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南京大屠杀”另一名主犯谷寿夫的审判是在南京进行的。

1947年2月6日是谷寿夫案件公开审判的日子。这天，南京励志社礼堂门前戒备森严，道路两旁站着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宪兵。礼堂大门的楼坎上，高挂着“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巨大横幅。从礼堂里拉出来有线广播的大喇叭，吸引了成千上万前来旁听的群众，许多人席地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激动、兴奋地议论着，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历史性时刻。

审判大厅里坐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下午2时，法官们出庭坐定。台中端坐着审判长石美瑜，他脸色威严，气度非凡。他的右边坐着审判官宋书同，谷寿夫一案的承方法官叶在增坐在石美瑜左边，英俊的脸孔透着严厉，清秀的眉宇凝着冷气。法官李元庆、葛召棠则分坐在两头。

开庭以后，审判长石美瑜大声传唤：“带被告！”

随着威严的喊声，谷寿夫被宪兵押着穿过人群让开的通道，走进了法庭。大厅里所有的人都把眼光投射过去。

只见谷寿夫身穿黄军服，外着灰呢大衣，手提黄皮包走了进来。他身材矮胖，体格结实，嘴上蓄着八字胡子，脸色阴沉地来到了法官面前。谷寿夫走上被告席以后，直挺挺地立着，接着朝审判台上的法官们恭敬地鞠了一躬，随之低下头去，装作若有所思的样子。

石美瑜对被告进行例行问话以后，宣布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检察官陈光虞神情严肃地站了起来，以悲愤的语调大声宣读起诉书。这是南京人民充满血泪的控诉，这是中华民族义正词严的声讨。起诉书以确凿的事实，详细陈述了谷寿夫率领侵华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至21日，大肆屠杀南京人民的种种罪行。读毕，由日文通译又念了一遍给谷寿夫听。旁听席上，静得没有一丝声响，只有记者们不时按动快门，弧光闪闪，耀人眼目。

宣读完毕，审判长大声讯问被告：“谷寿夫，你对起诉书中所列罪状是否认罪？”

谷寿夫沉着地说：“无罪！”说着马上从皮包里拿出早在拘留所里就准备好了的辩护词，滔滔地讲了起来。他说自己尽管历任军界职务，但从未参与国策之研究和决定，本人一向认为中日乃兄弟之邦，力主中日亲善。最后，他竟矢口否认说：“本人两次率兵来华，均系奉天皇之命向中国作战，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此乃常识中事。至于说我率领部下屠杀南京人民，则是绝对没有的事。”

听众席上一片哗然，不时响起愤怒的斥骂声。法官们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继续审问，然而狡猾的谷寿夫一再抵赖，他甚至给自己涂脂抹粉说：“我的部队乃日军精锐，军纪极严，部属皆是有文化教养的军人，我可以保证他们不会有烧、杀、淫、掠之事。”

听到刽子手一再地狡猾抵赖，旁听席上响起一片叫骂声。那些大屠杀中的幸存者，那些死难者的家属，一个个愤怒至极，恨不得立刻扑上去，将这个狡猾、顽固的恶魔撕成碎片。法庭里气氛相当紧张，愤怒的叫骂声使外面的扩音器响成一片轰鸣。审判长赶紧摇铃示意听众安静，然而愤怒的狂涛久久才平息下来。

审判长随之拍案厉声道：“传证人！”

听着战犯一再地狡辩抵赖，早就想冲上前去的证人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旁听席上站起了黑压压一片人，他们都争着要上前去，当着法官的面，哭诉心里的悲愤和痛苦。石美瑜用手捺了捺，示意大家先坐下，一个一个来。

最先控诉日军暴行的是家住江东门的刘世海，刘世海说：“日军攻打南京的时候，我是国军第五军士兵，部队在雨花台被打散以后，我跑到下关想过江又找不到船，我们50来个弟兄只好又来到江东门，计划抄近路去芜湖。我们一路走一路看，见路上到处都是尸体，有一根电线杆上倒挂着七八个死人，都用铁丝穿着连在一起，有男有女，还有孩子。

“到了江东门，我们被一队日军拦住，于是我们连忙把白旗举起来，大声说我们不打了。但是日本兵不问青红皂白，把我们赶到模范监狱旁边的菜地里，要我们排成队。周围有五六十个日本士兵，十几个人提着军刀，其余都端着刺刀。冷不防日本兵一声呐喊从四周冲上来，对着我们乱砍乱杀，我颈上被砍了一刀，便倒在血泊中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活过来时，天已经黑了。乘天黑，我掀掉压在身上的尸体，用手捂着刀口，走了半里多路，来到一个防空洞，才算捡了一条命。大家说，日本鬼子恶不恶？我们弟兄50多个，全死在他们刀下了，如今我脖子上还有好长的刀疤。”

