实符合周总理的精神品质。其中，“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一句，尤为动人心魄，催人泪下。

这篇“遗言”打动人心之处，还在于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心情：早日将国家的路线方针转向建设“四化”，以及肯定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的巨大成绩，要邓小平承担更重的工作担子，要小平同志致悼词。这一切都是全国当时大多数人民群众和党政军干部的强烈愿望。

这份“遗言”曾引起“四人帮”的极大恐慌，他们把“遗言”作为“政治谣言”进行批判、查收。但它的精神力量是不可磨灭的。

这实际是借周总理的名义“代民立言”，是“文革”中人们所能运用的一种巧妙的表露心愿、传达思想情感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说“遗言”虽不是总理写的，却是人民群众写的，它属于文学创作。

“遗言”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周恩来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也是一面鼓，敲击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这是一篇出色的“散文”，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有文学价值。“遗言”是散文式的代民立言之作，体现了民心向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