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史家何炳棣先生在其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说，他于1945年底在美国留学期间入住哥伦比亚大学那座知名的研究生大楼时，心情十分激动，倒不是因为这个楼的十四层高度（作为宿舍楼，这在当时是比较罕见的），而是一进门就看见楼底橱窗内陈列着校友顾维钧博士的一个纪念银盾，上面说明是哥伦比亚大学与耶鲁大学在1910年的辩论比赛中，哥大获胜，其辩论组的领队即为顾维钧。何先生看到后，极为兴奋，当即决定在这里进午餐，并点了一份最贵的菜，以向多年前的师兄表示致敬。

顾维钧是个大才子，张学良曾这样评价他说：“顾维钧这个人，我非常佩服，这个人实在是个能干的人。”但是，张少帅又补充了一句：“他就是不卖力气。他要真卖力气他真行！可是他不卖力气。”

张少帅哪里明白，真才子大都是不需要卖力气的，卖力气的那就不是天才而是人才。顾维钧这个人，当时应该算是罕有的才子，所以他不卖力气。

顾维钧，字少川，上海嘉定人，其父顾晴川曾入上海道尹袁观澜的幕府，因其精于商业与洋务，后来出任了交通银行第一任总裁。顾维钧出生在这样一个中西结合、半传统半现代的家庭，他先读的旧私塾，十岁后入教会学校英华书院，不久又进入圣约翰大学（当时名“圣约翰书院”）；1904年，十五岁的顾维钧在施肇基的陪同下与江苏官费生一行七人前往美国留学（顾系自费留美），他先在库克学院适应了一年，随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与国际外交。1905年底，当清廷派出的宪政考察团访问纽约时（施肇基也是成员之一），顾维钧还曾作为中国学生代表前去欢迎。

学生时代的顾维钧是个活跃分子，读书对他来说似乎从不是问题，因为他从小就认为学习“既是学习，也是娱乐”，因而他有很多时间与精力去参与校内的活动，如演讲、辩论甚至戏剧；后来，顾维钧还担任了校内刊物《旁观者》、《哥伦比亚人》的编辑及《哥伦比亚月刊》的业务经理。更令人惊奇的是，在他大三的时候，他还参加了学生会的竞选并当上了其中的一名委员，这对于一个外国学生而言，应该说是极不容易了。

不过，这时的顾维钧却在个人问题上遇到了一点麻烦，原因是他的父母在他十二岁的时候便给他定下了一门亲事，在他十八岁后，父母便不断写信来催促他回国完婚，因为按当时的风俗，女孩子超过了十八岁仍未结婚显然是不合适的。顾维钧并不想接受这门婚姻，但他的大哥也写信来劝他回国一次，因为父亲与对方是多年的世交，想要废除这个婚约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父母已经为此感到焦虑而难过，他劝顾维钧还是遵从父母的意思，至少也应该亲自回来一趟，好好商量一下。

当时的人尚未开化，传统观念很重，退婚之事非同小可，加上他们对海外求学又多有误解，往往看不惯这些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年轻人，一旦有人反对这种“盲婚”，乡民往往谣传彼等在国外已经被巫医割去睾丸制药，以至于丧失性机能而被迫退婚云云。由此可以推论，顾君也难免有“割丸之讥”。

顾维钧接到大哥的信后也意识到事情重大，他只好答应回国商议此事，但他刚一到家，他的父母立刻暗示要给两人完婚，顾维钧为此还与父亲争吵了一次，结果父亲一怒之下竟然宣布绝食，除非儿子肯答应这门婚事。在大哥的苦苦劝导之下，顾维钧被迫让步，只得答应完婚。父亲听到后，立刻不绝食了，并吩咐马上举行婚礼。

顾维钧不情不愿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在洞房之夜，他竟然拒绝与新娘同房，而且持续了好几个晚上，这让大家都感到十分不安。在父母的压力之下，顾维钧最终回到自己的房间，但他却宁可睡在躺椅上也不与新娘子同床。纸里毕竟包不住火，当顾维钧提出要返回美国继续学业的时候，父亲说可以，但前提是带上自己的新娘子。

顾维钧把新娘子带回了美国，但他一直把她当成自己的姐妹或者朋友来看待，在他回到纽约后，新娘子被送到费城去接受教育。三年后，顾维钧和这位女子签订了离婚协议，结束了这段莫名其妙而且在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婚姻。

1908年11月，就在顾维钧回到美国不久，袁世凯集团的主要干将之一唐绍仪作为特使前来美国访问，顾维钧作为中国学生代表接待了唐使团，这给唐绍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唐绍仪这次访美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为他刚到美国不久，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便先后离世，在失去了庇护者之后，清末权势最显赫的袁世凯集团也陷入了危机。

