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下午一点左右，来自北京十几个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一幅硕大的对联竖立在金水桥前的两个华表下，格外醒目：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在对联的另一头，前一天晚上北大学生咬破手指所写的血书也悬挂在那里，“还我青岛”四个大字随着学生们的激愤而猎猎飘摇。

短暂的集会后，学生们随即向东交民巷的使馆区进发。在途中，教育次长袁希涛、步军统领李长泰和警察总监吴炳湘闻讯赶来，但他们均未能阻止学生的前进。到东交民巷后，由于此日为节假日，公使不在使署，巡捕房未得命令，坚不放行，结果数千名青年学生在来来往往的例行公事中延宕了近两个多小时，最终未能通过。

使馆区请愿受阻后，学生们激愤异常，随后便决定改道前往卖国贼曹汝霖家示威。游行的总负责人傅斯年担心途中会出意外，但他已经无法阻止学生运动的洪流。

这一天的中午，曹汝霖和章宗祥应大总统徐世昌之邀前往总统府赴宴，学生游行的消息传来后，有人曾劝他们暂时不要回府，但曹、章两人不以为然。三点左右，曹汝霖和章宗祥一起回到了赵家楼胡同西口的曹宅。不久，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和一位名叫中江丑吉的日本记者来访，尽管他们已经得到学生要来赵家楼的消息，但此时曹宅外已有上百名警察保护，因此也就不以为意。他们觉得学生们不会搞出什么名堂，即使出现暴烈举动，也能被警察驱散。

四点左右，大批学生来到曹宅门口，形势立刻为之改观。尽管警察们严阵以待，但数千学生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声如同排山倒海一般，足以令宅内的人胆战心惊。很快，一些学生一边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出来见我！”一边猛烈地撞击曹宅大门，局势开始失控。警察们劝阻学生的时候，双方发生冲突，在混乱当中，有学生绕屋而走，寻找其他入口，几分钟后，突然“哗”的一声，曹宅的大门被打开了，外面的学生们一下就冲破了警察的阻挡，他们蜂拥而入并四处寻找卖国贼曹汝霖。

学生们首先发现的是曹汝霖的老父和小妾，但他们并没有对两人动手，而是放走两人，继续寻找曹汝霖。但学生们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曹汝霖的踪迹……那几人哪里去了呢？

很多人以为曹汝霖在大门被打破时逃出去了，事实上并非如此。据曹汝霖的回忆，他在学生闯进大门后，仓促间躲进了其妻与女儿卧室中间的一个箱子间，但学生们却并未细细搜查，而只是噼里啪啦地砸门窗玻璃，然后扔掷屋内的瓷器，在乱嚷了一阵后，他们又出去了。

四点半左右，曹宅突然起火，躲在锅炉间的章宗祥几个人慌忙窜出，由于章宗祥穿着礼服，一下就被人认出，结果被堵在后门被学生痛殴（学生以为他是曹汝霖），有个学生拿个了铁杆敲了章宗祥的脑袋，章宗祥顺势倒地，学生们以为他被打死了，一些人便嚷着“曹汝霖”被打死了，一边逃跑了。另外一些人听了这个消息后，纷纷赶来看，要证实这个消息。

趁着这个间隙，日本人中江丑吉冲了过来（他也与章宗祥素有交往），将章宗祥搀扶着，连抱带拖地出了后门，并将章宗祥推进了对面的油盐店。学生们见“曹汝霖”没死，哪肯放过，他们随即跟踪而至，并要将“曹汝霖”拖出殴打，但这个日本人拼死护住，结果替章宗祥挨了不少打，也被打得头破血流。所幸中江丑吉在挨打过程中不断说着一口不熟练的中国话，学生明白他不是中国人，这才手下留情。

火起之后，大批的巡警赶来，最终将学生们和看客们驱散，并当场抓捕了32人（其中便有著名的许德珩）。随后，消防队赶到现场将大火扑灭，但此时的曹宅已经被烧得只剩下门房和西院的一部分。所幸的是，曹汝霖及其家人也都趁着火起的时候偷偷溜走，并无人员伤亡（被打的章宗祥和中江丑吉除外）。

“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是当年“五四”的最高潮，很多人以为火烧赵家楼只是学生们的义愤所致，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据参与的学生回忆，这次行动是早有准备，只不过是在极小的范围之内而已。

放火的人是谁呢？据现场目击的学生回忆，此人乃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的学生匡互生。当学生们正在到处寻找曹汝霖的时候，匡互生取出预先备好的火柴，准备放火。这时，另一名游行的负责人段锡朋慌忙阻止，说：“我负不了这个责任！”匡互生说：“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

