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夏，蒋经国随同行政院长宋子文赴苏谈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与斯大林见过面后，斯大林的秘书送他出来，顺口问道：“你有几年没有来莫斯科了，你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蒋经国说：“我今天下午才到莫斯科，晚上就来看你们，所以我还没有发现什么东西。不过有一件事我要请教你：1931年，我也在这个地方见过斯大林，现在办公室的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只有一点不同，从前斯大林的书桌背后，是挂一张列宁站在坦克车上面，号召人民暴动的油画，这次却不见了，换了另外一副彼得大帝的画像。这就是我今天所发现的新事物。”那位秘书听了笑了笑：“当然是新的，此一时彼一时。”

蒋经国发现的这个细节颇为离奇：跟随列宁推翻沙皇统治的斯大林，怎么会把列宁的油画取下，反而将沙皇的祖宗彼得大帝挂在背后呢？历史的真相往往在于细节的推敲，而这个细微的变化或许预示了这次谈判的艰巨性。

16世纪以来，沙俄便不断渗透进入西伯利亚，从而不可避免地与外蒙古地区产生往来，而早在明朝中期的时候，蒙古便已经分裂为三个部分，其一是漠南蒙古，即如今的内蒙古；其二是漠北蒙古，即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也称喀尔喀蒙古；其三为漠西蒙古，又称厄鲁特蒙古。在清军入关的时候，塞北的蒙族被编成“蒙古八旗”，为清廷打下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也与满人一样享有特权（譬如汉人的功臣曾国藩、李鸿章等，最高也只能封侯；而蒙古人则可以封王、封公，如僧格林沁就受封亲王）。

在康熙年间，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在首领噶尔丹率领下，一举控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三部（和硕特、杜尔伯特及土尔扈特）并试图吞并喀尔喀蒙古三部（即札萨克图、车臣和土谢图），颇有称霸蒙古、问鼎中原的企图，一时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所幸当时康熙年富力强，在数次亲率清军西征后，噶尔丹部被彻底击败，而喀尔喀蒙古也由此内附，行内蒙古制度（早已归附清廷）。由于当时的外蒙分为土谢图、车臣及札萨克图三部，清廷便也在行政上分为三个中心，即库伦（今乌兰巴托）、科布多及乌里雅苏台，分别设置了两位办事大臣及乌里雅苏台将军进行管辖。

就在康熙大军与噶尔丹部恶战之时，沙俄也在旁边虎视眈眈，但因为噶尔丹失败过速而计不得逞。1727年，也就是彼得大帝死后的第三年，中俄签定《布连斯奇条约》约定两国在西北地区的边界（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东北边界），即以沙毕纳依岭（沙宾达巴哈，今属俄罗斯）至额尔古纳河一线为界，以北归俄国，以南归中国，由此确定外蒙古归属中国，而沙俄则取得了在恰克图和外蒙古地区通商贸易的权利。

但是，随着沙俄势力的不断膨胀而清廷的不断式微，沙皇对外蒙古的野心也就越来越明显。由于蒙古部与清皇室世代通婚，因此蒙族上层大多居住在京城，在嘉庆道光年后，沙俄便开始勾结蒙古部的活佛，试图将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

庚子年后，清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政，当时的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此人乃蒙古正白旗人，汉姓张，字六桥）也在蒙古大力推行教育普及、移民实边、开放屯垦、编练新军等新政，由于行事过于操切，结果引起了以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八世等僧俗封建领主的反感并促使他们产生了投靠沙俄的念头。

辛亥革命爆发后，俄国立刻插手外蒙事务，策动喇嘛王公们“独立”。1911年11月28日，哲布尊丹巴在沙俄驻库伦领事的策动下建立“大蒙古国”，随后又在沙俄哥萨克骑兵的帮助下，将清廷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及其他文武官员驱逐出库伦。当时三多只有200名士兵，而俄国在边境上驻有重兵并已派兵千余名进入外蒙，在这种情况下，三多及随从被解除武装并押送出境。

由于辛亥战事正在进行当中，清廷当时既无心也无力去对付哲布尊丹巴的“独立”，只能派遣蒙古郡王和科布多办事大臣前去库伦宣抚，但哲布尊丹巴对此丝毫没有理会而是随后自立为皇帝，年号“共戴”。在俄国的支持下，哲布尊丹巴的势力又将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清廷官员及士兵驱逐。

俄国人对哲布尊丹巴的“独立”表示大力支持，当时的“蒙军”便是由俄国提供武器并由俄国教官训练，俄国人还给哲布尊丹巴贷款200万卢布，与之签订《俄蒙协定》、《俄蒙商务条约》，可谓不遗余力。但是，俄国人的支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将外蒙古变成他们的势力范围，譬如在以上协定中就规定，中中国军队队不准进入蒙古，汉人不准移民蒙境，俄国人在蒙古享有特权，不经俄国同意，蒙古不得与他国签订协约等等。用一句话归纳，中国在外蒙古被扫地出门，原有的统治权全由沙俄取代，狼子野心，一目了然。当然，对于哲布尊丹巴的独立和俄蒙之间的这些协定，清廷及后来的历届政府都宣布概不承认。

1913年11月，袁世凯政府与俄国签订《中俄声明文件》，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并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中国则承认外蒙古享有自治权，同意只派出办事大臣、属员及卫队进驻库伦，军队不进入外蒙。作为条件，俄国在《俄蒙商务专约》中攫取的特权得到承认。1915年6月，经过近一年的谈判，中、蒙、俄三方签订《中蒙俄协约》，哲布尊丹巴取消皇帝称号和年号，俄国确认了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而俄国在蒙古的各项特权也再次被确认。

