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系元老唐绍仪曾讲过这样一个典故，说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一日静坐幕中，听到外边有一壮汉子贩布走售，呼卖声甚为洪壮，袁世凯听后觉得此人非同常人，于是让人呼入，此汉子即曹锟也。待一见面，袁世凯见曹锟的相貌雄伟厚重，日后必有宏运，于是劝其投入军伍，共襄大业。

唐绍仪跟随袁世凯多年，其资历几乎可以与徐世昌相提并论，但对于同样为北洋系基本干部的曹锟，至少在这个典故的时间上是有误的，因为曹锟贩布固然不假，但他加入小站练兵时，早已是天津武备学堂的老毕业生而决不可能仍在“街头走贩”。

细说起来，曹锟这个人还是蛮有意思的。曹锟，字仲珊，直隶天津人，出身贫困，因家中排行老三，人称“曹三爷”。曹家兄弟众多，等到曹锟发迹后，那些兄弟们也跟着鸡犬升天，其中四弟曹锐做了直隶省长，六弟曹锳做了天津镇守使。

曹锟早年读过一点书，颇有些悟性和志气，等成年后，家中生计困窘，但他又不愿当农民（觉得掉份），于是自告奋勇去保定贩布，因为他觉得这个职业比务农似乎要上流一点。其实，曹锟卖布或种田出身也没有什么，“英雄不须问出处”，在他后来的同袍中，出身低微的大有人在，江苏督军李纯贩鱼出身，冯国璋在中南海代理大总统的时候，不也卖过鱼吗？

不过，做生意并不算曹锟的强项，因为他为人直爽，又好酒贪杯，经常喝醉了便席地而卧，街上的顽童趁机把他的钱偷走，他也不当回事，只是一笑了之。当别人告诉他，是谁谁谁拿了你的钱时，曹锟也不去追讨，别人问他为什么，他笑道：“我喝酒，图一乐耳；别人拿我的钱，也是图一乐耳，何苦再去追拿？”

由此，曹锟在当地便有了“曹三傻子”的绰号……图一乐耳！

李鸿章在直隶练兵的时候，曹锟抛弃了他的贩布事业应征入伍，数年后，天津武备学堂成立，曹锟被选拔入读，由此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袁世凯小站练兵后，曹锟前去投奔并当上了右翼步队第一营的帮带。由此可见，曹锟投奔小站乃是年轻的军官而非弃商从戎，唐绍仪所述，谬也。

由于曹锟性格宽厚，喜怒不形于色，从来不与人争权夺利，因此在小站时并不出彩，提升的速度亦不算快。事实上，同他一起练兵的那些同袍基本上都做过镇统制了，曹锟才在1908年混上第三镇的统制，晋升速度可谓慢矣。

以曹锟的性格，他这辈子闹的笑话还挺多。据《民国官场现形记》中说，曹锟平时喜欢以老大哥自居，动辄呼人老弟。他对于部下的军官兵士，一律实行有福共享主义。有一年冬天，曹锟特地购置了一万件皮袍，凡属直系军官，每人发一件；又买了几万袋曲粉，每兵士赏给两袋，因此部下欢声载道，士卒乐于效命。曹锟在散给皮袍的时候亲自演说道：“咱们军人向来有个‘同袍’的名字，所以我今天每人赏一件羊皮袍子，就是实行‘同袍’二字的意思。”下面的人听了曹三爷的这个歪解，不免忍俊不禁，开怀大笑。曹锟此举，虽说是小恩小惠，却很能买服人心，就这点而言，曹锟一点也不傻。

山东督军张怀芝是曹锟的铁杆拥趸，他常与人说“曹三爷是我长兄，他走一步，我随一步；他跑一步，我亦跑一步”，这话直白却也不假。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率辫子军逼黎元洪大总统出走时，黎元洪派人鼓动曹锟拥护，曹锟发电至总统府，张怀芝也跟着发电支持；尔后曹锟受段祺瑞鼓动，宣言否认，张怀芝也跟着宣言否认。后来，曹锟当了直隶督军，张怀芝也要去当山东督军，说是“要跟曹三爷走也！”

不过，张怀芝做参谋总长的时候，不识字而好弄文，某日下一命令，“派某人到参谋部”，却把“派”字写成了“抓”字，结果所派之人，被抓到参谋部等候发落，闹出一个大笑话。北洋元老王士珍得知后，莞尔道：“怀芝事事学曹仲珊，仲珊不乱动笔，自为藏拙；怀芝独对此事，未曾学得到家。”

