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讲 保和殿试 二、金榜题名

在殿试中,由皇帝亲自出题,提出有关时政和策略的问题,叫作“策论”。一般说来,殿试不会再有淘汰,只是根据皇帝亲自甄试,重新安排一下名次而已。例如清末会试第一名(会元)谭延闿,殿试后却成了二甲第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而刘春霖却中了状元。那么,金榜题名,是按照什么标准来决定呢?

这里要澄清一个误区,即殿试要以文才论高下。其实,会试、殿试,文章高下虽同考试结果有关,但并非决定性因素。真正要紧的是书法。比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探花刘凤诰,殿试那天,太阳落山,他还没有完卷。这自然是违反考场纪律的,惹得监考大臣要轰他出场。幸好礼部尚书常青见他书写工整,书法秀劲,让发给蜡烛,由他写完!几天后发榜,刘凤诰名列一甲,高中探花。与其说是常青慧眼识才,不如说是一笔好字救了刘凤诰。(昭梿《啸亭杂录》)但好事多磨,相传乾隆皇帝见到刘凤诰时,发现此人其貌不扬,一眼大一眼小,不大喜欢他,就当场出对子考他,刘凤诰当即应对。

东启明,西长庚,南箕北斗,朕乃摘星手。

春牡丹,夏芍药,秋菊冬梅,臣为探花郎。

乾隆帝以四方星宿入题,“摘星手”一语尽展帝王气象;而刘凤诰以四时名花应对,“探花郎”更是一语双关,堪称妙对,传诵至今。刘凤诰后来官至兵部侍郎,参与纂修《清高宗实录》,道光年间过世。

又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进士徐树铭,考试时已经完卷,还没有上交,却急着上厕所。他见身旁站着一位少年,就求道:“劳驾代为关照!”随即匆匆而去。少年翻阅他的卷子,见书法工整,非常欣赏,于是默默记下了“徐树铭”这个名字。这位少年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不久,道光帝去世,咸丰帝登极,随即多次超擢徐树铭。(《凌霄一士随笔》)一笔好书法,天子知遇恩。徐树铭后考取庶吉士,又点了翰林,步入升官快车道,曾官拜工部尚书。

有清一代,科考以书法论高下,考卷多以楷体书写,因此有“楷法取士”的说法。这就带来两个后果:一方面,考生唯恐字体不合读卷官喜好,于是一味求稳,泯灭个性。日久天长,形成所谓“馆阁体”。这种字体看起来千篇一律,用在抄书的工作上(比如编修《四库全书》)或许合适,对于有才华、有见地、有个性的考生则不啻灾难。另一方面,考生为博得皇帝青睐,往往打探皇帝喜欢的字体,答卷时投其所好。如顺治帝喜欢欧阳询的字,当时的状元就多有练欧体字的;康熙帝则喜欢赵孟頫、董其昌的字,于是写赵、董体的字又成了中状元的窍门。(王士祯《分甘余话》)偶尔遇到一个字写得不好却中第的考生,就会记在历史上。

晚清学术大家俞樾,做过章太炎的老师,又是俞平伯(红学家)的曾祖。他曾在《春在堂全集》里回忆说,自己从小就不练小楷,科考却中进士。后来才知道,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为读卷官,欣赏俞樾的文章,宁可打破规矩帮助他。俞樾一直活到86岁,官运并不顺遂,却成了一代学问大家。龚自珍却没有那么幸运。龚有才华,书法不合“楷法”,虽中进士,却未取庶吉士。有学者认为,龚自珍不满之情,在过镇江时溢于诗作:“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其实,虽说是楷法取士,可读卷官却未必个个是书法家。极端的例子,比如乾隆朝的重臣兆惠,出身满洲正黄旗,汉文并不好。他率军平定了南疆大小和卓的叛乱,班师回朝。乾隆帝龙心大悦,命他参与殿试阅卷。兆惠照实说自己汉文不行,乾隆帝倒潇洒,对他讲:“诸臣各有圈点为记,但圈多者即佳卷也!”可怜一届苦练楷书的贡生,做梦也想不到要比试“圈多圈少”!道光时,大学士托津汉文也不熟练,同样奉命阅卷。他干脆请同事代阅代评,而且把这告诉监考官,毫不避讳。(《十朝诗乘》)看来读卷官首先是一种待遇,其次才是职务吧。

