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围绕经筵，宫廷斗争，非常激烈。

经筵是给皇帝上课，讲官不但有“帝师”的荣耀，而且能当面向皇帝展示自己，获得皇帝垂青和提拔的机会大增。皇帝对优秀的讲官往往很好。比如明朝成化年间的讲官刘珝（xǔ），进讲时反复开导，“词气侃侃，闻者为悚”，被赞为讲官第一。成化帝称他为“东刘先生”，赐给他一枚印章，上书“嘉猷赞翊”四字。刘先生原来只是吏部左侍郎，很快就兼任了翰林学士，入内阁，与机务，后官至谨身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明史·刘珝传》卷一百六十八）又如弘治年间的讲官张元祯，身材清瘦，个子也比常人矮。成化帝就特意下令给他准备了矮桌子。（《明史·张元祯传》卷一百八十四）嘉靖间讲官顾鼎臣，进讲《心箴》，“敷陈剀切”。嘉靖帝很高兴，亲自给讲义作注释。（《明史·顾鼎臣传》卷一百九十三）这样一来，为了谁能出任经筵讲官，翰林官之间不免有一番竞争。

经筵讲官，实属不易。明正德帝那么不争气，有位叫刘健的大臣仍苦谏不断。刘健是弘治朝首辅。弘治帝弥留之际，拉着刘健的手说：老师们多年来辅导朕，真是辛苦了！太子（后来的正德帝）天资聪明，但是年纪还小，喜欢安逸享乐。请老师们劝导他读书，辅佐他成为贤主！刘健受先帝临终托孤，对正德帝尽心辅弼。正德元年（1506年），他见小皇帝成天玩乐，荒疏学业朝政，就上书说：最近，皇上取消朝会的次数太多，上奏的事情回复越来越迟，游戏的范围倒是越来越广，经筵日讲干脆直接停止了。臣等愚昧，不知道陛下在宫里，究竟有什么事情比经筵日讲还要急！刘健严厉地教导正德帝：“滥赏妄费非所以崇俭德，弹射钓猎非所以养仁心，鹰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胄战斗之象不可施于宫禁”——可见正德皇帝都在宫里干了些什么！一番切责，年轻的正德皇帝嘴上接受了，行动上却依旧我行我素。弘治帝的陵墓刚一修好，刘健就请正德皇帝开经筵，皇帝勉强答应，却经常找理由停课，一会儿说要看望两宫太后，一会儿又说要骑马去。皇帝大婚，刘健又抓住机会请求开讲。正德皇帝拖了一个月，到了经筵的日子，又提出来每天只讲一次。原来，明代曾有制度，日讲每天早晨和中午各讲一次。日讲明明是为了他朱姓江山好，教他怎样做皇帝，正德皇帝却如此讨价还价，视学业为畏途，视祖制为儿戏，这种人怎么能当好皇帝呢？刘健坚持要按制度办事，无奈皇帝就是不听。托孤大臣的遭遇尚且如此，其他讲官的谏言被随随便便顶回来，也就毫不奇怪了。

明代围绕经筵的斗争，主要发生在朝臣与宦官、权奸与清流之间。清代则比明朝增加了满官与汉官、维新与守旧之间的政争。明代由于朝会失常，皇帝怠于理政，经筵几乎成为儒臣觐见皇帝、影响皇帝的唯一机会，因而围绕经筵的斗争，更复杂、更激烈。围绕经筵的斗争，争的正是影响皇权的机会。

这场经筵斗争暗流，讲官文震孟与阉党魏忠贤的较量是一个例证。

文震孟（1574—1636年），江苏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人，先祖文征明与唐寅等齐名，被誉为“吴中四才子”。震孟弱冠中举，但科试不顺，十赴会试，到天启二年（1622年），殿试状元，授修撰，入翰林。时魏忠贤专权，斥逐忠臣，庙堂之上，乌烟瘴气。震孟气愤，上《勤政讲学疏》说：大小臣工，因循粉饰，官员上朝，长跪一诺，北面一揖，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场，这将使祖宗天下日销月削。非陛下大破常格，鼓舞豪杰心，天下事未知所终也！又说：经筵日讲，侍臣进读，铺叙文辞，如蒙师诵说已耳。尖锐指出：“唐、宋末季，可为前鉴。”疏入，魏忠贤不即上奏。他乘天启帝看戏，摘录疏中“傀儡登场”一句，说文震孟“比帝于偶人（傀儡），不杀无以示天下，帝颔之。一日，讲筵毕，忠贤传旨，廷杖震孟八十。”（《明史·文震孟传》卷二百五十一）首辅叶向高、次辅韩爌力争，言官上章疏救。文震孟被降级外调，又被斥为民。讲官文震孟，敢讲真话，敢犯天颜，时称“真讲官”。

