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外面公园里的树木已经春意盎然，一些不知名的花朵在四处开放。郑先博从一辆黄包车上下来，匆匆地走进去。他穿过清静的过道，来到王宠惠的办公室门外，敲了敲门。秘书过来给他开了门，郑先博也没招呼，径直走进里面的王宠惠的办公室。王宠惠正坐在办公桌前，见郑先博进来，便拿着一张纸起身来到郑先博面前。

郑先博：部长，有什么急事？

王宠惠把那一页纸递了过去：你先看看这份电报。

郑先博粗略地浏览了一下电报纸后，王宠惠才接着说：顾维钧大使在巴黎碰巧和苏联驻法大使见了面，他意外地得到了正在苏联访问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离开莫斯科，到了列宁格勒的消息，就拍了这封电报回来。

郑先博问道：松冈洋右到列宁格勒的行程并不是预先安排的？

王宠惠忧虑地：问题就在这里。顾维钧听到的说法，是松冈洋右到列宁格勒故地重游。可谁都清楚，他到苏联去访问，并不是为了忆旧怀古。顾维钧很着急啊，联系到关于日本和苏联正在达成秘密协议的那些传言，他认为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郑先博：那驻苏大使邵力子先生呢，他是什么看法？

王宠惠摇头说：他在莫斯科无法知道内幕，所以我才着急。

郑先博说：松冈洋右一到莫斯科，斯大林就接见了他，这已经是非同寻常了。现在又突然离开莫斯科，这中间的原因的确不是用游山玩水就能解释清楚的。

王宠惠忧心忡忡地：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郑先博思忖了一下：部长，我认为松冈洋右突然到列宁格勒访问，应该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有意延长他在苏联逗留的时间，具体地说，他是在等待某种结果。

王宠惠看着他：你认为是在等待什么呢？

郑先博也说不太清楚，毕竟这只是一种判断：我不知道。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果。也许，苏共中央或者斯大林需要讨论才能给松冈洋右一个正式的答复。所以，他宁愿在苏联多待一段时间。如果真是传言中所说的苏联和日本之间的某种和平协议，那就情况严重了。

王宠惠沉默片刻，才说：我叫你来就是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情的直觉判断。你的分析印证了我的担心，看来我们是想到一块儿了。你马上安排去一趟苏联大使馆，向苏联大使潘友新打听一下情况。自从抗战以来，苏联一直是我们最大的援助者。可是现在欧洲的形势扑朔迷离，非常危急。苏联人完全有可能为了应付欧洲的局面和日本人达成某种协议，如果那样的话，我国的处境就非常不利了。

在终于要离开重庆之前，郑明被再次叫到了上司的办公室。34兵工厂发生的事情，已经证明上司在怀疑自己，所以郑明作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接下来，却什么都没有发生。郑明判断，一定是有人怀疑自己去年在“桐工作”中的行为，才引发了这次“考验”。不过，既然是考验，也就说明军统还没有掌握更多的情况。所以当他又站在上司面前时，郑明心里相当坦然。

胖处长冷冷地看了看郑明，把一叠材料递给他：武汉方面的情况，包括你的联络人和联络方式，都在这里了。这些东西不能离开大楼，你看完以后立即还到这里来。

看见郑明接过了那叠材料，却并没有立即离开的意思，处长问：你还有事吗？

郑明：处长，上次那个所谓日本特务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处长看着他：啊，情报不太准确，没想到这个日本特务竟然真的是《新华日报》的记者。不过还好，我们的人处理得很及时，没让他得逞。

郑明冷笑了：要我参加那个所谓的暗杀行动，恐怕也是针对我的吧？

处长摆出一副懒得理他的样子，说道：胡说八道！

郑明忍不住“哼”了一声：要是你认为这种把戏能骗得了我，那你们太小看人了。

处长恼火地厉声道：放肆！

郑明却无所谓地发泄道：你一方面可以通过所谓的兵工厂爆炸案对那个人进行逮捕，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让我参加这次行动，来测试我是否通敌。我没说错吧？在军统干了这么些年，我知道这里边的手段。只是，在国家命运、民族命运危在旦夕的时候还搞这些阴谋，让我感到寒心！

