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中提出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康生问题。陈云发言中的这一段是这么写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的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他的发言引起很大的反响，了解康生问题的人在会上纷纷发言。当时我对简报中看到的有关康生的发言做了许多摘录，我现在一个一个地摘引在这里。

陈漫远：

“我听到的关于康生的几个问题，希望中央能够查清：

“一、康生知道张春桥、江青是叛徒，为什么在临死时才要把张、江的叛徒问题报告给毛主席(以‘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章含之的信为证)。

“二、康生在苏联时，曾组织了一小部分人，反对毛主席当党中央书记，拥护王明当书记。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就是王明伙同康生炮制的。据说书名还是康生议定的。

“三、康生在延安时搞抢救运动，搞错了很多，毛主席提出的九条纠偏指示，就是纠正康生造成这些错误的。

“四、康生推荐江青和毛主席结婚，当时有人提出江青历史有问题，可是康生却保证江青历史没有问题。

“五、康生在上海工作时，曾被国民党特务突审了两个小时，就当了国民党特务，干了很多坏事。丁肇中的祖父曾保留着这方面的材料，这个材料听说丁肇中已交给了中央。

“六、全国解放后康生曾派中央党校两个人到全国各地查找两个托派分子。后来听说这两个托派分子在延安时已被康生下令枪毙了，他放心了。

“七、文化大革命，康生掌握中央宣传、组织大权，还掌握了一、二、三办，并抓了很多人。

“康生究竟是什么人，最好在党内讲清楚。”

和陈漫远同志同在中南组的程子华，在同一次小组会上，举了康生整人的两件事，一是讲1922年同程子华一起搞学运的王士英，几十年为党工作，对党忠心耿耿，“文革”开始后康生把他说成叛徒，被整死了。还有一个袁血卒，是宁都暴动的领导人之一，长征时留在江西，后来部队打散了，到上海卖报，在上海、宁波各被捕一次。后来到延安党校学习，康生说他是叛徒，抓到保安司令部，袁给朱总司令写信才放出来，党籍一直悬着。1975年他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批给康生解决，一直到现在才解决。程子华也讲了延安抢救运动的事情。

吕正操在华东组发言：“有人说‘其人将死，其言也善’。”他看康生“其人将死，其计也毒”，康生在延安时就知道江青底细，不讲，最后拉两个年轻人垫背，他毒得很。1966年有一次会，邓小平讲肯定没有“二月兵变”。随后康生发言说，实际上是没有的，但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的。

金如柏在西南组补充了一个康生在晋西北临县郝家坡搞土改时，调查三代扩大地主面，提出贫雇农打天下的事情。

马文端在东北组揭露康生在理论上的错误，指出康生1959年在文教会议上说“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的标准”。1967年就说按劳分配“有两面性，可以产生资产阶级思想”。九大前夕，他指示中央党校的造反派武葆华为九大做准备的一个材料中，就点了120多个负责干部的名。马文端还揭露康生极力吹捧林彪，并指使武葆华等人编了四卷《林彪选集》和一本《林彪语录》，他支持武葆华等以“唐晓文”的笔名写了大量黑文，文章送江青审查。马文端也指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现代中国设计》一书中说康生1930年曾在上海被捕，由国民党的丁惟汾从中斡旋，很快就被释放。

萧克在东北组揭露康生在莫斯科中共代表团时是王明的助手，是推行王明路线的，可是没有听他做过一句自我批评。萧克也讲了延安搞土改中提出“化形地主”的问题。

韩光补充康生迫害原东北抗日联军一些同志的问题。韩光说：

“1934年到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不少干部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分批调去莫斯科学习，我是其中之一。我们这些人的历史都是康生审查的，他是最了解我们这些人的。1938、1939年我们这批人中有几个同志更是由康生介绍给当时苏联的情报机构，派回东北。但是在‘文革’中这些同志都被当作‘苏修特务’嫌疑。谁要是提到康生可以证明这段历史，被斗得更狠。”

胡耀邦说，对康生的历史问题不了解，但康生在“文革”中做了大量坏事，民愤极大，他不但给许许多多人戴上叛徒、死不悔改走资派的帽子，甚至把朱委员长、叶副主席都放到“有严重问题，未定性”的人里面，他指使天津南开大学搞所谓“南方叛徒集团”，反周总理。

金明、王六生、黄火青、姬鹏飞、吴庆彤、赵紫阳、李葆华、赵苍璧、李昌、任仲夷、贾庭三、张香山、罗青长、刘景平、张鼎丞等人关于康生的发言，当时我都做了摘记，有许多触目惊心，也有许多荒谬绝顶。比如“文革”中处理安徽问题时，康生竟对安徽来京的人说“李大钊是叛徒”，还说他手中有材料。我摘的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许多来不及摘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