曹锟做事一向沉稳，稳打稳扎，不像某些人冲动冒进（譬如段祺瑞），后来反而逐渐成了气候。在袁世凯死后，曹锟、吴佩孚先在直皖战争中赶走段祺瑞，随后又在直奉战争中赶走张作霖，直系势力成为了把持北京政府的唯一军政集团。这时，曹锟信心爆棚，在一些政客们的怂恿之下，可就不仅仅满足于当个地方军阀，而是要尝尝当总统的滋味了。

曹锟是军人出身，政治上没有什么经验，但他把握住了民国政治的最核心要素，那就是：钱！可不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钱万事莫开口，有钱什么都好办，古今一理。

1923年，在把临时客串的黎元洪逼走后，曹锟的贿选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具体的工作，当然不需要曹锟亲自出面，而主要是由他手下的政客吴景濂等人在四处活动。总统选举在民国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只不过这次来得更直接……那就是，贿选几乎就是公开透明的，选票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议员投曹锟一票，便可得5000元支票，选举成功后兑现。

在金钱的诱惑下，一些原本反对直系的议员也纷纷返回北京，准备领取这5000元去投曹锟的票。在9月10日的预选会上，出席议员高达500余人。不过，按临时约法的规定，总统选举须四分之三的议员投票，虽然当时的支票已经发出去570余张，但还是没有达到法定出席人数。

为了能在10月10日的国庆日举行总统就职典礼，曹锟随后加大了贿选的力度。10月5日是总统正式选举大会，为凑足大选的法定出席议员人数，曹锟派人成立了“暗察处”，防止议员擅自离京。搞笑的是，反对曹锟贿选的势力也在六国饭店设点唱对台戏，并以每人8000元的代价收买不投票的议员，但终因为财力有限，所收买的议员不过40人，其中还有几个是两边拿钱的。

10月5日，总统选举会正式举行，但吴景濂走进会场一看，签到者远未及法定人数，于是他宣布签到人数够了再进行选举，但一直等到中午时分，签到的议员也不过400人。吴景濂这下急了，他在曹锟的同意下临时决定，只要议员出席会议，即使不投曹锟的票，也发给5000元支票。随后，吴景濂调来几十辆汽车，派出可靠的议员分别去劝或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并规定每人至少要拉一个回来。

于是乎，议员们分头四出，会场外汽车喇叭声嘀嘀乱响，好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由于曹锟不能当选，支票就不能兑现，因而那些财迷心窍的议员们都费尽力气前去拖人，好几个正生着病的议员也被他们拉了来。一直捱到下午1时20分，签到的议员才达到590名，这才摇铃开始投票。下午4时唱票结束后，曹锟以480票当选为民国新总统。

曹锟这次贿选总统耗费巨大，除了每张选票5000大洋外，还需要给那些上下奔走的政客们酬劳，另外还有招待费、秘密费，加起来不下千万。这笔钱到底是谁出的，现在也无确切结论，但曹锟自己支付了一部分应属无疑，至于其他，应有调用公款之嫌疑，如直系各省发行的公债、借款等。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曹锟的贿选在程序上完全“合法”、完全公开，而且，他又没有采取任何的暴力，即便是有人拿了钱不投票，他也不曾采取手段加以报复。“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正如曹锟某部下说的：“花钱买总统当，总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

至于那些拿钱投票的议员们，则被人骂为“猪仔议员”，而这正是民国第一届国会的各路俊杰们（宋教仁大获全胜的那次）。民国初年的时候，国民都对“议会政治”充满了幻想和无尽的希望，谁曾料到这帮人竟成了今天这副模样？别说议员，就连一般的民众也比不上啊（不过民众是否会拒绝这5000大洋，这恐怕谁也不能保证）。

第一届国会俗称“八百罗汉”，但说实话，这里却没有一个罗汉是民众自己选举出来的。他们这些人，原本是各省的革命党和立宪派，或者是一些社团的领袖，或者一些要人指定的人选，说白了，这些人获得候选资格，并不是选民推举出来的，因此也不需要代表谁。

当然，这些人中间并不缺少才智之士，但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那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腐烂的政治酱缸，众多的革命党、立宪派、社团领袖丢弃他们的理想而变成帮闲政客，为了5000大洋而甘做“猪仔议员”的人，实在是大有人在。宋教仁先生倘若地下有知，看到这些人又会作何感想呢？那些认为宋教仁不死便可以带领中国走向宪政之路的想法，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实在是荒唐可笑的一相情愿罢了。

民国的政坛，可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大酱缸啊。

最可恨的是，这些议员们领着丰厚的年薪，每次会议还可以拿到的高额出席费补贴，但他们又干了什么呢？开会的时候党同伐异、吵闹不休，大部分事情都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而议员应该参加的会议，经常因为法定人数不足而流产。在1916年恢复国会后的数月之内，除了议定议员的薪酬一事，其他无一事议成，至为荒唐。