另有一位目击者回忆说，他看见两位穿长衫的学生，从身边取出一只洋铁扁壶，内装煤油，他们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点燃，霎时浓烟冒起。这位目击者名叫肖劳，他当时就跟在两位长衫学生的后面亲眼目睹，也认得这两位就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

这两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除了匡互生外，还有一个名叫周予同。在“五四”游行前，他们甚至打算去弄一把手枪干掉曹汝霖，可惜没有成功。在五月三日的夜里，匡互生等人秘密召集工学会的十几名会员，并决定带铁器、小罐子煤油和火柴前去，预备毁物放火。匡互生和周予同几个人还写下遗书，准备牺牲。后来周予同回忆说，对于他们的秘密行动，游行的总指挥傅斯年和段锡朋一点都不知情。事实上，打开大门的也是匡互生这些人，他们是打破曹宅围墙上的窗洞后进去的。

或许有人要问，学生们为何如此痛恨曹汝霖、章宗祥及陆宗舆三人？他们又究竟干了什么？这事说来话长。1897年，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士打死，德国随后派出远东舰队直奔山东半岛，并强迫清廷签订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德国获得了租借胶州湾99年、胶济铁路的铺设权及其铁道沿线30里内的矿产开发权等项权利，山东由此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借口对德宣战，一举夺下由德国人经营了近20年的青岛和胶济铁路，俨然以新主人自居。在洪宪帝制前，日本突然抛出“二十一条”，并以决裂的姿态逼迫袁世凯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而当时参与对日谈判的，正是曹汝霖、章宗祥等人。除袁世凯应负主要责任之外，这些外交人员亦可谓是“五七国耻”的制造者。

但直接引发这场狂飙的不是“二十一条”谈判，而是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彻底失败。当时日本代表抛出“西原借款”中“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的换文，上面清清楚楚地记着北京政府代表章宗祥的回复，其中便有“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之语。

历史的真相往往就在于细节的推敲，这个“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的换文到底是怎么回事？日本又有什么建议？章代表为什么会“欣然同意”？

济顺高徐铁路是胶济铁路的支路，当年德国人强租了胶州湾后，便在这里建起了一个新兴城市（青岛）并修建了一条从青岛到济南的铁路（胶济铁路）。胶济铁路是德国人投资修建不假，但整个铁路的路权及其沿线的矿产开发权等也被德国人攫取，这种投资是带有特权的。日本人把德国人打跑后，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之前签订的《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实际上是归于无效，而日本想继承德国权益的话须重新签订条约，否则无直接的法理依据（即便是日本在“二十一条”中胁迫中国承认日本继承了德国的所有权益，但中日之间仍无条约可以证明）。

所以，日本人设下了一个小圈套，这便是“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从表面上看，中国政府是向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借款2000万日元，以建造济南到顺德及高密至徐州的两条支线。在谈判过程中，中方提出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撤至青岛，日本同意撤走，但须留下一小部分在济南，其他全部调集到青岛；胶济铁路沿线的治安由中国负责，但巡警本部等处须聘用日本人；待胶济铁路确定归属后，改由中日合办。

当时主持此事的段祺瑞内阁觉得日本人提供的借款还算优惠，而且又答应将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撤回青岛（之前铁路和青岛均由德国人控制），其认为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而且青岛虽被日本人控制，但他们声明过，等战争结束就会归还的，所以这才有了章宗祥“欣然同意”的回复。

但段祺瑞这些人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其实是以借款撤军为诱饵，以换取中国在正式文件上对日本占领青岛并进而继承德国权益的默许……既然段内阁“欣然同意”了日军从胶济铁路撤回到青岛，那岂不是说明日本控制青岛得到中方正式文件的认可？尽管日本在事实上已经控制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但之前并无文本证据，这下好，中招了。

4月22日，英、美、法三国巨头将陆征祥和顾维钧请来，将他们与日方达成共识的方案公布。美国总统威尔逊先是埋怨中方先有1915年的“二十一条”，后又有1918年“欣然同意”的换文，接着又劝说中方接受他们的“最佳方案”：“日本获得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益，然后日本将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旧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

当顾维钧反驳说，1915年的条约乃是胁迫所致，而1918年的换文是根据前约而来时，威尔逊不以为然地反问：“前约虽然是胁迫，但日本在后约中并未强迫，为何又‘欣然同意’呢？”顾维钧一时语塞……这就是贪图2000万的借款所引发的饮鸩止渴之后果。

4月30日，巴黎和会最高机构在未经中国代表认可的情况下对山东问题做出最后裁决，承认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即《凡尔赛和约》的第156、157、158条）。至于日本须将山东权益交还中国的问题，日方只肯做口头承诺而反对在和约中明文规定，因此这三个条款对中国是极其不利的。