殿试点甲,读卷官只有建议权。最后还是皇帝说了算,并不需要解释理由。既然信息不透明,各种传说就多了起来。比如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殿试,秦鸣雷夺魁,吴情为探花。有人说,本来状元是探花吴情的,可是此人运气不佳,名字和“无情”谐音,俗话说“无情无义”,嘉靖帝听了“无情”两个字很不舒服。加上当时大旱,嘉靖帝正在祈雨,夜里梦见打雷。于是“秦鸣雷”的名字成了吉兆,让他捡了个便宜。当时流传一句打油诗:“无情举子无情帝,鸣雷只好捡便宜。”文章好,不如书法好;书法好,不如名字好。类似传说还有,清末恩科状元刘春霖,也是因那年大旱,慈禧太后盼天降甘霖,就点了刘春霖为状元。清朝末科(不算恩科)状元王寿彭,也有故事。

王寿彭,山东潍县人,家在南关新巷子。两岁时,邻居曹鸿勋于光绪二年(1876年)中了状元。曹家很穷,据说高中之时,报子到他家里报喜,家里没有钱招待客人饭菜,更拿不出赏钱,还是邻居们帮忙现凑的。也许是榜样的力量无穷,27年后,王寿彭保和殿试,钦点状元,入翰林,授修撰。潍县城里一条长不过百米、宽不足三米的小胡同,二十多年间,连出两状元,曹王两府,南北相对,无比荣耀。可是流言也就传开,说王寿彭之所以中第,因名字有“寿齐彭祖”的吉祥之意。读卷官为讨好即将七十大寿的慈禧太后,就故意将他的试卷放在最上。慈禧一看果然高兴,就点了王的状元。王寿彭听说,当然不服气,写首打油诗来回应:

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甚难。

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再偶然。

换句话说,就算点状元有些偶然,此前科举的一路高中,难道都是偶然吗?平心而论,能呈送慈禧太后阅看的十份卷子,肯定是篇篇优秀,水平在伯仲之间。所谓靠名字取胜的说法不仅没有根据,而且也不能否定王寿彭文才书法俱佳的事实。在毛泽东的遗物中,就有一方铜盒装的砚,盒盖上有王寿彭的题字,被有关部门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王寿彭中第后,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学习,考察政治、教育和实业。日本之行影响了他的后半生。1925年,王寿彭出任山东教育厅厅长,兼山东大学校长。他在任上虽做了些尊孔复古之事,有些不合时宜,但也能聘任留学东西洋的知识分子执掌法、工、农、医等学院,兼取科举出身的经史学者,新旧结合,使山东大学颇有生机。

殿试还有故事。著名文学家袁枚(1716—1798年),浙江钱塘人,他少年异禀,聪明过人。乾隆元年(1736年),弱冠二十,被荐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以“年最小,试报罢”。四年(1739年)又参加殿试,中二甲第五名进士。他得意地说:“霓裳三百都输我,此处曾来第二回!”(袁枚《随园诗话》)就是说,四年之间,两入殿试。袁枚虽为庶吉士,但无意做官,“卜筑江宁小仓山,号随园,崇饰池馆,自是优游其中者五十年。”(《清史稿·袁枚传》卷四百八十五)他出游山水,为文辞歌赋,名流造访,岁无虚日。著《随园集》等三十余种,尽享天年,寿八十二。这是读书人的另途。但大多进士还是选择——走仕途,入翰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