处长愣了一下，突然有些阴险地笑了：郑明，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所以才派你去武汉工作站，为国家和民族做一点实际的工作。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你是不是能胜任这份工作，但是起码你是深入敌后，可以直接和日本人作战了。

郑明：我很高兴你委派我去武汉，这总比在重庆搞那些肮脏的阴谋有意义！

处长冷笑起来：那好啊，那我祝你一路顺风。不过，我可不敢说和你再见，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你是否还能活着回到重庆。

你还是小看我了！郑明说完，狠狠地盯了处长一眼，转身离开了。

黄昏的长江岸边。

江中有几艘小船，淡淡的暮霭遮蔽了更远处的景物，使得江面有些朦胧。郑明和孙翔英在江边慢慢地走着，谁也没有说话。他们知道，这大概是郑明离开重庆之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最终，还是郑明打破了沉默，问道：你们那边，在设法营救夏新立了吗？

孙翔英：正在想办法。

郑明：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了。

孙翔英看着他：不知道武汉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自从离开那儿以后，我就没想过哪天还会回去，起码在赶走日本鬼子之前。没想到，你现在又要去了。

郑明笑了笑：我是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只是，真要离开重庆了，又有些舍不得。我到北碚去了一趟，和母亲告别。她哭了，真像是生离死别一样，劝也劝不住。

孙翔英：你答应我，一定要小心。

郑明点点头，突然有些伤感：如果我不能回来了，我是说，如果我出现什么意外……你会忘了我吗？

孙翔英的眼睛顿时变得湿润了：不许说这样的话。

郑明却固执地：你不会忘记我，对吗？

孙翔英看着身边的长江，突然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不定，我们会在武汉见面的。

郑明惊讶地问：你说什么？

孙翔英看定了郑明，充满深情而又坚定地：我们说不定还会在武汉见面。所以，我不希望你说出那样的话来。

郑明还是没有理解她的意思说：但愿如此，在日本人被赶出中国之后，在武汉光复之后。

孙翔英却说：也许会在此之前。

郑明终于有些明白了，立刻严峻地说：你千万不能感情用事！

孙翔英：我没有感情用事，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郑明：翔英，你是我这一生中见到的最美丽的姑娘……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们会再见面的。

两人默默地、充满柔情地对视着。他们身边，长江在黄昏的暗淡中悄悄地向东流去。

也在这个黄昏，按照王宠惠的意思，郑先博来到了苏联大使馆和潘友新晤谈。潘友新吸着香烟，和郑先博轻松地聊着。郑先博转达了王宠惠的询问，希望潘友新能够透露一些关于松冈洋右行踪的信息。

潘友新听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才缓缓地说：郑先生和王宠惠部长怎么会突然对松冈洋右外相的行踪感兴趣呢？据我所知，他不过是去列宁格勒游玩几天，放松一下。

郑先博直截了当地：大使先生，如果松冈洋右外相是在等待某种消息呢？

潘友新很好地用微笑掩饰了自己的惊讶：什么消息？

郑先博：比如，他是在等待莫斯科作出什么重要决定。

潘友新并不直接回答郑先博的问题：郑先生，你应该知道，苏联政府对华政策是不会改变的。自从苏联卷入中国的抗战之后，我们就一直恪守着自己的原则，无论是军事援助还是经济援助，都表现出了相当的一致性。

郑先博：这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充满感激之情。不过让人担心的是，日本外相的这次访问，很可能会导致消极的结果，破坏这种一致性。