1911年，就在顾维钧与第一任“名义”妻子解除婚姻关系的时候，清廷也开始了覆亡的倒计时。这一年，也是顾维钧最忙碌的一年，因为他要准备自己的博士考试答辩。顾维钧的导师是穆尔教授，其精于国际法和外交，后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的古德诺教授也是顾维钧的老师之一。古德诺在袁世凯称帝期间发表一篇《共和君主论》的文章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其与中国发生关系，恐怕是顾维钧在其中牵线搭桥所致。

就是顾维钧准备博士答辩的时候，中国驻华盛顿公馆突然给他转来了一封电报，在电报中，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亲自邀请他前去担任他的英文秘书。顾维钧在看完电报后又惊又喜，但他考虑几分钟后说，他现在正忙于自己的论文答辩，他希望能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国效劳。大使对顾维钧的拒绝感到十分惊讶，因为这对于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来说，应该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何况电报的口气十分肯定，回国后是肯定录用的。

顾维钧找到自己的导师穆尔，穆尔得知自己的得意门生拒绝了这样一个极好的机会后十分生气，他把顾维钧教训了一顿，说你攻读博士学位本就是准备回国担任公职，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如今有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进入政府并参加一个新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如何能轻易拒绝呢？他告诫顾维钧说，如果再有这样的机会，决不能轻易放弃了，而且必须要先跟他谈谈。

一周后，使馆再次找到顾维钧，并将总统府的来电转给了他，电文中要求顾维钧不要拒绝这个邀请，因为这是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亲自举荐的。顾维钧拿着电文去见穆尔教授，穆尔十分高兴，并答应以顾维钧未完成的博士论文的前四章作为正式论文提交，并为他提前安排答辩。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们在得知自己的弟子即将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英文秘书后，都十分高兴并为顾维钧的答辩大开绿灯，一切从简。在他们眼里，自己的学生能够进入民国的新政府，不仅仅是顾维钧一个人的光荣，也是哥大的骄傲，并必将加强哥大与中国甚至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事实上，在顾维钧稍后的一段时期中，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校友也是名人辈出，其中便有蒋廷黻、胡适之、冯友兰、金岳霖、张伯苓、蒋梦麟、侯德榜、马寅初、张奚若等极具知名度的人物，这显然是哥大对中国影响力的一个体现。

两个月后，顾维钧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并返回国内。到达北京后，总理唐绍仪派人将他接到六国饭店，并告诉他次日由总理亲自带他去见总统袁世凯。第二天，唐绍仪带着他进了袁世凯的办公室，唐绍仪将顾维钧介绍给袁世凯后，两人开始谈公事，顾维钧则在旁边倾听。唐绍仪起身告辞的时候，说顾维钧“除了在总统府任职外，还须兼做他的秘书”，唐绍仪的话惹得袁世凯老大不高兴，他“声调有些激动地说：‘我请顾先生来是你保荐的啊！应该在我这里做我的秘书，帮我的忙’”。唐绍仪说，“你这里事情不多，我想他可以两边跑。”

在总统与总理为他产生的“小小的并无恶意的争执中”，顾维钧保持着恭恭敬敬的沉默。不久，他便被任命为总理的秘书，这是唐绍仪八个秘书中最年轻的一位，其他的人大都在四五十岁。顾维钧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处理总理与外国有关的一切函件，他的工作相对轻松，但他在八大秘书中的排名却是第四位。

很糟糕的是，唐绍仪不久便因为各种问题而与老上司袁世凯关系闹僵，一气之下他辞去了总理职位，跑到了天津。按惯例，顾维钧与其他七位秘书也随同辞职，顾维钧还亲自追随唐绍仪去了天津。不过，这一趟也颇有收获，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顾维钧与唐绍仪的女儿唐梅彼此产生了好感（实际上是唐绍仪看上了这个佳婿而有意介绍的），并开始了一段婚姻（唐梅在1918年于顾维钧的欧洲任所不幸感染西班牙流感而病亡，遗下一子一女）。

袁世凯并不想失去顾维钧这个人才，他派人给顾维钧传话，让其回总统府任职，而唐绍仪也认为内阁任职与总统府的任职并不冲突，建议他回去复职。顾维钧说，外交次长颜惠庆也邀请他到外交部任职，唐绍仪说，两个都应承下来，这就像做总理秘书与总统府秘书一样，并无妨碍，而且唐绍仪郑重地告诉顾维钧，外交部是他发挥所长、学以致用的地方，由此也指明了顾维钧的事业发展方向。

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征祥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家，能说十分流利的法语，但不会说英语，国语也因为常年驻外而略显蹩脚，不过，他和顾维钧同为上海人，因而将这个小同乡安排为自己的秘书，每次要会见英语国家的使节时，顾维钧都要充当翻译。