说完刘世海原地转了一圈，手指着后颈上长长的刀疤让所有人看。

从死尸堆中侥幸活下来的唐广普，特地从江北赶来作证。

当年他作为教导总队二团三营的勤务兵，混杂在被日军机枪扫射后用汽油焚烧的尸体堆中，他用亲身经历，讲述了我军民57000余人被日军屠杀的悲惨遭遇。一家被日军残杀五人的周凤英走上了证人席，她早就哭得以泪洗面，日军进城第三天，她家叔公周必富、夫兄永春、永寿、永财、永林五个男人统统被日军机枪扫死。那一天，正是三哥永财30岁生日。周凤英没讲完，就哭得声泪俱下说不出话来，只好由两人搀扶着回到座位。一位叫陈二姑娘的苗条女子终于盼到了洗刷耻辱的日子，她掩着面哭，掩着面讲，哭诉了日军侮辱她的罪行。

被称为南京烈女的李秀英走上了证人席，她的大嗓门盖过了许多人的抽泣。她讲述了自己因抗拒日军侮辱被刹杀37刀的经过，接着愤怒地走到谷寿夫近前：“你这个狗日的日本佬，听说是你带兵杀进南京的，我问你，我身上挨37刀的账如何算？我那没出世的小孩的仇如何报？你说！你不说我一巴掌打死你！”李秀英说着亮起巴掌就要打过去，宪兵急忙把她拦住，连拉带劝劝回了证人席。

李秀英的举动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人们心头的怒火，旁听席上观众纷纷站起来怒吼着。

“揍死他！揍死谷寿夫！”

“揍死这个杀人魔王！”

“为死难的同胞报仇！报仇！！报仇！！！”

……

整个法庭喊成一片，喊声震得人心中喷火。审判长石美瑜好不容易摇铃止住了愤怒的群情。幸存者、目击者、知情者一个个走上法庭，许多人展示了自己身上留下的惨痛伤痕，或者亲人留下的血泪遗物，一个个声泪俱下，泣不成声。

80余名证人讲述之后，证人席上，竟被泪水湿了好大一片地方！

被告席上的谷寿夫惊呆了，阴沉、老练的脸上，也露出隐隐的惊慌和不安。令他吃惊的是，当年部属们处理俘虏，征用生肉时，都报告说没有留下活口，他相信历史永远不会翻开那残忍的一页。可如今，时间过去还不到10年，那些死里逃生的“活口”，居然一个个都站到了审判他的证人席上。这种有血有肉的实证，是谁也难以推翻的，但他依然说了一句令人发指的话：“战争一开始，双方都要死人。至于百姓的伤亡，那可能是别的部队所为，对此我深表遗憾。”

寥寥数语，将自己罪责推得一干二净，可见谷寿夫老奸巨滑，阴险之至！

2月8日，公审进行到第三天，在法庭铁证如山的严厉审问下，谷寿夫开始改变策略，他不再否认日军的暴行，而是把这些暴行推给别人，他狡辩说：“攻城部队尚有一一四师团，十六师团，十八师团，直属及特加部队，出庭作证诸人均把对日军的怨恨施加被告一身。既指不出加害人的姓名及部队番号，在地点上，又都在我部管辖范围之外；在时间上，也多在本部队调遣之后，故此种证明，并不能作为有力之罪证。”

针对谷寿夫这一狡辩，石美瑜大声传唤：“将雨花台万人坑中之头骨搬上来！”只见宪兵每两人抬一个麻袋，把在中华门外发掘的头骨，一袋一袋搬到审判台前。法医潘英才和检验员宋士豪马上走上前去，将麻袋一个一个朝着听众打开，又取出八具头颅摆到审判席前的长条桌上。

法庭里静得没有一丝音响，所有的听众都屏住呼吸，将目光投向审判台前。但见八具头颅沉甸甸地立在长条桌上，黑洞洞的眼眶圆睁着，宛若在怒视着那沾满他们鲜血的刽子手；干枯枯的嘴巴裂开着，宛若要厉声喊出他们心里的悲愤！他们是代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冤魂前来法庭作证的。10年过去了，多少痛苦，多少悲伤，他们要控诉！要呼喊！要报仇！要申冤！数十万冤魂的代表沉甸甸地立在长条桌上，这无声的控诉，这沉默的呐喊，比所有生者的诉说更震撼人心！蓝幽幽的镁光灯忽闪忽闪，更增添法庭此时的阴森和悲愤！