当时的很多议员，个人生活极其糜烂，吃喝嫖赌，抽鸦片，喝花酒，北京的“八大胡同”，便是当年国会议员们最爱光顾的地方。如此议员，焉能成为国民之表率，又岂能为国为民谋福利？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过，先进民主国家中的议会制度，都是数百年不断的实践而慢慢地一级一级发展起来的结果，民国来个速成班，搞东施效颦、一步登天，哪有这么容易呢？此乃不是政党政治而是帮会政治，所谓“朋党制”也。

曹锟当选总统后，唯一值得称道的是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宪法，这也算是国会议员们近十年才完成的一项重大工作成果。可惜的是，这部宪法虽说是十年磨一剑，但在贿选的恶名下，又有几人知，又起到了什么作用，这都是难以猜想的未知数……在枪杆子说了算的年代，什么狗屁宪法……何况还是贿选的。

倒是曹锟，因为这事而暴得大名（可惜是个恶名），为人所熟知。想来这“曹三傻子”花了大价钱去当这个贿选总统，恐怕也是性情中人，大概就是“图一乐耳”。十二年前，袁克文曾经劝父亲袁世凯“莫到琼楼最上层”，但对曹锟来说，民国大总统便是他的最高层，此君有幸到此一游，无怨无悔，所以后人们也就别为他惋惜了。

曹锟花大价钱弄来的这个总统，并没有当多长时间。1924年10月23日，正当吴佩孚率领直系大军在前线与奉军大战之时，冯玉祥的国民军突然回师北京发动政变，曹锟一觉醒来，城中到处都是冯玉祥国民军的安民布告，街上的交通要道也站满了缠着“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白色臂章的国民军士兵。至于总统府与外界的电报、电话，早已被操练了多次的国民军内应部队切断，总统府的卫队被缴械，曹锟本人也被软禁在中南海延庆楼内。

曹锟总统坐得好好的，一夜之间遭此变故，也是惊诧莫名，特别是他听说自己信赖的部下孙岳、王承斌都造反了，更是气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当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与内阁总理颜惠庆去见曹锟的时候，曹锟口气仍旧非常强硬，连问：“子玉在哪？子玉在哪？”在没有得到回应后，曹锟又断然说：“此次对奉作战，虽是子玉主张，但也是我同意的，要办子玉，就先办我曹某（吴佩孚，字子玉，系曹锟的主心骨，曹即是吴，吴即是曹）。”

后来，孙岳等人赶来并劝曹锟说：“公身安全，某等可以保证。停战为和平而发，不妨早下，至于吴佩孚，可以给予名义让他下台。”孙岳曾是曹锟属下参谋，在清末时便是革命党人，曹锟对他有恩并且信赖有加，现在连他都窝里反了，可见大势已去，再争无益，最后只得对颜惠庆说：“责任内阁，一切可以负责办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在停战令和将吴佩孚解职的命令发布后，前线的吴佩孚还不肯相信，一再通电这是“伪诏”，企图负隅顽抗，但由于此时军心大乱，吴军大败，只得退守天津。就在这时，国民军又相继在杨村、廊坊一带将吴佩孚的原驻军击溃，而那些北上的直系援军也被山东督军郑士琦、山西督军阎锡山所阻，至此，吴佩孚的失败已经是无可逆转。

在王承斌的劝说下，曹锟只得宣布辞职，但仍旧被软禁在延庆楼。直到1926年，吴佩孚在湖北东山再起、而冯玉祥的国民军被奉军打败，曹锟这才被释放。重获自由的曹三爷本以为段祺瑞既然下野，那自己就应该出来继续当他的总统了，不料各方对此反应冷淡，就连铁杆老部下吴佩孚也对此毫无热情，还派人带话说“三爷这个人在前台是唱不好的，我看还是请他在后台待待吧，等我把大局奠定，咱们再商量”，并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兵不再役”等。这话传到曹锟的耳中，不免给他浇了一瓢凉水，也只好继续耐心等待了。

北伐战争后，北洋系落花流水，曹锟见吴佩孚和当年的那批人马已经是明日黄花，也就放弃了复出的幻想，回到天津隐居去了。曹锟的晚年，也和段祺瑞一样改而吃斋念佛，他常常烧香念经，还买了一尊金佛放在天津“大悲院”中，并常去朝拜。在脱离了军政二界后，曹锟的晚年倒也过得平淡安详。在日本侵占东北后，常有人奉日本人之命请曹锟出山担任职务，但始终被曹锟严拒。就这点而言，曹锟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民族气节还是有的。1938年5月17日，曹锟因肺炎在天津病故，终年七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