潘友新不以为然地说：苏联和日本的外交接触，完全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一种正常活动。请你放心，苏联政府不会在和日本政府的接触过程中出卖中国的利益。我知道，这是你们最担心的。当然，这中间也许会出现一些外交策略的调整，但这并不是我们需要在这里讨论或者需要征得中国政府同意的问题。

郑先博：大使先生应该知道，苏联如果和日本达成某种妥协，会危及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反法西斯阵营。

潘友新：郑先生多虑了，我倒觉得不会有那么严重。

郑先博无奈地：大使先生，但愿你的话不是一种外交辞令。

潘友新笑道：我是外交官，你也是外交官，我们之间的谈话就难免没有外交辞令，是这样吧？

郑先博：那好吧，大使先生，我告辞了。

潘友新和郑先博一起站了起来，突然又问了一句：关于松冈洋右外相的访苏，难道你们的驻苏联大使邵力子先生也没有得到什么消息？

郑先博说：如果有消息，我还会到这里来拜访你吗？

潘友新笑了笑，不说话了。

郑先博告辞潘友新，离开苏联大使馆出来，天已经黑了。根据他的观察和判断，潘友新模棱两可的态度，正好说明了松冈洋右的行踪意味深长。回到家里后，郑先博基本上已经得出了结论，他打算明天一早就给王宠惠汇报。

郑先博正在洗漱，准备睡觉，外面响起了敲门声。郑先博连忙来到客厅把门打开，看见王宠惠站在门外，他有些吃惊：王部长？快请进！

王宠惠跟着他走进客厅，边在沙发上坐下边问：你和潘友新大使谈得怎么样？

郑先博将一杯茶放在了他面前：不太好。他没有透露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作了一些比较空洞的保证。我向他陈述了我们的担心，他只是说如果有什么新的进展，会通知我们。

王宠惠情绪低落地沉默了。

郑先博：王部长，怎么了？

王宠惠：虽然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但我基本上断定，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已经达成了某种交易。潘友新对我们三缄其口，如果不是因为他不知内情的话，那么更证明这个交易里面，一定涉及到了中国的利益。

郑先博点头说：潘友新的外交辞令很可能是一种掩饰，他肯定已经知道了苏联和日本谈判的一些内容，只是在这个谈判的结果没有公布之前，不便于对我们透露而已。你看了《泰晤士报》和《大公报》没有？他们都认为这次苏日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

王宠惠叹了一口气：我刚从委员长那儿来。

郑先博：委员长怎么看这件事情？

王宠惠苦笑了：委员长担心，如果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在这个时候达成什么协议，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抗战进程就必然会受到损害。委员长把我和外交部又是一通责备，还是老话，说我们无能。

郑先博不满地说：可委员长难道不知道，遇上这种事情，无论是你还是外交部都无法左右？

王宠惠叹了口气：是啊。一个有四万万人口、几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却不断地任人宰割，任人出卖，而我们自己却完全无能为力，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委员长心里窝火，谁心里又好受呢？

郑先博：弱国无外交，我们已经尽自己所能了。

王宠惠有些自嘲地笑了笑：我想，也许委员长训斥我的时候不会太多了。

郑先博：为什么？

王宠惠忧郁地：如果日苏之间的协定公布出来，中国真的再次成了其中的牺牲品的话，委员长大概不会让我这个无能的外交部长再干下去了。

郑先博愤愤地：不，这不公平！

王宠惠感叹地：外交和政治上面，从来没有公平的游戏。我也有些心力交瘁了，只是，看着别人把中国玩弄于股掌之间，总是有些不甘心啊！

晚上，孙翔英来到了周公馆。周恩来不在，邓颖超看见她就开玩笑地问她是不是嘴馋了。孙翔英勉强地笑笑，说自己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请示周恩来。邓颖超让孙翔英坐下谈，孙翔英犹豫了一下，坐下了。

