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赵家楼”后，一些安福系政客对北大校长蔡元培十分不满，他们认为学生之所以闹事，主要是因为蔡元培之前过于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活动，这才引发了“五四”风潮的爆发。在这些人的眼中，蔡元培这个老革命党，“老夫聊发少年狂”……贼心不死哪！

压力之下，蔡元培在学生被释放后的第三天便提出辞呈，并悄然离京出走。同时受到指责的还有教育总长傅增湘，他因为同样鼓励学生参与“一战”后的庆祝活动而被迫提出辞职，安福系政客田应璜则拟出任教育总长。

蔡元培去职的消息传出后，北大学生当晚便以“停课待罪”的方式来挽留自己敬仰的校长。随后，北京各大专学校的校长们也宣布全体辞职，团结一致，与蔡先生同进退。这时，积极参与“五四”活动的北大学生郭钦光因愤激病逝，随后因对同学的哀悼而引发了5月19日的北京中等学校以上学生的总罢课，参与者达到25000余人。

这次总罢课较“五四”那次成熟许多，学生们明确提出“拒签对德和约、惩办卖国贼、挽留傅增湘总长和蔡元培先生”等项要求，也就是后来的八个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上海、天津、杭州、南京等地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的行动，这使得全国的罢课风潮愈演愈烈。但是，中国人一贯要面子，如果北京政府轻易答应了学生的要求，他们的面子往哪里搁呢？于是总理钱能训就“惩办国贼”的问题答复说：“学生如果有他们的卖国证据，政府自当依法惩办；如徒凭空言，政府不能办到。”

20日，教育次长袁希涛亲赴北京大学，召开大专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但官立学校校长竟然无一到会。不仅如此，学生们还展开了更积极的活动，他们组织了大量的演讲团（十人一组，时称“十人团”）上街宣传，大街上、天桥下，甚至游艺场，到处都有学生们的身影。

学生的演讲赢得了市民们的热烈欢迎，每一处演讲都有大量的民众前来听讲，听到即将亡国的激愤处，很多人都跟着学生抹泪叹息；又有一些热心的市民，给学生们送茶送水，甚至当场捐款捐物，以示对学生的支持。

不仅如此，学生们还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最早是北大学生将校内消费社的日货全部起出并在文科大操场集中焚毁；随后清华等学校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5月18日，北京各大中专学校的学生将他们自己买的日货，一起拿到先农坛集中焚毁。学生们的行动引发了日本的恼怒，他们派出军舰前往天津、吴淞等地进行军事恫吓，甚至派出日本浪人去破坏学生的演讲。当东京的中国留学生进行抗议活动的时候，日本军警横加镇压，并将多名学生逮捕。

由于学生的风潮越闹越大，加之以日本的压力，北京政府派出军警、马队前去破坏学生的演讲活动，他们见到学生聚集便用马队冲击，将围观民众驱散并收缴了学生的旗帜、传单等。除此之外，他们又用提前放假，进行文官、外交官、司法官考试等办法进行分化，使得一部分学生退出了运动，此阶段的学潮也就告一段落。

不料到6月1日，北京政府在不恰当的时间发布了两道不恰当的命令，一道是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并温言挽留；另一道却严厉呵斥学生扰乱秩序，要求取缔各种街头活动并立即复课。

“爱国有罪、卖国有功”，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们都是热血的爱国青年，哪里受得了如此对待？他们随即在6月3日恢复街头演讲，而在这一天，北京的军警们也是严阵以待，你来一个我抓一个，你来两个我就捉一双，而这一天又恰逢雷阵雨天气，天上怒雷轰轰，地上飞沙走石，黑云滚滚，不见天日，好一派阴暗惨淡的人间地狱之景象！

当晚统计，计有170多名学生被逮捕，其中北大学生占了多数，另外也有清华学校、高等师范等学校的。因为人数众多，这些学生没有被送到看押所，而是被集体关在北大法科的讲堂之内，从早到晚，学生们连口水都没得喝。

但是，政府人士明显低估了学生的能力和毅力，就在第二天，更多的学生静悄悄地走出校门，他们来到街头后，突然从怀里摸出藏好的演讲旗帜，便对着大众开始演讲。而这一天的军警也比往日要分外的多，他们见有人群聚集，便放马过去，先将听讲民众驱散，随后老鹰抓小鸡一样，两个强壮的警察挟着一个弱小的学生娃娃，送到北大拘禁了起来。

4日这天，学生竟被拘禁了700余人，最后北大法科装不下了，又送到马神庙的理科宿舍作为临时监狱。4日这天的天气也很糟，大风大雨、大雷大尘，只见一对对的学生被掳了进来，而一队队军警则在北河沿安营扎寨，陆军第9师派来了一个团兼一个营的兵力，愣是把堂堂学府变成了兵营。

