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大捷后，主将李宗仁的威名传于四海，无人不识、无人不晓，但要细说起来，李宗仁其实是少年得志，早在抗战前，他已经是名扬海内的国中名将了。

李宗仁，字德邻，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生于广西临桂县，比蒋介石小4岁，比白崇禧大两岁，与胡适同年。德公的家乡，是桂林府的首县，据他自己所说，风景其实比阳朔、桂林都要好（通常都是“阳朔山水甲桂林”的说法嘛），只可惜地非要津，游人罕至，所以名声远不如前两者。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广西人给人的印象是能征善战，如太平军中的“老长毛”，他们从广西一路打到南京，又北伐到天津静海县，差点就拱翻了清廷，那些人可都是极剽悍的角色。不过，德公却不喜欢别人提“长毛”之事，因为他的老家两江圩民风淳朴、文风盛行，正如广西谚语说的“广西考桂林，桂林考两江”，科举才是正途出身，造反并非其所长。

据德公自述，其小时实无大志，一日他与二哥去田里拔黄豆，两人谈起今后的职业问题，二哥说希望以后做个米贩子，因为米贩子买了乡民的谷子碾成米可以到集市上卖，谷糠又可以喂猪，因为常年有猪肉吃，所以这个理想很实惠；德公说今后想做个“养鸭的”，因为养鸭人都是在农忙之后赶着鸭子去收割完的田里吃掉下的谷子，赶上几百只鸭子，不需要很大的成本，届时鸭生蛋，蛋生鸭，前途无量，十分可羡。由此可见，兄弟俩当时考虑的都是温饱问题，什么救国救民，那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但话说回来，小时无大志，长大往往成大事；小时蓄大志，长大后往往一事无成，原因无他，挫折感太强的缘故。

德公的父亲秀才出身，平日里半耕半读，另外还需授馆维持家庭生计。在十六岁以前，德公也断断续续地接受了十余年的传统教育，直到1907年，德公报考广西陆军小学，他的人生道路从此开始转折。

说到投考陆小，德公其实考了两次，第一次报考时，报名者有1000余人，而录取名额为一百三四十。发榜后，正榜130名，德公榜上无名，但在备选10名中，名列首位（也就是第131名），因此录取无虞。去报到的那天，德公预备了一套干净的衣衫和鞋袜，等走到城外数里的地方才换上；入城后，又临时雇了一个挑夫帮忙挑行李，等在伙铺安顿好后才去报到，不料事出意外，校方拒绝了德公的报到，理由是超过了报到时间十分钟。

当时陆小的负责人系留日士官生，执法如山，毫无通融，德公因十分钟之差，失去了这次入学的机会。正当德公垂头丧气地离去之时，校方教官把他叫住并希望他下期再考，因为在这次的体格检查中，德公的体质被列为甲等，这在应考者当中是不多见的。

在此鼓励之下，德公认真读了一年书，之后再次投考。这次的录取名额照旧，但应考者已经达到3000余人，德公倒是被顺利地录为正取，由此进入了广西陆军小学第三期。据德公的回忆，那时的“陆小”是很牛的，新校舍、新楼房、大操场，教官们多半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他们穿着“整洁鲜明、绣有金色花纹的蓝呢制服，足上穿着长统皮靴，光可鉴人，腰间更挂着一柄明亮的指挥刀，在校内走动时，这柄刀总是拖在地上。因而他们走起路来，刀声靴声，铿锵悦耳，威风凛凛，使我们刚自乡下出来的农家子弟看到了真是羡慕万分”。至于总办蔡锷将军，那更是让这班小学员视为“神人”了。

德公在读期间，学科并不优秀，但术科即枪械训练、器械体操、劈刺等成绩拔尖，原因是他的身体非常强壮，锻炼有勤，因而得了个诨名叫“李猛仔”。“李猛仔”在与人劈刺的时候，动作敏捷勇猛，一出手就取攻势，同学中罕有对手。

当时陆小学员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饮食上，一日三餐，八人一桌，每桌四菜一汤，三荤一素，全部公费；服装上，制服全是呢料子，还有一套哔叽的，冬季发呢大衣；每人每学期发两双皮鞋；助学金方面，一年级新生每月领八钱银子，二年级生每月一两，三年级生一两二钱，成绩优秀者可增发两钱至四钱。对小学员来说，一年下来这可是一笔巨款，因为那时一两银子可兑换一千四五百文，而桂林的物价极低，一碗叉烧面不过十文钱，一个月可以买到150碗的叉烧面，这比当米贩子、放鸭子可是强多了。

1911年武昌楼上一声炮响，清廷被推翻，德公也结束了他在陆小三年的学习。在广西革命后，省府桂林局势颇为复杂，主要是新军与旧巡防营之间有矛盾，在革命党开胜利庆祝大会时，旧巡防营却意图抢劫藩库和银号，一时间城内大乱，陆军小学也被卷入其中。由于旧军叛乱，自视为新军一边的“陆小”也受到威胁，校内同学在商议后，决定趁夜开往新军混成协的驻地，以共同行动。当讨论如何前进时，有同学大呼：“请调李猛仔当前卫搜索组组长！”德公也就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

