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平昌县申报的“公推直选乡镇党委领导班子”项目，获得“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平昌成为国内外学者和政治家观察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窗口。平昌县是四川东北部、米仓山南麓的一个小县城，全县幅员2229平方公里，总人口970906人，农业人口就有795446人。它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国家司法部、四川省发改委和四川省路桥集团定点帮扶县。平昌的经济并不发达，但是从2001年开始的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试验，让平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甚至有媒体将平昌称为中国在政治领域改革的小岗村。

你需要用超过5个小时的车程才能顺着蜿蜒的山路，从中国四川省的省会成都，抵达位于这个西南省份的东北县城平昌，一个拥有97万人口的农业县。正如英国作家Mark Leonrd发现的那样，“山坡上开垦出梯田，以种植谷物。路在薄雾中时隐时现，描画出一个栖居在峭壁上的城镇的轮廓。夸张的混凝土房屋突然出现面前，像对来访者猛击一掌。”

当这位英国人达到平昌时，他发现自己被忧郁的农民们包围，倾诉各种麻烦，希望他能够帮他们解决，或者他至少有能力把他们的诉说传递出去。这些麻烦包括：从土地上所得收入不断下降；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反而在攀升；孩子们缺乏足够的成年男性作为榜样；而他们的留守生活又是多么孤独。这里的村庄和中国大部分内陆乡村一样，绝大多数年轻力壮者都主动到城市里谋生，留下一些老人和儿童守护仍在生长的田地，“那些留下来的人，每年只能从土地上赚到900块”，一个老妇对Mark Leonrd说。只是所有这些向他抱怨的人都没想到，“我在北京的朋友把我送到这里，让我把平昌作为中国未来的一个模本来研究”。

如果平昌能够吸引来众多游客，那一定不是因为它秀丽的风景，或者它有一套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尽管这两者是中国一个地方成为标志性地区，吸引来无数观光者或者朝圣者的要素。平昌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实行乡镇级党委领导成员公推直选的县级城市：2001年乡镇换届时，平昌县委在灵山乡进行公推直选党委领导班子试点，成功后，新华社记者蒋作平和李银在自己的报道中称，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党员公推直选党委领导班子的尝试”。平昌县的县委书记刘谦详对2006年到平昌做调查的Mark Leonrd说，公推直选的政治实验让这个在中国地图上原本不起眼的小地方开始吸引到来自各地的注意，“我们的经济并不发达，但是我们在政治上领先一步。”

平昌县委书记刘谦详发表在《学习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列举了这位当地共产党最高领导者认为在平昌进行直选实验的背景：“一是农村社会组织结构和利益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农村组织形式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社会组织和成员关系由行政归属向利益归属转变，行为由政治推动向利益驱动转变。二是农村基层组织权力分化转移。广大农民对党组织的依赖逐步转向对市场和经济组织的依赖，党政组织的权力逐步向市场和经济组织、自治组织、政策法律和大众传媒分化转移，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下降。三是传统的干部选任制度带来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尖锐。长期以来，传统的组织任命方式导致干部变动频繁，只注重对上负责，短期行为严重……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甚至危及到乡镇政权巩固。四是加快基层党内民主建设的条件日趋成熟。”

另一些研究者则要直白得多，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的王舒娴在她讨论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的文章中说，这种改革“主要是为了缓解和应对执政党在基层的合法性危机”。这位研究者举例说，1998年时，四川省平昌县涵水镇镇政府拖欠村民债务迟迟不还，结果气愤的村民几次把乡镇党委的牌子撤了下来，“反映了党群干群的紧张关系已经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村民对于乡镇领导的不认同使得乡镇党政在农村的工作难以开展，县党委试图通过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来缓解乡镇党政的合法性危机。”王舒娴说。

当时的平昌县组织部部长郑开屏回忆说：“搞公推直选，党章无规定，请示上级组织部门，未做书面答复。我们在一个乡试点，也确实是冒险的做法，因此宣传上很低调，做前做后都不敢向上报材料，但我们坚信所做的是正确的。”刘谦详后来也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我对权力本身很超脱，看得不是那么重”；“为平昌县推动乡镇党委班子公推直选，扩大党内民主的改革创新感到自豪和光荣，如果这样做有什么风险的话，我就是今后不当这个县委书记，我现在也要把公推直选进行下去。”他对后来到平昌来访问的记者和调查的学者反复讲一个比喻，选乡镇党委书记就好像是儿女找对象，如果对象是父母替他们做主选的，发生问题后，儿女一定对父母百般抱怨，可是如果是他们自己选的另一半，出了问题，他们也就不能抱怨父母了。

