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的知青歌曲中，《南京知青之歌》影响最大，流传最广。

《南京知青之歌》反映了南京知青下乡之初，万分复杂的心情。它是当时社会思潮最直接的反映，具有广阔的社会心理背景。它曲折地流露出生活被剥夺，对命运的无奈，生命活力被钳制，以及由此导致的失落、压抑、迷茫和幻灭感。

《南京知青之歌》词曲：任毅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断了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啊～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离开了家乡，爱情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

寂寞的往情，何处无知音，昔日的友情，而今各奔前程，各自一方。啊～别离的情景历历在目，怎能不伤心，相逢奔向那自由之路。

此歌原作仅有三段，传播过程中增至七段。流传最广的当属第三段，“跟着太阳出，随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用我的双手绣红地球绣红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这首歌在1971年之后被入伍的知青带入军营，又在军队的城市兵（他们大都下过乡）中流传。在石家庄×军，此歌名为《我的家乡》，在南京汤山炮校，南京知青又将此歌传入军营，歌名《可爱的南京》。歌曲被批判，以及作者入狱，仍然不能阻挡歌曲的流布传播。

1．1969年夏收之际的南京知青们

任毅（1947-）南京市五中66届高中毕业生。从小就兴趣广泛、爱好艺术。在上小学时参加过闻名全国的艺术团体：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学习唱歌。中学时又参加过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学习二胡和吉他。在中学时，因为他是个活跃分子，同学都唤他：“11号”。11号就是钠——化学元素中最活跃的一种。“文革”中，1970年2月任毅因为创作《南京知青之歌》而被张春桥下令逮捕，判刑10年。

1968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纪念日，南京市五中下乡知青，乘坐着卡车穿过新建的南京长江大桥，来到插队落户的地方：江苏省江浦县。任毅等人被分配到公社所在地的一个生产队。后来，任毅的知青点成为全公社知青经常聚会的地方。

在刚下乡时，知青们相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有必要的，劳动都很卖力。由于任毅干活肯下死力气、肯拼命，工分挣到了9.7分，这在当地农村都算是高的。但是，不久，知青们便开始产生怀疑，知识青年似乎给农村带来了新的负担，而农民也并不欢迎他们。

几乎所有的生产队在盖知青住房时都偷工减料，一般农家盖房要七架梁，而给知青建房只用五架，剩余的木料都被生产队干部私分了。当时知青中间流传着个顺口溜：“几根木头梁，泥巴糊成墙。一把烂稻草，盖成大草房。”

1969年夏收之际，任毅所在公社的知青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下乡后的失望情绪。任毅在知青点的门上贴了这样两段毛主席语录：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全公社的知青都经常跑到任毅的知青点来聚会，知青们情绪都很低沉，感到前途渺茫。当时知青中有不少人在弹吉他。吉他在“文革”中是资产阶级的标志，任毅在“文革”后期当“逍遥派”时弹起了吉他。“文革”中不少家庭因惧怕抄家，纷纷将吉他拍卖。任毅等人的吉他都是在拍卖行买到的，价钱便宜，质量却不错。1969年夏天，由于普遍的失落感，在知青点弹吉他的人又逐渐多了起来，知青们甚至把这里称为“吉他之乡”。大家聚在一起，弹着吉他歌唱。有一首歌知青们唱得特别动情，叫《流浪人归来》：

“流浪人归来，爱人已离去。”

“内心无比凄凉，我活着为什么？应该怎样活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前途在哪里？”

在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们又聚集在任毅所在的知青户的小茅屋里，把过去的歌轮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心中空虚。这时，任毅的一个朋友唐又龙站起来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

他的话对任毅触动极大。当晚任毅抱着吉他谱写了《我的家乡》，整整搞了一夜。第二天天亮的时候，终于完成了。他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然后，又注明：“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这首《我的家乡》是有雏形的，在1964年，南京五中有一批毕业生志愿去新疆。在戈壁滩上，他们中间有人作了一首歌曲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这首歌传回南京，五中的学生们听了后很感动。任毅在这个歌的基础上做了较大幅度修改，节奏也搞得复杂一些，有2/4、3/4、1/4拍。使它能更好地表达知青思乡的情绪，歌词也重新填写。当任毅写到“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沉重的修理地球是我的命运……”时，他的心情很沉重，同时又觉得吐出了胸中块垒，当时有种很复杂的心情。