在此期间，最令顾维钧感到不满的是，外交总长在答复外国使节提出的问题时，不是召其来外交部，而是派秘书前往使馆答复，而这种任务常常落在顾维钧的身上。顾维钧学外交出身，他十分清楚地知道，这是不符合通常的外交惯例的，但这种惯例却通行于亚洲国家，特别是在庚子年后。

除了在外交部任职外，顾维钧还担任了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因而几乎天天都要去总统府，不过，顾维钧并不是天天都能见到袁世凯，而只是在袁世凯会见外国使节或者显要人物时，才会安排他做翻译，其他时间则一般是处理大总统的英文函件和公告。在与袁世凯多有接触后，顾维钧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极善于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人，虽然他从来没有留过洋，也不认识一个外国字。另外，顾维钧还认为，袁世凯虽然是民国大总统，但他对共和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并无认识，这或许是他在种种乱象后求助于帝制的原因之一。

袁世凯当政期间，其碰到的最为棘手的外交难题便是日本借口对德宣战而强占青岛并提出“二十一条”，这个问题的后患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作为外交与国际法的专家，顾维钧、伍朝枢（外交家伍廷芳之子）、金邦平三人应邀参加了袁世凯主持的内阁会议，由此了解了从提出“二十一条”到巴黎和会乃至华盛顿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全过程。

在国力大不如人的情况下做外交，是一件难度极高也极容易受人诟病的事情，陆征祥、伍廷芳、施肇基、顾维钧乃至曹汝霖、章宗祥等人便不幸生活在这个时代。不过，顾维钧却是个特例，他的升迁也是极快的，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他在进入外交部一年后便升为参事，1915年7月即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三个月后便被提升为驻美国公使，这在当时是不亚于驻英国公使的外交重要职位了。

顾维钧出任驻美国公使时还不到27岁，而且这出自于袁世凯的亲自安排。事实上，顾维钧出任驻墨西哥公使不过是为他出任驻美国公使做个铺垫，以免给人少不经事的感觉。但可惜的是，半年后，袁世凯死了。

此后，少年得志的顾维钧便陷入了民国政治的大染缸中，任凭他有一身本领也无从施展，这或许是他在后来的各届内阁中虽担任过各种部长甚至是亲自代理或组阁而又“不肯出力”的原因吧。就民国这样的政治大泥潭，即便是顾维钧想出力，恐怕也找不到着力点呢！

以顾维钧的才能和地位，其在历史上所留下的成就是那般的不成比例，唯独的一个亮点是巴黎和会。虽然中国外交失败了，但顾维钧在和会上的抗争，可圈可点，虽败犹荣。

巴黎和会曾带给中国人很大的憧憬和幻想，以至于它给中国人的伤害也同样的深。在和会开幕前，中国外交代表团派出规模堪称豪华的阵容（几乎囊括了所有的驻欧洲使节），但大会只给中国安排了两个正式席位，这给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出了一个极大的难题，因为他手下至少拥有五名出色的外交家：施肇基、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组、胡惟德，好在席位可以不限代表，这几名外交家才得以轮换出场。

和会上绕不过去的是“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团受邀前去陈述意见，这个重任便落在了顾维钧的身上。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在和会主席团“十人会”上发表中国政府对“山东问题”的声明，这次发言长达半个多小时，顾维钧从国际法、历史、现状等方面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并赢得了各国首脑们的一致称赞。美国的威尔逊总统、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等人都走过来向他表示祝贺，并盛赞这次发言是一次“卓越的论述”，这与前一天日本代表发言后的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外交与国家利益毕竟不是靠精彩的演说所能争取来的，尽管顾维钧表现出色，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仍旧遭遇惨败，非但“山东问题”未能解决，就连保留意见的权利都未能实现。在和会即将结束之际，中国代表团面临着“签还是不签”的困境：签，则使得日本侵占青岛及继承原德国权益“合法化”；不签，则可能失去加入国联并获得相应权利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五四运动”爆发了，拒签的声音占据了主流。在争取“保留附于约后”失败后，代表团于签约（6月28日）的前一天电示北京政府，说明拒签的理由，但吊诡的是，北京复电称对此事已有指示，为何代表团没能收到？北京发来的这份电报事实上是在和会规定的时间（即6月28日下午三点）后才到达的，其训令明确指示“拒签”，但何以会在签字时间之后才到达，其中是否有外人搞鬼，颇费思量。

代表团在不明确北京政府指示的情况下，断然决定拒签。顾维钧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叙了和会的最后一天：“我自己驱车驶离医院，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这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的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顾维钧的话是对的，中国可以缺席这次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但中国能永远缺席于世界的大舞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