中方代表在得知这一最后裁决后，在5月4日向和会提出了强烈抗议：“三国会议为了维持和会不致破裂，竟然以中国为殉葬品。中国的命运因为要加入国联的缘故，反而要成为国联的利益交换品。这种不信不义的处置，实在万难承认！”

列强们对中方的抗议置若罔闻，他们在5月6日按照原计划公布了《凡尔赛和约》。由于当时加入新成立的国联必须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二难中做出选择：要加入国联的话，就必须签字；不签字就不能加入国联。由此，中国在此次巴黎和约上的外交，已经宣告完全失败。

“和会仍旧凭战力，公理岂能敌强权？”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标榜“公理、正义”的和会上竟然被以战败国对待，真是在国人头上狠狠地浇了一盆凉水。说一千道一万，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的惨败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弱国无外交”。一个国家在谈判桌上声音的大小，往往是由其拳头软硬来决定的，你一个穷国弱国，就算你喊破了喉咙，又有谁会理你呢？

在得知中国外交失败后，《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发表了一篇名叫《两个和会都无用》的短文：“上海的和会（当时的南北军阀谈判），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哪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宣言，即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

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北大学生许德珩曾回忆说，在“一战”结束后的半年中，“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而各种名流们也勤于讲演”，“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地翻身了”。

但是，世间物往往是这样，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在巴黎和会开幕后，随着各种坏消息的不断传来，国人的热情也就从烂漫的春天回到了萧瑟的冬日，各种希望也像被风吹起的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最后还是落在坚硬的地面，残忍地破碎了。

5月2日，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正式对外公布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3日下午，由北京政界中知名人士所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其中有熊希龄、梁启超、蔡元培等名流）召开会议，决定于5月7日（也就是日本在1915年“二十一条”谈判时下最后通牒的那一天）的国耻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以抗议这强权的和会。

和国民外交协会那些文质彬彬的绅士相比，北京的学生们已经没有这个耐性了。就在同一天的下午，北京各校的学生代表们决定晚上七点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大会，参会者除了北大学生之外，还包括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13所学校的学生。

当晚，北大学生和其他校的学生代表集合于北大法科大礼堂，大会上，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及外校代表夏秀峰等人慷慨激言，谢绍敏同学更是激愤异常，他当场咬破中指，撕裂衣襟，在上面血书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在这一刻，整个礼堂都沸腾了，青年学生们的鼓掌声、喝彩声和激动的泪光交相辉映，有的学生相互拥抱而泣，有的人则紧紧攥着自己的拳头仰天长叹，会场上充满了悲壮苍凉的气氛。这时，一个学生跳上主席台高喊道：“哭有什么用！我们要行动！同学们，我们现在就募捐，明天到天安门游行去！”

听了他的话，会场内的学生纷纷将身上的银元、铜币、手表甚至戒指乃至帽子都捐了出来。随后，学生们分头准备，有制定游行路线的，有制作标语横幅的，还有外出联络其他学校的。这一晚，多少年轻的朋友一夜无眠。

罗家伦拟了一个宣言，“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许德珩拟的就激进多了：“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也！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话虽如此，当时运动的组织者并不希望发生什么激烈行动，据4日那天记者的报道，步军统领李长泰得知学生聚集天安门后，学生代表向他解释：“今天我们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行动定可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说：“那么，宁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不要别闹出什么国际交涉来。”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学生全体亦向南进发。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后，那些学生回去休息了，而少数留下来维持秩序的、零星掉队或者围观的，反被警察给抓了起来（火烧赵家楼后，警察总监和步军统领亲自前来督阵）。

据梁实秋的回忆，章宗祥的儿子当时与他同一寝室，五四运动后早已走避，但愤怒的学生仍旧冲进他的宿舍，将里面的东西捣毁一空，这让梁实秋非常不满。在5月19日北大学生开始外出演讲后，梁实秋也随着清华学生一起入城，但在途中愤怒的学生将一辆乱按喇叭的汽车砸毁，对此，梁实秋反思道：“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大街上如痴如醉地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谓之群众心理。”

“火烧赵家楼”的主角匡互生于当年夏天毕业后也曾对于之后的运动感慨地说：“七月后纯洁之民群运动，渐为投机者借以出风头，失却大众信仰，而政府亦颇知应付之方，老调不可复弹矣！”至于当年积极参与这场运动的年轻人，一部分人随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等；另一部分则改而走上了“学术救国”等相对温和的道路，如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闻一多、罗章龙、罗隆基、张申府等。不管是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年轻人的血终归是热的，他们的峥嵘岁月，在历史的丰碑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