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700万中学生自愿和被迫离开城市，踏上了走向边疆、农村的征途。

在建设兵团、农村，这些知青作为简单劳动力使用。兵团的“军事组织”对知青的生活与思想进行了双重的禁锢。一些领导者的腐败、愚昧、对文化的仇视，使知青们被置于任人宰割又申冤无地的境地。在陕西等艰苦地区，男女知青甚至连口粮钱也挣不下，其他较富裕地区终年劳作也仅仅勉强糊口。艰苦的生存环境，与父母家庭的分离，对终身扎根的忧虑都促使知青们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堕入社会最底层的知青们，在插队支边的艰难岁月中饱尝人生的酸甜苦辣。

在陕西、陕北、山西、河北等省农村，在新疆、内蒙、东北、云南几个大的建设兵团，当时流行的知青歌曲数量不小，尚无人进行系统搜集整理。仅目前见诸文章、报刊和收入盒式录音带的已不下数十首：《四季歌》、《75天》、《地角天边》、《雨声传情》、《南京之歌》、《精神病患者》、《松花江上》、《疯狂的世界》、《我的眼泪》、《姑娘八唱》、《请你忘记我》、《伤心的泪》、《小小油灯》、《钞票》等。

这些歌曲是知青在缺乏文化娱乐的寂寞岁月中，创作出来进行自娱的，它们是知青上山下乡生活的真实写照。它们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告别家乡初到农村时期的歌曲和在农村中受重创后创作的歌曲。前期歌曲的主要内容为表达悲壮、凄婉的思乡情绪，后期则主要表现对生活的幻灭感。

远离城市，长期缺乏文化生活，知青们的内心世界像一片久旱的土地，渴望甘露浇灌。云南兵团十五团知青陈英惠在回忆文章中讲，“每当夜晚来临，知青们就会一伙一伙围坐在一起，对着月光唱着思念亲人和故乡的歌。向着故乡的方向大声呐喊，以宣泄难以忍受的寂寞与痛苦。”

在东北兵团，知青精神生活的贫困也是同样的。这个时候，唱歌便成为东北知青唯一可以减轻苦闷和孤独的方法。在1970年-1971年，15团29连女知青宿舍里，经常半宿半宿地唱歌，唱《井冈山的道路》、《江姐》、《红珊瑚》、《刘三姐》、《怒潮》（电影），甚至《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深深的海洋》、《红河村》、《灯光》。到了1975-1976年，兵团的种种“纪律”、“约束”开始松弛，各种知青歌曲便开始在连队中泛滥开来。于是便有了14团工业连“知青歌曲大联唱”这样一幕场景。

在建设兵团中，能够当干部、教员、开机车的知青毕竟是少数。有许多知青才智得不到充分发挥，穷极无聊，便各自搞一些个人爱好，打发光阴。一些喜欢电子的便自己组装各式半导体收音机。在14团11连，有一个北京知青李××搞了个窃听器，窃听女生讲话，连里知道后，组织全连知青对其进行批判。

14团工业连北京知青金小平，在电子方面也是“能手”。他自己装半导体、电唱机，还装了一个发射机，知青们曾进行过一个试验，在一千米距离之内，7个管的红灯牌收音机可以收到清晰的声音，金小平打开发射机，北京知青朱宗强、章海等人在宿舍里唱歌、说话，在连队方圆一平方公里范围内可以收到。

一天，工业连的女知青在宿舍里打开半导体，忽然从半导体收音机中，传来奇特的声音：“这里是北京知青广播电台。”接着便从半导体中传出参差不齐的歌声。先是《北京——地拉那》，再听就不对了，《小板凳摆一排》、《哇哈哈》、《插队的人归来》、《南京之歌》……声音愈听愈熟悉，一个女知青跑到男生宿舍，见他们正仰着脖子唱呢。当天，男知青搞发射台的事就在女知青中轰动了。

知青歌曲基本是借曲填词，云南知青自嘲为“借曲家”。这些“借曲家”创作的歌曲具有浓郁的民歌风。“泪水相流就落肩上”（《山西知青离乡歌》）“还要回来还要回来、回到故乡！”（《广州知青歌》）“火车，火车，慢些走！”（《火车慢些走》），这样一些离乡歌，其实正是民歌、民谣的当代优秀作品。孔子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些知青歌曲同样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它们是当代的《诗经》。

“文革”中，知青内部的信息流通渠道既多且广，且流通很快。有时一首歌或一个主题在各地有不同唱法、不同词曲。如《梦见母亲》在云南兵团和内蒙兵团就有两种变异的唱词。如《四季歌》知青们可以信口填词，所以种类更多。一首《南京知青歌》其中“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异乡”一句，在江苏和北大荒等地就有：“深浅”、“深陷”、“深嵌”等改变。应该说，知青歌曲有其特殊地区性、特殊群体性，也具有知青群体的共性和普遍性。

下面将知青歌曲的创作、传播和内容演变作分段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