2．南京娃娃桥监狱：3427号囚徒

《我的家乡》一歌，作出后当即被人拿去传抄，以惊人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轮船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于是他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的样儿像是知青，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

当初任毅写这首歌时并不敢称为《知青之歌》，因为这里既没有豪情壮志，也没有宏大理想，它只是表达了知青的一种思乡情绪，表达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只允许歌颂领袖，只允许歌颂上山下乡，甚至只允许表达欢乐。任毅的这首歌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正是因为它以一种忧郁的调子表达了人的处境和真实情绪。

曾有一伙上海知青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吟唱这首歌。江西有一个县的知青在开会前的拉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首歌。当时任毅的一些朋友学着列宁评价《国际歌》的口气说，“凭着这首《知青之歌》，你可以到处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

1969年8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

任毅有个同学叫郑剑峰，因身体有点残疾，驼背，所以免去了上山下乡，任毅班上同学中只有他留在了南京，于是郑剑峰家自然而然成了知青回城的联络点。郑剑峰手很巧，爱装半导体收音机，一天他正在调试时，忽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所写的歌，他感到很意外，立刻赶去找任毅偷偷告诉他，并约任毅第二天在同时间再次收听。

第二天下午4点钟，任毅来到郑剑峰家，两人躲在小屋中偷偷将半导体收音机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果然很快收听到了莫斯科的演唱。苏联把它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采用男声小合唱，配以小乐队伴奏，效果搞得很不错。当时任毅听呆了，这是他头一次听到自己这首歌正规演唱的效果，没想到感染力竟有这么大，同时他也意识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演唱，实际已经把他置于死地。他有不可脱逃的罪责。

后来任毅越听越怕，感到一场大祸即将降临。郑剑峰也为任毅担心，不过他一直安慰任毅，劝他不要紧张。郑剑峰后来也遭到厄运，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死去。因为他曾经送了十几个半导体收音机给下乡的老同学，其中一人因“收听敌台”而被抓，审查中牵扯到郑剑峰。他身体本来不好，加上惊骇，不久就发病而死。

任毅的预感很快被证实，一个月以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上贴满了批判这首歌的文章，它已经被定为反动歌曲，“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也许是还没有查明作者，当时只是批判歌曲，还没有批判歌曲作者。

任毅万分恐怖，差不多成了惊弓之鸟。他立即回到知青点，把所有文字烧毁，包括女朋友写给他的信。她在另一个地方插队，两人经常书信往来，当时两人都对上山下乡产生怀疑，在许多方面有共鸣，只是两人关系还未明确。连同女朋友书信焚毁的，还有一本《圣经》，这是任毅从外婆那里拿来的，《圣经》被抄出来也是要定一个罪名的。

任毅等待着厄运降临，他无数次做梦，梦见自己被抓起来，想象中的灾难比现实中的灾难还要令人恐怖，有一段时间任毅几乎不敢睡觉。他实在不愿在这种恐怖中煎熬下去了，1969年10月的一天，他背着个书包，里面装着漱洗用具，自己走到南京市娃娃桥监狱门口，对接待人员说：“我就是《知青之歌》的作者，你们把我抓起来吧。”

那人奇怪地看看任毅，说：“这里也不是想来就能来的。抓不抓你，要有上级指示，现在你先回去。”

当1970年到来时，形势更为紧张。南京市到处刷满了标语：“该管的管！该关的关！该杀的杀！”空气中都好像有一种血腥气。正月十五那天，任毅被捕。这是根据张春桥的一个指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

此前，任毅已敏感到周围气氛更加严峻，在正月十一日那一天离开了南京，他不愿意自己在外婆家被逮走，于是一个人悄悄回到了江浦县农村的知青点。回到知青点四天后，就是元宵节。正是这一天，任毅开始了长达九年的牢狱生活。