好好一个北京的首善之地，最后被弄成了黑暗世界，此天意乎？抑或上天示以天谴乎？

凶神恶煞的军警们却没有吓倒学生。5日，更多的学生背上行李，连牙粉牙刷面包都准备齐了，他们这一天大队集合出发，分路演讲，人数达到2000多人。与此同时，他们又向各地发出通电，请求支援。据《每周评论》记者的报道：“五日上午，记者打前门经过，看见三个学生站在路旁演讲，来了几个警察，犹如城隍庙的阎王一般，把三个学生一人捉一个，那三个学生两手虽然被他们捉住，嘴里还说个不止，听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都流下泪来。后门外边，有两队学生，一向西行，一向东行。这个地方只有十几个警察，到东边赶人，西边又演说起来了；到西边赶人，东边又演说起来了。闹得很久，听的人个个拍手，几个警察也就不敢动手了。”

警察不敢动手的另一个原因是，学生越来越多，再抓就没有地方关了。一旦不慎，闹出人命，那可不是好玩的。

令人感动的是，有许多学生自带行李，主动前来北大法科要求被拘禁，而被禁的同学们知道后，纷纷登上法科大楼摇旗怒号，校内外连成一片，军警们也无可奈何。就连女学生们也行动起来了，她们组织了十五校联合会，集体向总统府请愿，要求释放那些被关押的男同学。

各校校长和教职员工也极为愤怒，他们不但为营救学生而上下奔走，而且发表联合通电指责政府：“视学生为匪徒，以校舍为囹圄，蹂躏教育，破坏司法，国家前途，何堪设想？”北京社会各界团体也对学生被拘表示了同情，比如国民外交协会、北京教育会、红十字会等都纷纷前去慰问，以示对学生的支持。

北京学生大批被抓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人民震惊了。6月5日，上海工商学各界人士为了声援北京学生，第一次实现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联合行动。之前，黄日葵等北京学生领袖曾经来上海开展活动，在北京学生被拘后，上海学生也立刻行动起来，他们手持传单，到大街上去挨家挨户地宣传，动员商家在6月5日实行罢市。在这一天的动员中，一些学生甚至采取了“沿街跪求”的哭谏方式进行哀告，很多来往行人和商家也都答应在次日一定支持学生们的行动。

5日实行“罢课、罢市”的消息传出后，首先起来响应的却是上海的工人们。在学生们的热忱感动下，一些在日本企业如日本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的工人首先在上午实行罢工，紧接着日华纱厂、上海纱厂的工人也随之响应，接着便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沪宁铁路、杭甬铁路等地的工人实行了罢工。

5日上午，各商家也按约定实行了罢市，原本热闹的大街上很快便冷冷清清，绝大部分商家都大门紧闭，停做生意，就连租界里的永安、先施两大商业公司也都杜门谢客。在大街上，唯见大中学生在上下奔走，分发传单，而巡警们则在街上巡逻，防止有人捣乱。

人心齐，泰山移，上海“三罢”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当局意识到事态非同小可，于是包围北大校舍的军警们当晚便撤去了，被拘禁的同学重获自由。但是，由此形成的风潮并未停息，6日后，上海的“三罢”非但没有停止，规模反而有所增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工人加入了罢工的行列，而商家们也仍旧实行罢市，街上除了几家买早点的还半掩半闭地开着门，向路人卖些糕点行个方便，其他商家仍旧像昨天一样，一律实行“关门主义”。上海当局派警察前去干涉，强迫开市，但商家答复“买卖自由”，警官们也无办法。

在上海实行“三罢”后，天津、南京、安庆、武汉、济南、九江等地均以上海为榜样，实行“罢工罢市罢课”，“五四运动”也由此变成了“六三运动”，前者以北京的学生为先导，后者却以上海为马首是瞻了。

商人一向被人认为是倾心谋利的，但在这次运动中，商家却表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爱国热情：先是一些大型商业公司主动实行罢市，随后各中小商铺也都闭门谢客，并在大门上贴着标语“万众一心，同声呼吁，力抗汉奸，唤醒政府”，就连理发店也贴上了“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请君不必光顾”的标语。至于那些娱乐场所，也都停止售票，不再娱乐。一些说书人甚至发起义务说书，将所有收入捐给学生联合会。

唐朝诗人杜牧曾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但在此次上海“三罢”运动中，就连青楼中的女同胞们也纷纷响应，她们主动站了出来，自费印刷传单发放并呼吁花界同胞捐助学生联合会。在学生进行游行和宣传活动时，这些女同胞在路口设立饮茶休息处，以示对爱国学生的支持。

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只得于6月10日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免职。在“内惩国贼”的目标实现后，各地的“罢工罢市”风潮才告一段落。

紧接着，中国代表是否应该在巴黎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又再次成为焦点，各地学生和社会团体纷纷派出代表到北京向总统府请愿，要求政府保证不在和约上签字。由此，五四运动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拒签和约运动”再次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