孙翔英坐下来就问：大姐，夏新立的事情有消息了吗？

邓颖超说：老夏被捕的事情，南方局已经做了安排，正通过各种渠道和国民政府方面交涉，估计很快就有结果。

孙翔英：这次老夏的被捕，完完全全是军统预先设计的阴谋。

邓颖超说：最近以来，有好几个同志都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他们的身份和被捕的方式大致相同。所以，恩来同志和其他南方局的同志都认为，老夏的被捕是军统搞的阴谋计划中的一部分，目的大概是要栽赃、抹黑我们党的公众形象。“皖南事变”之后，老蒋可以说在国内国际都丢尽了脸，这次无非是想把破坏抗日的帽子也给我们戴上，挽回一些面子。

孙翔英说：如果他们的阴谋被公诸于众，不是更丢脸吗？

邓颖超安慰道：所以我估计交涉的结果很快就会出来，老蒋和国民党恐怕不敢再在这种事情上失信于民的。

孙翔英沉默了。

邓颖超看着孙翔英，笑起来：小孙，你想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孙翔英突然说：大姐，有一件事情，我想请你帮忙。

邓颖超：说吧。

孙翔英：我想回到武汉去工作。

这让邓颖超很意外：哦？为什么？

孙翔英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没有说出真正的原因：我在重庆已经工作一年了，虽然这里也有很多事情要做，可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回武汉去，那儿更需要人。武汉陷落之前，我就一直在那儿，对那儿很熟悉。大姐，你能不能跟周副主席说说我的要求。

邓颖超笑了：小孙，你是让我给你当说客？

孙翔英也笑：我求你了。

邓颖超：武汉的工作很重要，但也很危险，我不能保证恩来同志会同意你的要求。而且我也不太赞同。雾季已经结束，日本鬼子又会开始对重庆的轰炸了，这里有许多事情要做。

孙翔英：大姐，求你跟周副主席说一说，好吗？

邓颖超说：让我考虑一下吧。

郑先博和王宠惠的担心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两天以后的一个深夜。黄山下，通往蒋介石官邸的石板小路前停放着一辆挂着苏联国旗的轿车，一个司机在车边站着吸烟，两个卫兵站在高处看着他，两盏路灯孤零零地亮着，把昏黄的光线照在卫兵的身上。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王宠惠、郑先博坐在黄山别墅的会客厅里，蒋介石坐在房间的另一端，房间里的气氛相当紧张。

蒋介石脸色很难看：大使先生，我想，你是一定知道我为什么深夜把你请来的原因？

潘友新微笑地摇摇头。蒋介石尽力克制着：我们刚刚得知，贵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

潘友新不动声色地：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个消息。但我看不出我们在这个时候见面和这有什么直接关系。

蒋介石：是吗？！我是想让你马上知道，贵国政府和日本人签订的协议是对中国利益的出卖！这个协议不仅默认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且还把蒙古交给苏联，以换取承认所谓“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神圣不容侵犯！这太过分了！

潘友新说：蒋先生，我认为我国政府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基于我国对国际反法西斯形势的战略判断。

蒋介石：战略判断？你们的这个协议不光是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也损害了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利益！日本人得到这份协议，等于得到了贵国政府不再支持中国抗战的保证，这对远东的反法西斯阵线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破坏？！我们会对此作出强烈反应的。

潘友新平静地：作为驻华大使，我可以向国内转达贵国政府的反应。

蒋介石看一眼王宠惠接着说：外交部的王部长也在这里，我们马上会发表一个声明，否认《苏日中立条约》中有关中国条款的效力，我们决不承认！亮畴，你立即着手这件事情。

王宠惠：是。

潘友新试图缓和一下气氛：蒋先生，虽然我国政府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和日本政府签订了这份协议，但是我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和态度始终一致，没有任何改变。

蒋介石愤愤地：非常遗憾，我看到了太多的改变！

潘友新：我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迫于欧洲的形势，苏联不可能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希望蒋先生能够理解。