1970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夜，荷枪实弹的军人砸开了知青点的房门。茅草房被四面包围，窗外手电筒雪亮的光柱四处扫射。任毅不知睡在隔壁的同学黄力高、齐克、陈建中醒了没有，他的箱子被军人打开了，他们什么也没搜到，因为之前任毅烧完了所有的文字，说也可笑，竟烧开了一锅水。一个士兵发现了任毅的吉他，使劲摇晃，实在摇不出什么东西，他便失望地拉断琴弦，A弦发生沉闷的崩断声。他急狠狠地说：“这是他这小子的犯罪工具。”

“带上你的洗漱用品，跟我们走！”

任毅举起戴着手铐的手，轻轻摘下已经准备好的放满牙刷、牙膏、手巾和换洗衣服的书包，就手套在头上，他迈出了知青点的大门，从而庄严隆重地结束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历史重任。

深夜，汽车在南京内桥附近拐了一个弯，忽然放慢速度、悄然驶进了一个大门。沉重的铁门“咣啷”一声打开了，仿佛是天空里炸了一个响雷，耳膜都震痛了……任毅突然醒悟了：这不是“娃娃桥”吗？那不知什么年代就传开的南京人民家喻户晓的“进了娃娃桥，小命就难逃”的话倏地闪现在他的脑子里。

任毅被严格搜身，抽去了里里外外所有裤带、鞋带，据讲为了防止自杀。

“签名！”抓任毅的人出示了逮捕证。

“按好手印，写好几点钟。”依然是威严的声音、无表情的脸。

“拿去，以后不准讲你的名字，这是你的代号。”看守说着将一块一寸宽二寸长的双层白底黑字的布牌子递给任毅，上面印着正楷的阿拉伯数字：3427。

3．三次恐怖的“陪绑”

从2月19日任毅被捕入狱，到8月13日被宣布判刑，在这五个月时间里，他天天被提出去审讯，而且经常是在夜里。审讯人员逐字逐句地审查歌曲的歌词，光一句“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他们搞了任毅好几天，一定要逼他承认当时写的不是“深浅”，而是“深陷”。任毅因为自己确实写的是“深浅”，所以拒不承认。虽然是一字之差，可是在此时分量大不相同。关于“深浅”，任毅还可以自我批判一番，因为知识青年身上还存在着没有得到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没有工农兵那种一往无前的、脚踏实地的精神，所以脚步是深深浅浅的，而“深陷”岂不是成了对上山下乡的一种污蔑吗？这虽然仅是一字之争，却关系到任毅的命运，所以审讯过程气氛十分严肃。

为了攻下“深陷”这个堡垒，专案组在任毅面前抛出几十个版本的“知青之歌”，估计是从全国各地搜查来的，有油印的、有打字的、有复写纸的、有手抄的，各种样式的都有，其中确实有不少都是写的“深陷”，大概在流传中人们觉得这个词更能说明知青的状况吧，不过就是这个词把任毅当时搞得死去活来。

就是在这五个月期间，他们还三次拉任毅“陪绑”。当时的“公判大会”气氛很恐怖，每个在押的人都不知道落到自己头上的将是什么命运，在没有法律保障的状况下，有可能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疏忽而招致杀身之祸。

根据当时专案组对任毅的审讯，似乎任毅也已有足够杀头之罪。运动的恐怖气氛足以使所有被拉去参加公判大会的人都有一种末日将临的感觉。不过，随着“陪绑”次数的增加，经验告诉任毅，要被判处死刑的人，拉出去前都要用细麻绳扎住裤管，据说是为了防止他们听到判决后控制不住，大小便失禁。只有这个细节可以预先暗示人的命运，而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在当时是不需要任何通知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上诉。

就是在这种气氛中任毅被拉去开了三次公判大会，心理承受能力也一次比一次加强。给他刺激最大的是1970年4月28日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开的那次大会，宣判的是70年代轰动南京的“2.12反革命案”的主犯。首犯叫陈卓然，还有个同伙，姓安，他是任毅小学同学，当任毅在这种场合下见到他时，任毅几乎要惊愕地喊出声来。

