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讲 父子宰相 三、翁氏父子

翁心存、翁同龢父子,江苏常熟(今常熟市)人,就是人们尽知的《沙家浜》故事发生的地方。翁家是常熟书香门第。翁氏一门,两朝宰相,两代帝师,两位状元,兄弟巡抚,三子公卿,四世翰林。翁氏家族有什么特点呢?

耕读之家。翁家有一副对联:上联是绵世泽莫如为善,下联是振家声还是读书。上联说的是做人,下联说的是修身。

翁心存(1791—1862年),出身耕读之家。父亲翁咸封家境贫寒,节衣缩食,勤苦读书,中乾隆举人,为海州(今连云港市)学正(教育局长)。心存用功读书,考中进士。但是,翁心存痛失状元:宰相英和主试,定江苏翁心存为一甲一名,但另一人提议定为广东人,英不同意。在关键时刻,英身体不适,请同仁完卷,竟将翁卷放在一边,于是翁心存失去状元。(英和《恩福堂笔记》)而其子同龢、孙曾源为状元。史称:“郁之愈久,发之愈光。”(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六)后在上书房,做皇子老师。翁心存为皇六子恭亲王奕的老师,这是他后来仕途宏达的关键。他是道光、咸丰两朝重臣,官阶逐步高升——由顺天府尹,历官工、刑、兵、吏、户五个部的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在朝与肃顺(后为咸丰帝顾命大臣)同官,但二人不和。肃顺等兴起户部大狱,差点要了他的命,先议降五级,后革职留任。咸丰帝死,同治帝立,恭亲王奕?辅政,他得到起用。不久,病死。有《知止斋日记》(手稿)藏国家图书馆。他的夫人许氏“通诗、易,五经大义,尤好观史”。(翁同龢《先母事略》)不仅教子读书,还教子做人,家训是:“行好事,做好人。”

幸为帝师。翁同龢(1830—1904年),上有两个哥哥:长兄同书,进士,官安徽巡抚;次兄同爵,官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同龢出生在北京,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在常熟读书,春天虞山百花盛开,却不出书房一步;夏天酷热蚊子叮咬,他在几案下放个大瓮,把脚泡在瓮里——既消暑又防蚊;冬天,手持铜炉,诵读不辍。同龢26岁中状元。先后任同治帝、光绪帝的老师。曾任都察院左都御使,刑部、工部和户部的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光绪帝“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清史稿·翁同龢传》卷四百三十六)他在刑部任职时,处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此案先经省、府、县三级,七审七结,但浙江官员三十多人联名上告,慈禧太后命重审。翁同龢亲自访查,查阅案卷,反复议商,奏报慈禧,此案三年,最后平反。翁同龢在中法、中日之战的主战与主和,在戊戌变法中的态度,学界有不同声音。在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囚禁,翁同龢被革职——“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清德宗实录》卷四百三十二)

晚年悲凉。翁同龢生命的最后10年,不是回家颐养天年,而是待罪惶恐度日。行动受到监视与限制,还要到县衙去“听训”。他随时等待慈禧太后一不高兴,或懿旨自裁,或抄家问罪。他为表现不问政治,不与友朋往来——“灯市繁华常避影,酒场热闹早抽身”。他还在家乡常熟西山祖墓旁盖一座屋宇,名“瓶庐”,寓意是“守口如瓶”,结庐隐居。院中设置正方形石板一块,重大节日在石板上遥向北京紫禁城叩头。晚上也不安宁,常“中夜惊起”,“梦闻霹雳”。过着“与鱼鸟相亲”、“寂寞似孤僧”的生活。翁同龢在家做了两件事:一是购买一口快刀,二是屋旁挖一眼井,准备随时以刀自裁或投井自尽。

《左传》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翁心存、翁同龢父子的升迁,因为他们是帝王之师——恭亲王、同治帝、光绪帝的老师;光绪帝被慈禧太后幽禁,翁同龢自然也跟着革职还乡。不过,翁同龢给慈安和慈禧两宫太后讲过课,所以慈禧最后给他留了一条活路,没有赐他自裁。他在江苏常熟的故居,名“綵衣堂”,保存尚好,今为翁同龢纪念馆。

给人点燃一盏善灯,为己留下一缕光明。翁同龢爱才、重才、惜才、举才。翁同龢识拔张謇,终成状元,是清代科举史上的一段佳话。当年张謇科举考试,屡试不中,失去信心,经济拮据,改从实业,放弃科举。翁同龢不仅给予经济支持,而且予以精神鼓励。光绪十一年(1885年)张謇赴北京应顺天乡试,翁为主考官。试前,翁亲到张住处东单牌楼关帝庙探访,考试后亲阅张的试卷,录为举人第二名。光绪二十年(1894年),42岁的张謇最后一次赴京参加会试,中贡士第十名。殿试时,翁命收卷官等候张交卷,直送他手里。翁亲阅张謇试卷,评语为“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次日评定前十名次序,相传翁将张謇试卷放在最上面,又向帝力荐,光绪帝钦定,张謇中本恩科状元。后翁同龢落魄回乡,想结庐隐居,但无钱构筑。张謇仗义而为,给予资助,得以建成。另一门生是张元济,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后为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主持涵芬楼影印出版《瓶庐丛稿》和《翁文恭公日记》,今有中华书局《翁同龢日记》点校本,使翁同龢著述得以广为传播。

由上,张英和张廷玉,刘统勋和刘墉,翁心存和翁同龢三对父子,能够成为父子宰相,其原因何在,其借鉴何在?

第一,他们多处于政局稳定、崇尚文化的时代,又都有南书房、上书房的经历,既接近皇权核心,又为接班皇子的恩师。

第二,他们多生于文化发达、书香浓郁的地域。在明清时期,全国每县平均出进士30余人,其中山东诸城(现为县级市)有131位进士,安徽桐城(现为县级市)据市图书馆吴青馆长统计有236位进士、1位状元,江苏常熟(现为县级市)据市图书馆包岐峰馆长统计则有395位进士、6位状元。可见,一个书香城市,对于一个青年、一个学子的成才有多么重要!

第三,他们多长于重视积善、洋溢书香的家庭。张英一门,有24位进士(桐城博物馆张泽国馆长提供数据);翁家先后有11位进士、2位状元、1位探花(翁同龢纪念馆王忠良馆长提供数据)。他们都有一个清雅的书香家庭:“入我室皆端人正士,升此堂多古画奇书。”

第四,他们多善于以史为镜、修炼官场的智慧。大学士不仅能决疑定计,而且能慎密通敏——“胜此任者,非以其慎密,则以其通敏。慎密则不泄,通敏则不滞,不滞不泄,枢机之责尽矣”。他们都律己自戒,以史为镜:“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清史稿·孙嘉淦传》卷三百三)

总之,张英与张廷玉,刘统勋与刘墉,翁心存与翁同龢,其成功的一面,还是那句古训:“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所以,多积善事,勤奋读书,是他们人生成功的共因;花开必谢,富久生骄,是他们后世衰败的同果。

一般说来,高官显宦,富商大贾,不过三代。刘统勋三代,翁心存四代,张英六代——“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为讲官”,这算是特例。内阁大堂是大学士个人浮沉和家族兴衰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