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居里抵达重庆的当晚，蒋介石和宋美龄为他在林园举行了欢迎酒会。尽管压力很大，蒋介石还是强作欢颜，力图为居里的访问制造一种轻松的气氛。政府要员和他们的夫人们，以及外国驻华使馆人员济济一堂，让这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在王宠惠的保举之下，郑先博终于复出，具体负责居里在重庆访问期间的接待和安排。所以，他也来到了林园参加欢迎酒会。

蒋介石、宋美龄与居里坐在一起，很亲密地交谈着，起码在别人眼里是这样。交谈中，居里用开玩笑的语气抱怨说，中国方面对他的日程安排得太满了，看来是打算一点儿时间都不给他留下。蒋介石笑笑没有回应，倒是宋美龄打着圆场说，居里先生对中国政府和重庆来说是真正的VIP，自然不会有空闲的时间游玩。居里哈哈大笑，表示自己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游玩。

离他们不远的地方，郑先博和王宠惠在一起喝着饮料。郑先博虽然对自己复出工作感到高兴，但也清楚，王宠惠让他去安排居里的行程和全程陪同这位美国特使，实际上是把烫手的山芋扔到了自己手里。他看看那边差不多已经结束了谈话的蒋介石和居里，说：王部长，看来委员长对居里特使的这次来访非常在意啊。

王宠惠似笑非笑：居里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选择这个时机来到重庆，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了。委员长能不在意？

郑先博问：难道美国人也会对“皖南事变”作出强烈反应？

王宠惠：很难说。美国要对中国进行援助，就不得不对中国国内的形势进行评估。

郑先博不再说话了。他心里明白，居里现在成了蒋介石的救命稻草，美国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将决定蒋介石此后的政策走向。自己虽然按照王宠惠的指令，给居里安排了一个密不透风的访问日程，但如果居里提出一些额外的要求，他是会相机行事的。

居里和蒋介石、宋美龄谈完后，英国大使卡尔找了个机会，把居里拉到了一边。两人寒暄几句，卡尔便笑着说：特使先生，你已经成了重庆最受欢迎的明星了。

居里也微笑了：阿奇博尔德爵士，我的受欢迎程度恐怕和我个人没什么关系，而是因为我肩负的使命。

卡尔：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特使先生到英国使馆喝喝茶，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赏光？

居里有些为难地：这个……恐怕有点不方便。中国人已经把我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疲于奔命，哪里还有时间喝茶？我倒是非常愿意拜访大使先生。

卡尔笑了：居里先生也许误会了我的意思。当然，我们英国人有喝下午茶的习惯，不过这种习惯在重庆显得非常不合时宜。但是，我邀请特使先生喝茶，并不是为了向你展示英国人的这种传统，而是一项重要的外交活动。也许，你会在我们使馆喝茶的时候，得到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居里感兴趣地看着他：这么说，大使先生为我准备了一份礼物？

卡尔：当然有这个可能，我是说如果你同意的话。你知道，喝茶的人不光是你和我，还可能有其他客人。

居里有些读懂了卡尔的暗示：你的客人就是送给我的惊喜？

卡尔：谜底需要你自己去揭开。

居里思考了一下：那么好吧，我会想办法赴约的。

卡尔和居里还在高兴地交谈着。这边，蒋介石慢慢穿过人群，漫不经心地来到郑先博和王宠惠跟前。两人见蒋介石过来，急忙站起来。蒋介石也没坐下，而是看着郑先博问道：你最近还好吗？

郑先博恭敬地说：多谢委座的关心，还不错。

蒋介石看了王宠惠一眼：亮畴跟我说过了，让你官复原职，你认为怎么样啊？

郑先博：谢谢委座对我的信任。

蒋介石微微点头：这就好。居里特使这次来重庆，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外交活动，我希望你不要疏忽大意。