蒋介石：我国军民抗战多年，实际上也帮助贵国在东面阻止了日寇的势力扩张。如果贵国政府认为和日本人签订中立协定可以换取在远东的和平，那就大错特错了！

潘友新只是再次说：我一定转达贵国政府的态度和看法。

蒋介石不说话了，客厅里弥漫着尴尬的气氛。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晚上。

一处紧靠路边、被棕榈树掩映的房子，窗户拉着窗帘，有灯光从里面透出，照在回廊外的一辆美军吉普车上。从欧洲回来的顾宏源拎着一只旅行袋，在那辆美军吉普跟前站住了。他看了看吉普车，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除了疲惫。

这是顾宏源的家。他走到门前，虽然钥匙已经拿在手上，但还是按响了门铃。没有人应答。顾宏源再次按响了门铃，而且一直不放。房门终于打开了，一个美国人的脑袋伸了出来。顾宏源看见美国人，倒是一点儿也不吃惊：安德鲁斯，你在这里？

那个叫做安德鲁斯的美国人却显得有些慌乱：顾？！你怎么回来了？

顾宏源笑了笑：看起来你有些吃惊？

安德鲁斯急忙让到一边：不……哦，对不起，快进来吧。

顾宏源收起了脸上的笑容，提起旅行袋走进了房间。安德鲁斯在顾宏源和自己擦身而过的同时，慌乱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衬衫。顾宏源走进客厅后，随手把旅行袋放在地上，四下看了看。茶几上摆放着一个酒瓶和两只酒杯，沙发上放着安德鲁斯的外套。他回头问道：难道这个房子里只有你一个人？

安德鲁斯把沙发上的外套拿起来，刚要说什么，楼梯上却已经传来了顾宏源妻子的声音：宏源，你怎么回来了？

顾宏源露出一丝讥讽的微笑：好像我回来得不是时候？

他的妻子有些衣冠不整地从楼上下来，拥抱了顾宏源。站在一边的安德鲁斯有些尴尬地说：顾，我先走了，祝贺你们的团聚。顾太太，再见。

顾宏源妻子也同样尴尬地对安德鲁斯点点头，安德鲁斯在顾宏源的注视下连忙走出了房子。顾宏源没有说话，在沙发上坐下，听着外面安德鲁斯发动汽车开走了。顾宏源的妻子是那种很小巧的菲律宾女人，虽然早就不年轻了，但也还风韵犹存。她在顾宏源对面坐下来，有解释的意思：安德鲁斯来陪我聊天，我们喝了几杯……顾宏源打断了她：你不用解释什么。

妻子看着他，起身为他倒了一杯水：你收到我的信了？

顾宏源点点头：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回来的。

妻子“哦”了一声，不说话了。就在两个月前，她给顾宏源写过一封信，信里明确提出了离婚的要求，当然也少不了述说各种理由和对生活的抱怨，还有歉意。

顾宏源平静地说：我不准备责备你什么。我们之间的事情最好在我逗留期间一了百了。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们尽快把离婚的手续办完。

妻子突然有些难过的样子，把脸靠在了他的肩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说对不起，我向你道歉。

顾宏源身体僵硬着，苦笑道：没什么好道歉的。

妻子问：国松知道这件事情了？

顾宏源说：他比我更早地知道你和安德鲁斯的关系。

妻子惊讶地离开了他。

看见她反应如此强烈，顾宏源笑了一下：你很吃惊？你应该知道，国松早不是孩子了。他在重庆一见到我，就给了我某种暗示。我想，等我们处理完这件事情以后，最好还是你自己写信告诉他吧。

然后顾宏源从自己的皮夹里取出一张顾国松在重庆的照片，递给了妻子。妻子看着照片，突然有些伤感地哭了起来：宏源，我没办法！我一个人待在这里，太寂寞了！寂寞得无法忍受。希望你，还有儿子能够原谅我。

