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讲 武英修书 二、武英沉浮

明清两代的武英殿,大部分时间发挥着文化功能。如明曾在这里召集画师作画,而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设立武英殿修书处(初称造办处),占东西配殿的凝道殿和焕章殿等63间,人员84名,后多时达千人,武英殿成为宫廷修书印书之所,也就是皇家出版社和印刷厂。武英殿在清朝以修书、刻书而著名,其主殿、配殿、恒寿斋、浴德堂等成为编书、刻字、印书、藏书的场所。清朝皇家修书,延续两百余年,以康雍乾三朝为盛。清朝著名学者方苞,历仕康雍乾三朝,曾任武英殿修书总裁,他的官宦沉浮与勤奋修书,见证了武英殿修书的起步和繁荣。

方苞(1668—1749年),安徽桐城人,是桐城文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方苞中举人,又会试考中,但殿试前因母病回里,没有中进士,成为他终身的遗憾。他和戴名世同县,就给戴氏《南山集》作序。后来清廷认为《南山集》里有悖逆之语,定为文字狱案,方苞受牵连下狱论斩。康熙帝恰在搜罗古文人才,大学士李光地推荐了他,方苞得以免死,被收入旗籍。康熙帝爱惜方苞的学问,把他召到身边,入直南书房,又派他去畅春园蒙养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等书。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方苞尚未授实官,就以布衣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帝同样赏识方苞,赦免他,出旗籍。数年后,方苞升任内阁学士,又获特旨,不用到内阁上班。方苞在武英殿奉命教习庶吉士,相当于皇家博士生导师,并担任《大清一统志》总裁。乾隆帝即位,复令方苞入直南书房,还升他为礼部侍郎。方苞坚辞官职,获准“以原衔食俸”(享受副部级待遇)。乾隆帝即位当年,就让方苞选编“四书文”,又任命他做“三礼馆”的副总裁,负责编订“三礼”,就是《周礼》、《礼记》和《仪礼》。至此,方苞的人生达到了顶峰。

方苞奉旨修书的地方,他任修书总裁的办公室,就在武英殿西北的浴德堂。(《清宫述闻》)“浴德”一语出自《礼记·儒行》,“儒有澡身而浴德”,就是说要洗澡洁其身,沐浴清其德。浴德堂的建筑,前为殿堂,后为浴室。殿堂不大,面阔3间,后檐墙上开有券门,内为曲尺形券洞,通往北侧的浴室。浴室底部呈方形,长宽各4米,用乳白色瓷砖饰面;上部为圆形穹顶,正中开有一个直径60厘米的通风采光口。浴室墙体厚1米多。墙外西北有一口井,是沐浴的取水源。浴室北墙外有灶屋,井水被引到灶屋内大锅加热后,通过铁管流入浴室。浴德堂的兴建和使用,史籍几乎没见记载,有学者认为是元代建筑,也有学者认为是明代建筑。关于它的功能,现有三种推测:

一说是,乾隆帝为香妃建的沐浴室。民国年间古物陈列所在此举办过香妃等画像展出,更引发人们的遐思。故宫一些专家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明朝皇宫就有浴德堂。

二说是,皇帝斋戒沐浴之处。故宫左路文华殿东侧传心殿内有大庖井,右路武英殿区又有浴德堂,正合古礼“左庖右湢(bì,浴室)”之说。

三说是,皇帝死后清洗尸体的场所。

在清代,浴德堂主要有两个用处:一是武英殿修书、制版、印刷、装裱的地方;二是清文臣修书、校书时值班的地方,如方苞曾在此校订“四书文”和“三礼”。

方苞选录明、清诸大家时文四十一卷,名为《钦定四书文》,“颁布天下,以为举业指南”,就是给天下读书人的钦定范文,相当于高考辅导资料汇编。这样重要的工作,派给方苞办理,可见其名望和才学之高。修“三礼”时,方苞推荐一位叫张甄陶的文人来做。对于一介布衣来说,获荐与修官书,本是终身之幸,但张甄陶坚辞不就,反而请求入方苞门下,可见方苞的学问为士林仰望。

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方苞达到人生事业顶点,厄运接踵而来。乾隆四年(1739年)五月,晴天一声霹雳,方苞被革去侍郎职衔、南书房行走、武英殿修书总裁等一切职务。乾隆帝命他“专在三礼馆修书,效力赎罪”。方苞修书二十年,有大功,何以突然获罪呢?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主要是因方苞犯下做官的两件大忌:

第一件:泄密。《周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方苞与魏廷珍友善,魏守护雍正帝的泰陵。在乾隆帝召对时,方苞请起用魏廷珍。乾隆帝任命魏廷珍为左都御史,命未下达,消息传出。乾隆帝派人调查,方苞原来住在魏廷珍北京城的宅子里。后来更查出,乾隆帝决定启用魏廷珍,旨意还没发,方苞就先搬出魏家。乾隆帝认为,方苞给魏廷珍腾地方,暗示魏廷珍马上就要获得重用。因方苞泄密,就传旨训斥。

第二件:徇私。方苞为庶吉士教习,负责散馆考试。他已奏报并决定考试日期,但吴乔龄晚到,方苞请吴补考。乾隆帝起了疑心,派人调查,发现方苞从魏廷珍家搬出后,住在吴乔龄家。乾隆帝认为,方苞受吴乔龄请托,以权谋私,断不可用,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在武英殿修书。

在乾隆帝看来,方苞“泄密”与“徇私”——“其不安静之痼习,到老不改”。于是天颜震怒,时年72岁的方苞,被一革到底,“白衣修书”的往事重现。乾隆帝这下气得不轻,过了数月,下旨斥责一名御史,竟然扯上该人“薰染方苞造言生事、欺世盗名之恶习”。又过了两年,乾隆帝批评泄露朝廷涉密,又拿方苞做靶子,可见余怒未息。

乾隆七年(1742年),方苞分纂“三礼”中的《周礼》完成。皇帝赏给翰林院侍讲品级顶戴,准其回籍。(《清史稿·方苞传》卷二百九十)方苞回家后七年多,讲学授徒,著文赋诗,虽少些官场热闹,却多些文化成果。桐城人方苞治学“为古文正宗”并提倡“义法”,尔后刘大櫆提出“神气”,姚鼐再力倡“义理、考据、辞章”——就是观点、材料、文章,今人仍受启发。他们开创“桐城派”,被尊为“桐城派三祖”,影响广泛而深远。如今在安徽桐城,仍留下“桐城派”的遗迹和佳话。

对方苞来说,武英殿修书的经历,成就了仕途的顶峰,而对同时代的陈鹏年来说,三度奉旨入武英殿修书,却成了仕途遇险时的避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