他们都是南京市八中的高中生，后来到苏北插队当知青，家庭的不幸和个人的经历使他们长期积压在心中的愤恨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1970年2月12日，《新华日报》破例出了下午版，头号黑体字的社论《坚决镇压反革命》，预示着又一场大恐怖大镇压要开始了。但是反抗者毕竟还有，这两个知识青年用剪刀剪下报纸上的字，用这些字组成所谓“反动标语”，然后再用胶水贴在纸上……当天夜里，他们一个放哨，一个戴着手套把这60多条标语贴到南京市主要街道上。标语内容有“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等等。查金华是南京市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头一个被枪毙的人，仅仅因为他自己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小组，用马列的观点对现行政策提出了一点怀疑，于是这个认真的年轻人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些标语出现后，顿时南京城炸开了，公检法忙成一团，召开紧急会议，发布通缉令，全市刷满了大标语，排查线几乎落到了每一个人的头上，尤其是回城的知识青年。两个月后，这个案子还是给破了，因为有一个知情者为了保护自己而揭发了他们。

在公判大会上，任毅看到他们两人神情都很镇定，当陈卓然看到那个告密者时，他大声骂道：“总有一天要跟你算账！”突然他叫不出声音来了，看守勒紧了勒在他脖子上的一根尼龙绳，陈卓然被勒得眼珠都要被挤出来。这就是70年代的新刑具。

就在这一天，陈卓然被枪决了，时年20岁，和他一齐处决的还有其他10人。任毅的那位小学同学被判了15年，而那个告密者却当场释放。这就是当时的“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的政策。

就是在这个宣判大会上，有个主持公判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当他宣读判决书，扯开嗓子高叫“判处死刑”时，全场人的心仿佛都被提了上来，大家都屏着气在等下文“立即执行”，只见那位副主任慢慢地打开茶杯盖，抿了一口茶，麦克风里传出他开盖、喝水、关盖子的声响，然后他平静地说“缓期二年执行，拉下去”人们的心又给放了下来。不清楚他这种惊人的揪动人心的停顿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在审讯任毅的五个月期间，隔三差四地将他拉出去批斗是家常便饭。对他至少开了有30多场批判会，他是所谓“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一个典型”，专门有一个批判任毅的小分队，将他拖来拖去巡回批斗。场面最大的要算是南京体育馆召开的那次。

为了肃清任毅在知青中的流毒，还把他拖到插队所在的江浦县，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批斗。不过在知青中召开批判任毅的会，就不那么便当了。当小分队的人念批判稿时，底下常有人起哄，会场上始终没有他们想要制造和达到的气氛和效果，只能走个形式，草草收兵。

知青们对任毅怀有很大同情。有一次，在开完任毅的批判会之后，很多知青都涌到前面来，有人示意任毅到厕所去。在那里，他们挡住了看管人员的视线，往他的上衣口袋里塞了80元钱和50斤粮票。

当时的知青都是一贫如洗的人。这80元钱不知是由多少人凑集起来的，而任毅从来不认识他们。这些举动使任毅感到极大温暖，本来他已经很绝望了，觉得随时结束自己的生命都不足为惜。但是知青们的同情顿时使他感到活下去还是有希望。

1970年8月3日，任毅又被拖去参加一次全省的公判大会，这次被宣判的人中间也有任毅。当判词读到任毅的时候，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判刑10年……”在此之前，任毅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从死刑到无期徒刑全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会给自己一个10年。10年在当时草菅人命的年代简直算是一个轻刑。任毅禁不住用胳膊捅捅站在自己旁边的一个犯人，问：“这个10年判的是不是我？”那个人正紧张地听着对自己的判决立刻也用胳膊捅捅任毅，叫他不要作声。

从8月3日这一天起，任毅离开了整整禁锢了他65个日日夜夜的娃娃桥监狱、“西29”囚室，被押到劳改农场去服刑。在那里等待他的是黑暗漫长的3000多个日日夜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