法医潘英才大声报告：“麻袋中所装头骨，俱是从雨花台万人坑中取来，大都有刀砍铁器所击之痕迹。桌上的八具头颅，经检验有三具属于女性，俱留有刀砍的切痕。”

旁听席上响起一片哭泣之声，那些雨花台万人坑中死难者的家属哭得最为悲惨，眼前的头颅，也许确是他们死去的亲人啊！

只有谷寿夫还是无动于衷，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低头沉思。审判官叶在增严厉地：“被告，你抬起头来仔细看看！”

谷寿夫慢慢抬起头来，眼睛里掠过一丝惊恐，但马上装作很镇静的样子。

叶在增法官随即质问：“被告，刚才法医已经报告，这些头颅都是从你部辖区万人坑中挖出，其中有三名女性，难道女性也会成为战斗人员吗？”

谷寿夫被问得一时语塞，瞠目结舌，无话可答。审判长石美瑜随之宣布：“下面请外籍证人出庭作证。”

金陵大学教授史密斯走了上来，高声说：“我作证！我是美国人，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日军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杀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南京安全区成立时，本人即为该区委员会之秘书。日本军队进城后，安全区人民曾受十分之虐待，本人不得不向日本大使馆抗议。日本人曾要求以事实证明，乃开始作报告，并将每件事实付诸抗议书中。”

“下面读一段我写的《南京战祸写真》一书中对于不同性别、年龄的伤亡分布：假如按照性别和年龄来分析一下遭受暴行和被抓的情况的话，我们会发现，在所有年龄的伤亡者中，男性占64％，而年龄在30至40岁的伤亡者，竟高达76％。身体强壮的男性被怀疑是逃兵，因为他们手上有老茧，这就被当做是他们握枪的证据，所以遭到杀害。被伤害的妇女中有65％的人年龄在15至29岁之间，然而，在这些伤害的调查提问中，还排除了由于强奸造成的伤害。

“更为悲惨的是，有大批60岁以上的老人遭到士兵的杀害，在全部60岁以上的老人中，如此惨死的男性占28％，女性占39％……我的证词完了，上帝证明我的诚实。阿门！”史密斯用手在胸前比画着，虔诚地画着十字。

另一名金陵大学教授，美国友人贝德斯随后疾步走了上来，他用手比画着神情激动地向法庭陈述：“我站在公理和人道的立场上作证，自日本军队进入南京城以后，在广大范围内放火、抢劫、杀死、刺伤与强奸平民百姓，并枪杀彼等认为曾充中国军队之非武装人员，情势万分严重，达三星期至七星期之久。前三星期内，尤其是前七天至十天内，对损害生命所犯之罪恶无可指数，本人曾亲见日军枪毙中国平民，满城各街尽是尸体……”

陈述完毕，贝德斯教授拿出一本英国记者田伯烈所著《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呈交给审判长。石美瑜把史密斯和田伯烈当年所写的日军暴行实录，当庭令人交给谷寿夫阅看。法西斯分子显得慌张了，他只翻了几下，便归还给通译官。

两位正直的美国学者陈述以后，明亮的法庭里突然窗帘紧闭，光线黯淡，审判台上拉出一块银幕，一道白色的光柱从大厅后面直射到银幕上。

十年前血腥、恐怖的场面，一幕幕又重新出如今人们的眼前：

街头上横七竖八的尸体，烈火中焚烧倒塌的房屋，江流中漂浮不绝的死者，被奸后腹破肠流的女尸，遭轮奸后痛苦不堪的女孩，劫掠后驮着赃物的日本士兵……这些影片分别是《纽约时报》记者都亭和派拉蒙影片公司摄影师孟根冒着风险偷偷拍摄的，还有日军自己拍摄的宣扬皇军武威的得意镜头。被告席上的谷寿夫，此时额头上沁出了一粒粒汗珠。当初拍摄这些影片，都是为了要在天皇面前显示皇威武道，可无论怎么也没有想到，十年后的今天，这些影片竟成了中国法官们手里紧紧攥着的铁证！

这些铁证是无论怎么也难以抵赖的，但老练狡猾的谷寿夫依然想出了拖延的方法，他向法庭提出，如今出庭作证的都是中国证人，他要求让日本证人出庭作证，否则“将无公理可言”。法官们经过合议以后，接受了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