在巡防营的叛乱被镇压下去后，广西新军组织了一支北伐队，陆军小学也组成了一支百余人的学生敢死队随同前往，可借的是，这次革命行动名额有限，德公再次误过了报名时间，由此与革命失之交臂。不过，这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要知道，这批学生队在混乱的民国初年，存者几人，又有几人成名，这都是未知之数。

“陆小”毕业后，德公转入速成学堂学习两年，之后被选任为将校研究所准尉见习官。当时的将校研究所，名义上是将校之所，但实际上收容的都是一些军中老家伙，且多为绿林出身后被招安的好汉，他们哪里懂什么现代军事学知识，将他们召入将校所“研究研究”，也不过是收收他们的野性。上班后不久，德公便升为少尉排长，月薪320元，俨然跻身于桂林的高收入群体了。

在将校研究所里，德公有过一次骑“马头”的惊险经历。所谓“马头”，实际上就是群马的领袖。内地军队的后勤部门从蒙古草原上采购成百上千匹马的时候，总归有两三匹“马头”随行。“马头”一般是高大雄壮、体格强健的骏马，这种马力量惊人，力可敌虎，而且天生就具有管理马群的智慧。当时将校研究所就有这样一匹“马头”，除了饲养兵外，无人可以接近它。

德公出于好奇与自信，便想试着骑它一下。饲养兵面有难色，说：“长官，马头是骑不得的！”但德公一再要求，饲养兵也知道他的马术超人一等，于是答应让他一试。当马鞍扎好后，德公先隐蔽在走廊边的大柱子后，居高临下，等“马头”过来时，德公纵身上马，骑个正着。正当德公以为这匹烈马要咆哮跳跃之时，“马头”却若无其事地向前走了数十米，之后“突然把头和身子一摆一窜，势如疾风暴雨，那三个牵着它的饲养兵，未及叫喊便被摔倒在地，它再纵身一跳，三个人便被拖成一团，全都撒了手”。

在“马头”的疯狂跳跃之下，德公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但也勒它不住。最后，“马头”猛地一跳，跃上走廊，所幸它前足踏翻了走廊边缘一块石块导致失去重心而倒下。在间不容发之际，德公将右腿提上马背，随同倒下并被摔在一边。而“马头”此时重新跃起并冲向一小门，“门狭马大，用力过猛，竟将新的皮马鞍撞毁脱落”，随后它重新逃回马房里去了。

这次德公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如果不是“马头”摔倒的话，“恐怕一定在门上给撞死了，要是没能及时提腿的话，也可能被马压死或者被甩在墙根上摔死”。后来，那匹“马头”在将校研究所停办移交时不知去向，德公还在回忆录中恨恨地说：“当时桂林人嗜食马肉，马肉米粉为一道著名小食，这马头可能已入马肉米粉铺，也未可知！”

将校研究所停办后，因新军余额有限，德公等一批新军官竟无从安排，当其他同学都在城内等候差遣时，德公干脆于1914年回了老家，务农去了。不过，因为广西当时办了很多新学校，其中最缺的就是军事及体育教员，因而德公很快被人推荐，去两所学校担任了军训及体操教员，一个月收入达到72元，反比将校研究所的薪俸高，这段时期的生活过得还是很惬意的。

袁世凯宣布帝制后，蔡锷等在云南高举护国义旗，运动波及广西，德公平静的生活也被打断了。德公的一位朋友冼伯平，当时在滇军第三师任营长，他邀请德公去他那里任连长，德公考虑再三，觉得自己毕竟是职业军人，因而辞去两个学校的高薪职业，加入护国军讨袁。

巧的是，当德公前往梧州报道之时，正好路过滇军第四师的招待所，而他的陆小同学朱良祺、梁伯山、谢绍安也正在招人，四人相遇，惊喜交加，而朱良祺此时已担任营长，梁伯山为营附，谢绍安为连长，于是三人决意留德公在自己的队伍中，并立即招呼勤务兵将德公的行李搬到了第四师招待所。德公无奈之下，只好写信给冼伯平，致以歉意。

不过，连长的申请报上去后没有被批准，只准以中尉排长任用，于是德公便在第四师“炒排骨”了（谐音，排长叫“炒排骨”，连长叫“吃莲子羹”）。后来冼伯平遇到德公，责备他为何爽约，原来他并没有收到那封信。当他听说德公在第四师只做了排长之后，大为不平，后来在营长们的一次聚餐上，为此事与朱良祺争吵了起来，两人差点就拔枪相向。这事在军中传开后，德公也十分尴尬，为了避免朋友们反目，只好主动请辞，不“炒排骨”了。几个月后，德公又在师兄李其昭的举荐下，去他的连队重炒“排骨”（还是排长），当时隶属于护国军第六军林虎所部。由此，德公也正式开始了他的军队生涯。

