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3月下旬至4月5日，南京、北京、西安等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地进行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活动。4月4日晚开始北京市当局及其公安部门，清理花圈、挽联、挽词、标语等和抓“反革命”，4月5日对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活动的广大群众进行镇压，制造了“天安门事件”。4月6日，天安门广场群众的抗议活动没有完全停止，北京市仍有群众冲破封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广场举行哀悼仪式，发表演说，高喊“批邓不得人心，悼念周总理无罪”的口号。同日，“四人帮”一伙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会上张春桥提出“天安门广场事件实际上是中国的匈牙利事件，那些人拥护邓小平，就是要把他抬出来作中国的纳吉”。会议决定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负责写一篇报道，同中央决议同时见报。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4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的报道。4月9日，北京十万人举行“首都军民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庆祝粉碎反革命逆流胜利大会”，全国各省市也相继召开所谓“庆祝大会”。4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追查所谓“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追查所谓“反革命的政治谣言、诗词、传单的制造者”。大部分省市也发出追查指令，对参加悼念活动的人民群众进行镇压。4月27日、28日，发表洪广思的《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罪魁祸首》以及池恒、梁效等人的文章。这些，便是我对1976年“天安门事件”有关的重要史实的最为简单的叙述。

粉碎“四人帮”后对“天安门事件”的说法有所改变。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讲话说，在1976年清明节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反革命的活动，“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仍是反革命事件。一直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还一直压制群众和舆论界关于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要求，甚至有对这种要求继续镇压的活动。

关于1978年11月14日后有关这个问题的变化发展，我在前两节做了叙述，不在这里介绍了。在最近对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20周年的纪念中我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了。但是对于这个历史事件的分析做得很不充分，认为有必要提出本文题目写的这个问题，希望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努力一番，用这种研究成果帮助今天的干部和群众更加深入地认识这段历史，得到更多的教训。

我现在是顺着这样一条思路进行思考：

第一，这一个事件基本是两种政治力量的尖锐斗争。就广大群众(包括广大党员广大干部)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就“四人帮”一伙来说，是一个他们制造出来的流血惨案。这两者说的是同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正因为广大群众的行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给“四人帮”一伙打击极大，“四人帮”一伙就穷凶极恶的残酷镇压。而正因为勇敢反对这种反动镇压，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也就更加显示其伟大。

第二，在这个事件中不同的行动主体，应该从这个事件中取得教训，我们对他们也就应当采取不同的态度。广大群众对自己的革命行动引为骄傲，理直必气壮，历史歌颂他们。“四人帮”从他们的本性出发，他们的行为有其必然性，历史将唾责他们。在镇压天安门广场群众行动的那些人中除“四人帮”的爪牙外，绝大多数或者受蒙蔽，或者本人糊涂，盲目地执行命令。不论各人的情况有何不同，但无论如何是他自己历史上所做的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在真相大白之后，他们会反思也应该反思，提高自己的觉悟。在这个事件中还有毛泽东本人以及参与到这个事件中的某些其他党中央的领导人，他们在事件中也犯了严重的丧失革命立场的政治错误。历史对不同的人有不同态度，本人也会有不同的认识。这是一个分析的态度。

第三，“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历史意义，我认为有四点：一是对“四人帮”罪恶活动的揭露因此更加彻底；二是为批评“两个凡是”打开一个重要的缺口；三是伸张了正义；四是维护了民主，对“天安门事件”平反是为在我国充分发扬民主所必要的事情。

1978年11月13日，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北组上和王惠德、杨西光做了一个联合发言，主要讲平反“天安门事件”与发扬民主的必要性。因此我写了一个附记附在这一节后面。

附记：确认“天安门事件”是伟大的革命事件

——于光远、王惠德、杨西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次联合发言

1978年11月13日，于光远、王惠德、杨西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联合发言，不仅呼吁“党应该对‘天安门事件’明确表态，指出它是伟大的革命事件”，而且指出这是我们的党站在“领导人民去争取民主”这样的革命立场上必须采取的一个革命行动。

这个发言对这一点是这样论述的：“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一定要使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都要相应地改变。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列宁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应该在党内明确，那就是我们党在成了执政党之后，仍然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之中，领导人民群众去争取民主，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不等于争取民主的任务完全完成。正好相反，在我们国家中还有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而且今天我们的国家政权，还是列宁指出的那种‘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经常受到这种或那种侵犯，因此，争取民主的斗争仍旧应该继续下去。而且民主不应该是恩赐的。恩赐是不牢靠的。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争取到的民主才是巩固的。而人民群众的斗争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天安门事件”的实质是“在‘四人帮’即将动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广大群众奋不顾身地起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本来，我们的国家政权如果掌握在革命者的手里，就应该“配合群众的斗争”。可是，当时有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国家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四人帮”手里，它们不是保护民主，而是与之对立进行镇压。它们所掌握的这一部分国家权力，实质上已演化为实行法西斯统治的手段和工具。

三个人联合发言的意思，是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前提下，党能对“天安门事件”做出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使党回到领导群众争取民主的革命立场上来。当时我们感到，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从这个角度来议论平反“天安门事件”的还不多，因而讲了那么一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