讲官文震孟与奸臣温体仁的较量又是一个例证。崇祯元年（1628年），惩治阉党，启用正人，召文震孟入朝，官以侍读，充日讲官。宰辅温体仁，“为人外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明史·温体仁传》卷三百八）是个内外不一、阴狠狡诈的小人。体仁主持礼部，礼部主管经筵，经筵影响皇帝，皇帝看重清流。所以，温体仁和清流之间，矛盾一触即发。

这时，阉党余孽谋反魏忠贤逆案，文震孟抗疏批驳：“群小合谋，欲借边才翻逆案。天下有无才误事之君子，必无怀忠报国之小人。举朝震恐，莫敢讼言。臣下雷同，岂国之福！”矛头直指阉党余孽和奸臣宦官。

明朝故事，经筵不讲《春秋》。崇祯帝以有益于治乱，命选人进讲《春秋》。文震孟本是《春秋》名家，温体仁惮忌他，不予推荐。次辅钱士升指出来，温体仁假装吃惊地说：“几失此人！”差点把这人给漏了！文震孟果然讲得好，受到皇帝肯定，进入内阁中枢。

一次进讲，崇祯帝“足加于膝”——跷起了二郎腿。文震孟正在讲《尚书·五子之歌》，当讲到文中“为人上者，奈何不敬”这句话时，眼睛直盯着皇帝跷起来的脚。皇帝不好意思，用袍袖遮住二郎腿，慢慢把腿放下。

震孟在讲筵，态度严正，不畏邪恶，耿直规讽，营救大臣。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兵攻京城，狱囚刘仲金等一百七十人破械越狱，被获。崇祯帝震怒，命将刑部尚书乔允升及左侍郎胡世赏等下狱处死，刑部郎中徐元嘏（ɡǔ，又读ｊｉǎ）于当堂廷杖，事件牵连多人。有的官员乘机落井下石。副都御史掌都察院事易应昌等主张，允升虽有罪，但没有死罪，崇祯帝益怒，并将易应昌下狱。这时文震孟讲《鲁论》“君使臣以礼”一章，反复讽劝，崇祯帝才降旨把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放出监狱。乔允升端方廉直，官声很好，以诖误获罪，天下惜之。（《明史·乔允升传》卷二百五十四）朝臣对文震孟赞扬有加。

后特擢文震孟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政。他两次疏辞，皇帝不许。司礼太监曹化淳雅慕文震孟，让人转话，表示敬意，但他就是不相往来。文震孟再次得罪温体仁：体仁窥其上疏，对所拟不满，让他改，拒不从。温体仁径然抹去不满意的文字。震孟大怒，将奏疏掷在温体仁面前，体仁也不理睬。温体仁还是“日伺震孟短”，把文震孟赶走。文震孟做大学士仅三个月，遭小人暗算，被免官回乡。不久死，63岁。《明史》本传评论文震孟说：“刚方贞介，有古大臣风。”

此外，讲官罗喻义奉命日讲，与温体仁也有斗争。他撰写讲义，提及时政，说“左右之者不得其人”，暗指左右国事的温体仁之流不称职。讲义上呈，温体仁看了很不高兴，让正字官通知罗喻义加以改正。罗讲官不听招呼，他到内阁去，隔着一道门就敢嘲讽温体仁。这下温某被激怒，给皇帝上书说：照老规矩，只有经筵的时候，规劝朝政的内容才能比讲解文义的内容多；日讲时，应该多讲文义，少发规劝。罗喻义是日讲官，却错用了经筵的办法；让他删改，却被他侮辱。请圣上明察！罗讲官虽然上书抗辩，但吏部慑于温体仁的权势，上奏革去了罗的职务。《明史·罗喻义传》记载：“喻义雅负时望，为体仁所倾，士论交惜。”这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总之，明朝士子可贵可敬之处，恰恰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前仆后继，劝导皇帝。以讲官文震孟为代表的清流，与以魏忠贤、温体仁为代表的权奸，大战两个回合，以权奸小人得胜而告终。说到底，朝廷大臣的升迁起伏，在于皇帝是不是明君。不用忠臣能臣，而用奸臣佞臣，这是明朝衰败的一大征兆。

苏洵《管仲论》说：“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明清庙堂经筵的盛衰，明清经筵讲官的进退，是皇朝盛衰的一个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