顾宏源倒有些安慰地：好啦，谁也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累了，我要洗个澡。

说完，顾宏源站起身来，拎起自己的旅行袋上楼去了，留下妻子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她神情忧伤地再次看了看顾国松的照片，拿起一杯酒一口喝光了。

顾宏源为了办理离婚手续，不得不在马尼拉多逗留一些日子，虽然他一天也不想在这里多待。这天晚上，安德鲁斯在一个酒吧约他见见面。顾宏源知道，安德鲁斯想就这件事情有一个西方式的了断，便去了。酒吧里坐着许多美国大兵、华人、菲律宾人和欧洲人，显得有些喧闹。顾宏源一进门就看见安德鲁斯坐在吧台的高椅子上，面前摆着一杯啤酒。他走过去，也不招呼就坐在了安德鲁斯的旁边。

安德鲁斯为顾宏源要了一杯啤酒，端起杯子和他碰了一下：顾，很抱歉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希望你不要恨你的妻子，是我的责任。

顾宏源喝了一口酒，笑了一下：安德鲁斯，我不是来和你讨论责任的。

安德鲁斯不自然地笑笑：顾，你离开马尼拉那么久，对你妻子来说太可怕了。

顾宏源：也许，你是一个拯救她的天使？

安德鲁斯急忙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顾宏源说：我们正在处理离婚的事情。处理完以后，我妻子，或者说我的前妻要怎么样，都与我无关了。

安德鲁斯：那就好。

看见顾宏源不说话了，安德鲁斯换了一个话题：顾，中国的情况怎么样？

这倒是顾宏源更愿意说的话题，他说：不好。现在轴心国在欧洲的势头很猛，苏联又刚刚和日本签订了中立协议。我担心，用不了多久，东南亚的情况也会发生重大变化。

安德鲁斯吃惊地问：你是说，日本人会对这里发动进攻？

顾宏源反问道：你还看不出来吗？苏联人想通过协定免除自己在东方的忧虑，专心对付希特勒。日本人则通过这个协定掐断了苏联对中国的支援。我想，如果日本人能很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事，他们就可以放手南进了。

安德鲁斯笑了：一个小小的岛国，难道敢发起太平洋战争？

顾宏源：你不要低估了日本人的野心。

安德鲁斯不屑一顾地：新加坡有英军驻守，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有我们美国的军队，日本人除非疯了才敢来挑战。

对这种典型的美国人的自信和骄狂，顾宏源已经司空见惯。他知道美国人的德性，便说：安德鲁斯，我有一个请求。如果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请你照顾好我的前妻。

安德鲁斯笑了：你不用这么悲观，日本人没那么大的本事。

顾宏源固执地再次问他：你能答应我吗？

安德鲁斯耸耸肩：好吧，我答应你。不过，我还是认为你过于担心了，日本人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顾宏源说：我们走着瞧吧。

随着雾季的结束，重庆的人们又开始担心随时都会飞临上空的日军轰炸机了。这种日益逼近的恐惧和紧迫，在江庆东他们防空司令部更加明显。连着几天，江庆东都带着人在市内各个防空洞进行最后一轮检查。江庆东最担心的，还是洞里的通风系统。去年那起因防空洞内通风不良造成的数人窒息死亡事件，已经足以让人警惕。然而检查的结果令江庆东大为失望。经费早就拨下去了，但至今仍有一半以上的防空洞没有更换通风系统。理由是一样的，通风设备的供货方华中机电工程行虽然合同签了，钱收了，但无法提供足够的通风设备。