这时，一直对学生运动保持沉默的段祺瑞突然发表看法，他说：“学生们有爱国心，这是可喜可贺的。但有一言相劝，尽心求学，成为人才，将来鼎新政治和工商实业，这样才可以强国。”说到这里，段祺瑞话锋一转：“如果受人愚弄，只能助长某些人的嚣张之气，误己误国则是错误的。”

段祺瑞的大概意思是同意签字，因为不在和约上签字的话，中国将不能加入国联，到时一些有利条件都不能得到保证，两害相权，学生不应该在签字问题上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老段的话，不但遭到学生的反驳，就连他的政敌们也纷纷向他发难，比如直系大将吴佩孚公开通电支持学生说：“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

事实上，在巴黎的中国代表们也不甘心就此签字，他们先是提出一个“保留签字”的方案，即中国在和约上签字，但对山东问题的解决办法有所保留，不能承认。但是，这个方案也遭到了和会的拒绝，当时中国代表面临的选择只有无条件签字或者拒绝签字，别无他途。

北京政府最初是倾向于签字的，但在社会各界的反对下，只好把这个皮球踢给了专使团，说：“国内局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签，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陆总长自行决定。”

6月28日下午三时，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举行对德和约的签字仪式。这一天，中国代表团函告和会主席，表示中国将不派代表出席，也就是拒签和约。这一天，从上午开始，中国代表团住所的外面便围满了中国留学生和华工，他们公然宣称：如果代表团去签字的话，就要发起“致命行动”。

事已如此，倒也不必苛责外交人员。毕竟，在一个“力大为王”的强权社会中，但凡国力比不过别人，难免不低声下气。如此，弱国的外交家，岂不更是难当！

不管怎么说，“拒签和约”算是完成了“外争国权”的目标，而“罢免三贼”则完成了“内惩国贼”的任务。但是，山东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一直到1921年底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日军才最终撤出山东并归还青岛，但中国须花钱赎回胶济铁路，并且中日共同经营，这又为后来北伐时的“济南惨案”埋下了伏笔。

1919年是躁动的一年，其中的表现之一是民众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觉醒，他们迅速成为新生的政治力量崛起于中国的舞台之上。在五四运动中的一些学生领袖，如张国焘、周恩来等人，还有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甚至新崛起的北洋第二代人物如吴佩孚等，他们即将在未来的政治进程中大放光芒，而学生作为一个新生的团体，也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

倒是被学生指名要诛杀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大呼冤枉，如曹汝霖在宅子被烧后为他当年的所为自辩“不敢言功，何缘见罪”；而陆宗舆也是满腹牢骚，“百思不得其故”；无故挨了一顿打的章宗祥则提出辞呈，称“所有办理中日交涉事宜，无一不恪遵政府训令，往来文电，有案可稽”——我等三人不过是主事人，“卖国”大帽，如何能全落到我们的头上呢？

若把曹、陆、章三人的生平履历捋一遍，这三位均可算得上标准的“海归”。他们三人不但籍贯接近，而且生平也颇为类似。譬如曹汝霖，他原籍浙江，生于上海，清末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政科。回国后，曹汝霖参加了留学生考试并勇夺第二名，被钦定为“洋翰林”。由此，曹汝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并成为了袁世凯的亲信。陆宗舆，浙江海宁人，清末赴日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参加留学生考试获举人出身。陆宗舆曾随载泽出国考察宪政，为徐世昌所赏识，后来也成为了北洋系的一员。章宗祥，浙江吴兴人，留学日本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获进士出身，为袁世凯所赏识，并与曹汝霖、陆宗舆一起参与了清末立宪活动。

清廷覆灭后，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均在袁世凯或段祺瑞的手下出任要员，其中也因为职务的缘故参与了卖国行为，譬如曹汝霖做过外交总长与交通总长，是“二十一条”的签约代表；陆宗舆是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是“中日军事秘密换文”的经办人，时任驻日公使。冤有头债有主，学生不找你们三个找谁？

最可逗的是，章宗祥与陆宗舆在“五四”风潮中均被家乡父老开除乡籍，成了中国“没有籍贯”的人。当然，其中最触霉头的是章宗祥，4月中旬他从日本启程回国时，有很多日本政界要人和驻日外交界人士到东京火车站送他，不料忽然来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章宗祥本以为他们也是来欢送的，谁知道这些人却把写了“卖国贼”、“祸国”等字的送丧白旗抛进车中，还大呼道：“章宗祥、章公使，你既喜卖国，为何不卖妻？”

听了这话，章宗祥顿时脸红如猪肝，章夫人也是气得花枝乱颤、泪影涟涟。

后来，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坦陈：“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诚然，在主理卖国事务的时候，来往电文均有据可查，毕竟卖国事大，也不是这“三贼”能私下卖得了的。但是，在经过了“五四”被罢官风潮后的一段沉寂后，这三人在日本侵华时期又分别出任了不同伪职。如此看来，“卖国贼”这三字，真不算冤枉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