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大会后的一两天，吴德在华东组有个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发言，说明情况，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已经平反，他的这个发言，也就没有引起什么讨论。不过我还是作为一个历史资料引在这里(这个发言又作为书面材料《我的初步检讨》发给参加三中全会的人阅看)：

“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是从3月30日开始的，到4月3日纪念碑周围的花圈、诗词、悼词等都很多了。当时我们也派有民兵、民警(有的穿便衣)、卫戍区战士(都是徒手的)、机关干部等维持秩序，做好疏导工作，看护花圈，避免发生事故。4月4日晚政治局开会，我汇报了天安门广场情况，说情况是好的，再放两三天做做工作，即可将花圈送八宝山。正当这个时候，‘四人帮’的干将鲁瑛给姚文元送来小报告，说在纪念碑西南角有人演讲骂江青。这时‘四人帮’闹了起来，立逼马上抓这个人。同时‘四人帮’又蛮横地提出，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移走。我们提出要两天做做工作的时间，也不行。我没顶住‘四人帮’的压力，非法抓了人和未通过群众移走了花圈，激起了群众的更大愤慨，因此，在4月5日出现了反对‘四人帮’的激烈斗争。革命群众提出‘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正义口号。革命群众出于义愤，烧了汽车，烧了小楼。

“4月5日毛远新传达了毛主席的话，说这次事件发生在，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变为反革命的性质。五日政治局会议确定：一要动员民兵解决问题，民兵可拿起木棍；二先用广播讲话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广场。会上定下调10万民兵，我们觉得调这么多人一下调不来，只调了3万。

“6点半广播讲话后，群众陆续散去。到晚上9点钟，我们采取了广场开灯的措施，示意群众继续离去。拖到9点半钟，在纪念碑周围还有200多人，这时出动了民兵，把200多人收容起来进行审查，经过一两天审查放了100多人，最后留下审查的有几十人。广播讲话和出动民兵，都是镇压群众的。出动民兵前后都发生了打伤人的问题，我们是负有责任的。

“广播讲话本意是动员群众散开，以免事态扩大。但政治上是有严重错误的，其中讲到‘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提出‘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并对邓副主席讲了诬陷不实之词。

“天安门事件之后，根据中央4月8日的通知，又布置了追查。开了会，发了文件(布置追查所谓反革命事件的指挥者，诗词、传单的制造者和幕后策划者)。又陆续拘捕了260多人，先后共有388人被拘捕审查，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在粉碎‘四人帮’前，陆续释放了224人，到1976年11月底又释放140人。到1977年7月全部释放完。抓捕和追查革命群众，使许多同志受到不应有的迫害，给党造成极坏的影响，后果是严重的，我负有重大责任。江苏省委和南京军区负责同志来中央汇报时，对南京政治事件，我说过那也是反革命政治事件，比北京早，影响大等极端错误的话。我向南京的同志们表示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