江庆东回到防空司令部，便直接来到了司令刘峙的办公室。看见他进来，刘峙很客气地看着他：啊，庆东，有什么事吗？

江庆东说：司令，我检查了许多防空洞，发现问题很大。

刘峙问道：什么问题？

江庆东：很多防空洞的通风设备依旧很不完善，有的坏了没有更换，有的根本就没有。司令，这太危险了。日本人的大规模空袭一旦开始，我担心会出大问题。

刘峙有些漫不经心地：购买鼓风机的合同不是早已经签了吗？

江庆东：但据说是无法供货。

刘峙想了想：合同既然已经签过，款也划出去了。他们拿不出货来，我也没有办法。再说，重庆有那么多防空洞都需要通风设备，的确也有些困难。

江庆东：天气开始热起来了，如果日本人的轰炸持续不断，那么多人挤在防空洞里却没有通风设备，后果堪忧啊！

刘峙：我知道。但是要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有难度。

江庆东着急地：司令，人命关天，再难也要想办法才行。

刘峙笑了笑：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日本鬼子的轰炸又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样吧，我抽空过问一下。

江庆东还想说什么，电话铃却响了起来。刘峙挥挥手打断了他：好了，我还有其他要紧的事情。

江庆东有些担心地看着刘峙拿起了电话听筒，悻悻地离开了。

天快黑的时候，外交部下班了。一脸倦意的王宠惠从外交部大楼里出来，正准备钻进等在外面的轿车，郑先博手里拿着一份电报从大楼里追了出来：王部长。

王宠惠停下来，看着郑先博走到自己面前，没吭声。

郑先博：胡适大使从美国来电，有好消息。

王宠惠似乎不太感兴趣，甚至在接过那张纸之后也没有去看它，问：什么好消息？

郑先博：胡适之先生会见了美国财长摩根索，他已经明确表示，《苏日中立协定》的签署，不会影响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同情和支持，也不会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计划。继上次已经同意给我们的4500万美元军用物资之后，美国政府又同意签署一项平衡基金协定，再给我们5000万美元。

王宠惠说：这倒是个好消息。

郑先博：还有，英国政府也同意通过平衡基金给中国政府贷款500万英镑，想来也是针对《苏日中立协定》作出的决定。

王宠惠苦笑了一下：这么说，英美两国都表示了对中国的同情？

郑先博：不管是不是同情，起码他们做出了某种表示。

王宠惠把那纸电文还给了郑先博，略有些讥讽地：好啊，委员长的“苦撑待变”方针终于开始见到结果了。英国和美国在一旁观望了那么久，终于发现中国是他们抗击法西斯势力的同盟了。不过，委员长不会因此而表扬外交部的。

郑先博这才开始觉察到了王宠惠的情绪有些异样，刚要问，王宠惠却继续说道：先博，外交事务是个苦差事，尤其对于中国的外交官来说更是如此。在这个世界上，国际关系中从来没有真正的同情和公正，有的只是国家利益，弱肉强食。援助也好，出卖和抛弃也好，说到底，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实力说话。国家不强大，“苦撑待变”的策略恐怕就是我们永远的宿命啊。

郑先博看着他问道：部长，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王宠惠难看地笑了笑：我已经奉调离任，不再是外交部长了。

这让郑先博惊讶不已：是因为《苏日中立条约》？

王宠惠不由自主地轻轻“哼”了一声：也许是，也许不是。不管怎么样，自从国民政府搬到重庆之后，我们外交部就没有遇到过舒心的时候，我这个外交部长当得不好受啊。

郑先博关切地问：那，你会到什么地方去工作呢？

王宠惠心灰意冷地摇摇头：我不知道，委员长可能有他的考虑。不过，我已经无所谓了，我需要休息，太累了。

郑先博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王宠惠说：先博，我送你一句话：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可以明哲保身，涉及到国家利益，还是要鞠躬尽瘁。

郑先博强笑了一下：如果自己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呢？

王宠惠也笑了：我相信，你应该能作出自己的选择。

郑先博还想说什么，王宠惠朝郑先博摆了摆手，然后头也不回地钻进了汽车。郑先博站在那儿，感慨地看着远去的轿车，难掩一脸的惆怅和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