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讲 文渊书阁 三、《四库全书》

如今看到的北京故宫文渊阁,是清乾隆帝专为收藏《四库全书》而建造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开馆修纂。次年,乾隆帝命杭州织造去宁波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考察(我国有私家藏书传统)。乾隆帝的旨意非常详细,要求搞清天一阁的建造方法、材料、书架款式等,然后做成烫样,标明尺寸后呈报。皇帝见图,随即拍板,就照天一阁式样,在皇宫文华殿以北兴建文渊阁。

藏书之地,最重防火。《周易》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疏”引“正义”曰:“天一与地六,相得合为水。”(《周易正义·系辞上》卷七)为了“生水”,阁名“天一”。天一阁为二层楼,楼下六间一字排开,楼上则将居中的三大间合一,暗合了“天一地六”的寓意。阁顶覆盖黑瓦,梁柱用青、绿两色水锦纹和水云带装饰。阁前凿了蓄水池,以备取水救火。书橱大都放在楼上的大间中,一律不靠墙;房间也前后开窗,便于通风。文渊阁全面借鉴了天一阁的上述防火措施,又根据皇家书阁的特点,做了改进:一是改名。按照乾隆帝说法阁名“从水立义”,而命名为文渊阁。二是加层。文渊阁要存放《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等,藏书量比天一阁大一倍还多,所以在上下两层之间加造一层,形成了“明二暗三”的格局。外观与天一阁类似,使用面积则大增。三是等级。按照皇家规制,将天一阁的硬山顶升格为歇山顶,又增加了游龙浮雕装饰,阁顶覆盖黑琉璃瓦绿剪边。四是立碑。阁旁立《文渊阁记》碑并建盔顶碑亭。

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是纪昀等人为总纂官。

纪昀(1724—1805年),字晓岚,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乾隆间进士,点翰林,翰林院侍读学士,为天子近臣。纪晓岚因为跟亲家说话不谨慎,泄机密,被夺职,遣戍乌鲁木齐。重回翰林院后,被荐任《四库全书》总纂官,又因儿子犯案,受到连累。幸亏皇帝宽免,纪晓岚才得以继续修书。《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纂修,历时15年,才告完成。修《四库全书》成为纪晓岚一生的转折。此后他不仅官运亨通,做到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左都御史,而且因为这部古代世界最大的丛书而扬名后世。(《清史稿·纪昀传》卷三百二十)

《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据林天人先生统计,文渊阁本收书3471种,79018卷,装帧成36381册,汇纳为6144函(各分卷册函数不同)《四库全书》各分的卷册有差异,各种统计数字也有差异,共7亿余字。书册封面为绢制,各部采用不同颜色。乾隆帝有诗云:“浩如虑其迷五色,挈领提纲分四季。经诚元矣标以青,史则亨哉赤之类,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就是说经史子集四部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四季,将书衣分为四种颜色——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蓝色、集部灰色,作为全书纲领的《四库全书总目》则为黄色。几册书成一函,装入香楠木的匣子,衬以夹板,束之绸带。关于木匣的来历,还有个辛酸故事。

陆费墀(?—1790年),陆费(lùbì)为复姓,名墀(chí),浙江桐乡人。他担任《四库全书》的总校官,可谓费力不讨好。乾隆帝发现书中有差错,就归罪于他,罢了他的官,又罚他出钱做文澜、文汇、文宗三阁藏书装帧、书匣的费用。陆费墀不久死去,乾隆帝不依不饶,抄了他的家,只留了一千两银子做子女抚养费,其他财产一律用来做装帧、书匣。受追责的还有陆锡熊。

陆锡熊(1734—1792年),上海人,为《四库全书》总纂官,也没能逃脱处罚:乾隆帝让陆锡熊和纪晓岚一起出钱,承担请人补正缮写的开支,后让他去奉天(今沈阳)文溯阁校书。陆锡熊在奉天病死,既没有回京,也没有回籍,落得个悲剧结局。

《四库全书》修成,又经过两次补遗,到嘉庆九年(1804年)才最后告竣,长达33年。全书没有刊印,只缮写了七部,后来命运多舛。第一批四部:大内文渊阁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已经影印出版;圆明园文源阁本,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入侵时被焚;沈阳文溯阁本,后移藏于甘肃省图书馆,现建新馆专藏;避暑山庄文津阁本,现移藏于国家图书馆,也已影印出版。以上四阁都在北方,习称“北四阁”。乾隆帝以江浙文风较盛,为便于士子就近阅读,命再抄三部:一部藏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太平天国时毁于火,现正复建文汇阁;一部藏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又作“淙”),也在太平天国时毁于火,现阁已复建完工;另一部藏杭州文澜阁,还是在太平天国时部分遭毁,但知县丁丙等捐筹款补抄,基本补上。以上三阁,都在南方,习称“南三阁”。底本则存翰林院(有学者认为没有此书),供士子阅读。

还有两部书,我简要介绍。一是《四库全书荟要》,收书464种,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在修《四库全书》时,从中撷取精华,缮为《荟要》。按照《全书》式样,缮写二部:一部贮藏于长春园味腴书室,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被焚毁;另一贮藏于皇宫御花园摛(chī)藻堂,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二是《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晓岚等主编,200卷。在纂修《四库全书》时,对抄写入《四库全书》的书和仅存名目的书,分别撰写内容提要,汇编成书。收入《四库全书》中的3461种、79309卷,存目书6793种、93551卷。(《四库全书总目·出版说明》)这部《四库全书总目》,是读书人案头必备的书目工具书。

文才自古多磨难。明清三部大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六位总纂官和总校官,各有各的悲剧。《永乐大典》的解缙,身陷囹圄,悲惨下狱,惨被冻死。《古今图书集成》的陈梦雷,耦枷发配,客死塞外;才子胤祉,被囚景山,愤郁而死。《四库全书》的纪晓岚,罢官戴罪,流放西域;陆费墀,罢官忧死,抄家补赔;陆锡熊,罚钱补正,流死沈阳。分开来看,是个人的悲哀;合起来看,是社会的悲剧。然而,没有八年乡居“杜门纂述”,或没有后来的解缙;没有关外十七年为奴,或没有后来的陈梦雷;没有两年零八个月乌鲁木齐遣戍,亦或没有后来的纪晓岚。所以,事有两端,话说两面:文才自古多磨难,磨难之中出文才。《永乐大典》总纂解缙、《古今图书集成》总纂陈梦雷和《四库全书》总纂纪晓岚都是明证。

在肯定《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汇集、整理、编纂中华文化遗产正面价值的同时,也要同西方略作对比。特别是乾隆帝组织编修国家巨大文化工程——《四库全书》,既看到其在中华文明史上的贡献,也要看到其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这时,法国正在编修《百科全书》。狄德罗、伏尔泰、卢梭等一批进步思想家,人称“百科全书派”。他们传播启蒙思想,反对封建专制,批评经院哲学,形成社会进步动力,为法国大革命做了思想、舆情与理论的准备。而“四库全书派”集中当时知识精英,埋首故纸堆,抄写古文献,扼杀了他们的聪明和智慧,磨灭了他们的批判与创新精神。结果,中国与西方各自走上不同道路,这很值得人们深思。文渊阁则成为这一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