直到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库伦当局见沙皇政权已经倒台，随后自行宣布取消独立，而民国政府则在随后派兵进驻库伦，收回全部主权。可惜的是，后来的民国政府一直陷于内战当中，未能及时巩固在蒙古的主权，以至于外蒙后来又在苏联的支持下再次宣布独立并投入了苏联的怀抱，其混乱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为尽快结束对日战争，英美两国在背着中国的情况下与苏联签订《雅尔塔协定》，其中约定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并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前沙俄在东北的权益，作为苏联出兵东北的条件。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消息传到苏联后，斯大林立刻命令中苏边境的百万红军于8日开进中国东北，并一举击溃盘踞多年的日本关东军。苏联此举，虽不能完全类比于庚子年借口剿灭义和团而侵占东北，但其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屯兵中国东北的态势。

而在这时，蒋经国正随同宋子文在莫斯科与苏联展开谈判，据蒋经国的回忆，他们第一次与斯大林见面时，斯大林的态度很客气；但到了正式谈判的时候，其态度就开始变得蛮横起来。据蒋经国的描述，“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随着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林特别强调道：‘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斯大林当时的态度是，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可以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这是决不退让的，这也是当时谈判中绕不过去的障碍（后来毛泽东访苏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在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的情况下，蒋介石电报指示蒋经国以私人资格去拜访斯大林，以图转圜。

蒋经国去见斯大林后，斯大林劈头便问：“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蒋经国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斯大林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斯大林的这段话虽然极为露骨，但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国际关系的精髓所在。国与国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永恒的朋友或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在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里，谁的拳头更粗更硬，谁就在国际事务上更有发言权，所谓“弱国无外交”，大抵意思即为如此。一个弱国，就算你喊破了喉咙，又能怎么样呢？

谈到后来，斯大林也不兜圈子了，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苏联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考虑，因为他们需要这样一个缓冲地带，以保障西伯利亚的安全。蒋经国辩驳说，我们来这里是和苏联签订“友好条约”的，中国不会进攻苏联；即使中国想攻击，也是没有这个力量的。斯大林很不屑地说：“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斯大林的口吻，完全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他不希望自己的边境上出现另一个强国，而且还担心中国会与美国走得太近，以至于影响到苏联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在反复争论毫无结果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定让步，正如其日记中记载的：“接子文冬亥报告电，乃知史大林对外蒙坚持其独立之要求，否则有协定无从成立之表示。余再三考虑，俄对外蒙之要求志在必得，决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之方式所能餍其欲望。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而且外蒙事实上已为彼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灾祸，即是误国之道；若忍痛牺牲外蒙不毛之地，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而且统一方略非此不可也。”

最终，国民党政府同意让步，允许外蒙“在三民主义的原则指导下”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解决其国际地位问题。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达成协议之后，宋子文请辞，后由外交部长王世杰签署了协议。1945年10月20日，外蒙举行公民投票，在蒙古人民党的操作下，97.8％的公民赞成独立，但联合国所派观察员不承认此次投票。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独立，连名义上的宗主权也就此失去（后又对苏方操纵投票提出抗议，不予承认）。

与蒙古问题一样棘手的还有东北问题。在甲午战争到抗战结束的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东北一向是日、俄所激烈争夺的势力范围，期间发生过日俄战争、诺门坎战役等多起军事冲突。俄、日固然是互视为死敌，但其冲突的演出地点却在中国境内，可叹的是，土地的主人却只能高高挂起免战牌，用“局外中立”的幌子来为自己遮羞。

实际上，自北伐胜利、张学良易帜后，蒋介石的国民党势力从来就没有达到过东北。对于他们来说，东北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区，由此可知接受东北是何等的复杂与困难。当时被委任为东北行辕主任的熊式辉行前对蒋介石说：“不经过艰苦的交涉，苏联决不会按时撤兵；不撤兵，东北主权不能收回，行辕设在长春也是虚设，不起作用。”当时的问题是，即便是艰苦交涉，撤兵事宜也未必会顺利。斯大林说得好，条约这些东西是不管用的！从历史上来看，可不就是如此。

按约定，苏联红军本应该在三个月内撤出东北，但因为国内外的各种复杂因素，撤军和接收过程进展极为困难。1946年12月底，蒋经国再次受命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秘密谈判，但在强势的斯大林面前，蒋经国“完全成了一个倾听者”。据会谈的当事人、苏联副外长洛佐夫斯基回忆，在两次会谈中，蒋经国在斯大林面前就像学生面对老师一样，不自信、拘谨，有时还有些卑躬屈膝。与会者的印象是，蒋经国有一种不正常的心态，这可能是因为他当年在苏联生活时亲身经历了斯大林发起的“大清洗”运动。在场的谈判官员认为，年轻的蒋经国不如宋子文在先前与苏联谈判时那样善于讨价还价；他们同时认为，蒋介石派他的儿子去见斯大林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事实上，苏联当时对东北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它要攫取《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所给予的特权，就应该遵守与国民政府的承诺，让国民党在行政上接管东北；但它又担心美国的势力由此伸入东北，因而在各种准备工作完成前，不能让国民党势力掌握东北。而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它想维持并扩大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统治，但另一方面，它又不想公开卷入中国的内战特别是与苏联的冲突中去。

在撤兵和接收问题得到解决之前，苏联便将东北的重工业包括抚顺煤矿等作为“战利品”拆卸一空并全部运回国内，作为“协助国民党政府接受东北”的补偿；但是，这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对苏谈判的最后演变结果，必然由与苏联的外交折冲而演变成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这也是无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