第一个公推直选的乡镇党委书记是平昌灵山乡党委书记迟春林。平昌县党委决定在平昌进行试点时，说服了这位自觉民望还不错的乡党委书记同意去竞选原本属于自己的职位。“觉得自己这几年还是为乡里办了些实事，党员群众还是比较认可，觉得有信心赢得选举；另一方面，村委会干部敢于在几百甚至几千人的村民大会上演讲竞选，乡镇党委领导为什么没有勇气在几百人的党员大会上进行演讲竞选呢？”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王勇兵后来这样描述迟春林的想法。这位1949年之后的第一位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后来还在成都向中共高层中负责政府官员任免的领导人曾庆红汇报了直选的经验。只是当初包括迟春林、刘谦详和李开屏在内的平昌县的党干部，恐怕都没想到这个冒险的举动被后来赶来的媒体称为和小岗村居民包干到户一样有革命性的举措。只是和小岗的不同是，小岗的改革迅速传遍了整个中国，以至于后来有人戏称说，凤阳两次统一了天下，一次是朱元璋，另外一次是小岗；而平昌的改革更大程度上还是中国共产党推行“党内民主”的一种探索。

2004年1月，平昌县把自己的乡镇公推直选试验扩展到了全县27个乡镇中的9个。郑开屏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参加选举的2901名党员占党员总数的87％，其中还有116名是专程从自己的打工地赶回来的。新华社记者对所有9个乡镇的直选过程进行了采访。这个中国官方通讯社的记者说，“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党委领导班子直选试点，也是四川省目前时间最早、范围最大的公推直选试点。”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在内的官方媒体的报道和十六届四中全会“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的决定，开始让平昌闻名全国，成为著名的政治实验田。

刘谦详将平昌的“党内民主”试验做法概括为三公开，两票制和三轮选。三公开指公开宣传号召全体党员参选，公开报名，公开推荐候选人。两票制指推荐票和选举票，候选人们首先要在乡镇党员大会上进行演讲和答辩，为自己赢得选票，争取成为正式候选人；接下来，再由辖区超过五分之四的党员对这些正式候选人进行直接选举，超过半数即为当选。三轮选指的是正式选举时采取直着选、倒着选和差额选举的方式进行三轮选举。所谓倒着选是指第一轮选出党委书记，第二轮选党委副书记，第三轮选党组其它成员。

2006年1月14日，平昌县申报的“公推直选乡镇党委领导班子”项目，获得“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地方政府创新奖是由中央编译局创办的一个奖项，顾名思义，它的目的是为了激励地方政府进行治理上的创新，从而为整个中国中央政府的治理和改革寻找破局之法——长久以来，中央政府的改革一直都是一个最为敏感的话题，它能激起中国任何一个角落的街谈巷议，也能挑逗起全球最重要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媒体领袖的好奇心，但是长久以来却没有任何人能清楚看到，在这方面，“中国怎么想”（What does China think？这也是Mark Leonard后来出版的一本书的名字）。Mark Leonard正是在他中央编译局的朋友的推荐下，不辞辛苦来到平昌，去看所谓的中国的希望。

中国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课题组的负责人是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俞可平。俞可平是近年来中国最闪耀的政治学者，因为他关于民主的言论和对党内民主的探索而知名。当然，更加重了他的份量和引人瞩目程度的，是关于他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智囊的传闻。

俞可平最知名的文章是他在2006年发表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文章一出，顿时洛阳纸贵，尽管俞可平本人同时受到了双重攻击，一部分人攻击他为西方制度张目，过于西化；另一部分人则攻击他为目前的政治制度进行粉饰。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俞可平否认自己高层智囊和文胆的身份，但也承认自己的研究中一部分是“受命于官方甚至执政党的核心机构”。他几乎每晚一点才睡，凌晨六点即起晨读，晚上很少应酬，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但也喜欢看电视剧和上网浏览信息，曾经红极一时的《士兵突击》他也看过。在俞可平的观念中，中国应当进行的是一场“增量民主与善治”的政治创新，和经济改革一样，政治改革也应当进行增量改革；关于党内民主，“中国的7000万党员本身就已经比英国人口数量更为庞大”。

但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存在着更多的关于民主的纷乱话语。另一位中国知识分子潘维说：“目前对中国人而言最紧要的主题不是谁应当来治理政府，而是政府应当怎么治理”。潘维的观点是，政治改革应该首先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从西方理论出发。又有人争辩说，法治的建设应当先于民主的建设。所有这些理论都在指向一个方向，就是中国不应当简单遵循西方的政治民主路径，而应该发展出自己特有的治理结构和政治制度。首先不能动摇的是中共共产党的地位，任何改革都必须是在不能进行全民选举的前提下进行，这使任何改革都必然止步于一种“协商式独裁”，或者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参政议政——但是，当然决不可执政。这会成为一种新的政府组织形势吗？没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