德公在护国战争中一枪未发，帝制魁首袁世凯已经暴毙身亡，不过内战的机会还多得很，既然是军队，就难免有作战的机会。德公参加的首次战役是讨伐广东督军龙济广所部。据德公所叙，首次上战场时，“内心忐忑，神经紧张，脚步轻浮，呼吸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我深信我的爱国热忱与人无殊，而视死如归、不避艰险的胆量，尤不在他人之下，何以一听到枪炮声，情绪就如此紧张，连自己也莫名其妙”。这段描述，虽不似“李猛仔”的风格，却真是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德公第一战便英勇负伤，在率队冲锋之时，他突觉头壳猛地一震，右腮上立即血如泉涌，满嘴都是碎牙。德公把碎牙吐出，用手一摸，原来子弹是从右颊射入上腭骨，但奇怪的是，左脸并无伤痕，德公在退下来之后，正好上一个军医，他稍作检查后说：“恭喜！恭喜！子弹并没有留在你的头部，它已从左鼻孔出去了。”原来如此！

不过，这次受伤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德公的左脸时而发炎，但情况都不是太严重，肿胀几天便会消下去。但在抗战中期，德公有一次左脸肿得厉害，以至于左眼暂时失明，后经检查，原来是这次受伤时，一些微小的碎骨进入上腭，以至于时时发炎，后来经过一美国医生施行手术，方将碎骨取出，此时碎骨已经发黑矣。此后，肿痛也就霍然而愈。

此战后，连长李其昭因临阵退缩而被撤下，改由德公担任连长一职，随后继续参加护法战争并进入湖南作战。在安化县绿田圩战斗中，德公再次死里逃生，他在率领士兵冲锋时，身中四弹，其中一弹射入大腿，另三弹射穿裤子。这一次，德公没有遇到军医，而是遇到一个草药郎中，郎中检查后说：“恭喜恭喜！腿骨未折断，子弹从骨膜左侧穿过，敷药后十天便可行走。”德公开始不信，后来一敷草药，疼痛神奇地消失了……原来这位也是高人，是附近一带专治跌打损伤的权威。

湖南一战后，因吴佩孚与南军讲和，护法军撤回广东，德公也被提升为营长。1920年8月，正当北方的直皖战争结束不久，南方也爆发了粤桂战争，德公所在的桂系军队被广东粤军击退，在仓皇撤到一个叫莲塘口的地方时，被敌军卡住了脖子，因为这个关隘是四会到肇庆的必经之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当时又大雨连绵，几万大军被困在狭窄的泥道上，加上后有追兵，形势十分危急。

德公在观察了阵前形势后主动请缨，带领本营官兵正面冲击隘口，为大军打开通道。但这个进攻是十分冒险的，因为敌军在近两三百米的隘口修筑了工事，可以交叉射击，一旦不能一举拿下，必然遭到全歼。好在“用兵在奇、打仗靠勇”，德公亲率士兵一鼓作气，竟把敌军打退，夺了隘口，为大军解了围。当然，在这次冲锋中，全营官兵伤亡超过三分之一，而德公“英勇善战”之名，也开始闻名两粤。

在撤回广西后，德公升为边防军帮统，但不到一年（1921年6月），粤军陈炯明兵分三路杀入广西，陆荣廷的桂系在此役中大败特败，德公只好率所部千余人跑进玉林一带的六万大山中打起了游击。好在同道者颇多，后来又有桂系的其他部众前来投奔，德公的队伍扩充到2000余人，倒也枪械整齐，初具规模。

又不到一年后（1922年4月），也就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前夕，正当孙中山大张旗鼓地要进行北伐之时，陈炯明突然在后方异动，粤军撤回广东，广西遂成无政府状态，各路枭雄拔地而起，割据一方，德公也成为当时一个不大不小的势力。而在这时，原同为护国军的黄绍竑所部前来合流，两军合并为广西自治军，由此拉开了统一广西的序幕。

黄绍竑所部，原属广西护国军的马济部，而德公为广西护国军的林虎部，林、马二公在粤桂战争中先后去职，余部由德公与黄绍竑整理发展，这一次会合，倒组成了“新桂系”（陆荣廷势力为“老桂系”）的三驾马车，即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当时为黄绍竑的参谋长）。在三人合力下，其所部军队先后扫荡了原陆荣廷的老桂系势力及新军阀沈鸿英，并击退了滇系军阀唐继尧对广西的觊觎，最后于1925年统一广西。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这三位年轻人，原来都是广西陆军小学的前后期同学，其三人的精诚合作，不仅开创了广西的新局面，而且维持了桂系力量达二十余年，这种团结与稳定，在民国史上是不多见的，而他们当时也不过三十出头。德公当年在蔡锷将军面前自愧弗如，其实他开创的事业并不亚于蔡将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