郑先博：请委座放心。

蒋介石难得地笑了笑：英国人太狡诈，上次的事情把我们都骗过了，所以嘛，责任不一定全在你。不过，我当时不得不那样做。

郑先博：委座，我愿意承担责任。

蒋介石说了句“这就好”，就离开了。

第二天下午，按照日程安排，郑先博陪同居里去美国军舰图图拉号进行视察。这艘军舰曾在去年10月的轰炸中，被日本人的炸弹击中。

两辆挂着美国国旗的轿车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行驶着。前面一辆轿车的后座上坐着居里，郑先博坐在前排。从车窗望出去，可以看到长江上弥漫着隐约的雾气。窗外的轰炸废墟，像一串乌黑的影子，在淡淡的雾气中一晃而过。汽车快要到达江边时，居里突然表示，自己不去图图拉号了，而要去英国大使馆和卡尔喝茶。郑先博虽然担心这次行程的变动要是让蒋介石知道会给自己惹出麻烦，但却没有反对。何况，居里的语气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

轿车来到英国大使馆门前停下，居里钻出来，径直走向大使馆前面的台阶。他看见郑先博跟在后面，便停下脚步，微笑着说：郑先生请留步吧，这只是一次非正式的见面。

郑先博想解释：特使先生……居里脸上的微笑消失了：郑先生不至于要监督阿奇博尔德爵士与我之间的闲谈吧？

郑先博连忙笑着说：没有这个意思。如果特使先生不希望我在场的话，我就在外面恭候。

卡尔已经出现在大使馆门口，迎接居里的到来。他看见郑先博，跟他打了个招呼，也没有说什么，然后就带着居里走进了大使馆的房子。两人一进会客厅，居里就看见周恩来正坐在沙发上朝他们微笑。当然，居里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惊讶。

周恩来礼貌地站起来，卡尔连忙给两人相互介绍：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共产党中央驻重庆的最高代表周恩来先生，这位是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先生。

周恩来主动地伸出了手：你好，居里先生。

居里握住了周恩来的手：你好，周先生。在来重庆之前，我就已经听说过你了。

周恩来一笑：我相信，不只是听说，而且还做过一些研究。

居里并不否认地一笑：周先生和阿奇博尔德爵士早就相识？

卡尔回答道：大概因为我是一个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英国人，所以我想周先生对我没有什么戒备。

卡尔的玩笑让大家都笑了起来。客厅中央的茶几上，已经摆上了茶具。三个人在沙发上落座，卡尔便给居里和周恩来斟上茶水。

居里已经不需要说什么客套话：周先生，让我们直截了当吧。在美国，报纸上有一些关于“皖南事变”的报道和议论，其中，斯诺写的几篇报道相当引人注目。罗斯福总统对中国目前的形势很关注，他希望了解在皖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蒋先生和他的政府在这个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周恩来：特使先生，首先我要申明，就共产党一方而言，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皖南事变”中到底有什么阴谋。但是可以肯定，国民党中间的顽固派一直在寻找机会和共产党发生摩擦，从而制造分裂。可以说，这一****行动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统一抗战的气氛。

居里问道：难道新四军没有抗拒政府命令的嫌疑？

周恩来肯定地说：据我所掌握的情况，绝对没有。

居里：周先生，共产党方面对这次事件的最终态度是什么呢？

周恩来：我们在此极端情况下仍然保持了克制。我们仍然认为，中国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抗击日本侵略者，打内战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最大的损害。亲者痛，仇者快！我们不希望这次事件导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彻底决裂，因为如果这样做，最大的受益者是日本人！无论对于中国自身的抗战，还是对于国际反法西斯事业来说，都是一个不能接受的结局。

卡尔插话说：特使先生，周先生曾经和我讨论过，如果中国抗日的统一阵线破裂，日本人就能速战速决，从眼下在中国的僵局中抽出身来，全力对付英国和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这将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局面。

居里并没有接过卡尔的话头：我国参众两院刚刚在去年年底通过了向中国提供一亿美元援助的议案，没想到却冒出来这样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如果中国的政府和军队失去了美国人民的信任，那么即使是罗斯福总统，在援助中国的问题上也无能为力了。

周恩来：这就是我希望和特使先生交换意见的根本原因。这个事件真正的来龙去脉，也许在今后会逐渐明晰起来。但是我希望特使先生明白，无论承受多么大的牺牲，共产党仍然会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枪口对外。

居里思忖了一下：周先生，你刚才的描述很重要，我也同意你关于枪口对外的看法。不过，我到重庆以后所听到的，和周先生的描述还是有一定差距。

周恩来：特使先生也许知道，关于“皖南事变”的新闻报道，在重庆是遭到了当局严密封锁的。居里先生能够在这儿和我见面，相信也不是你的正式日程上的安排。

居里客气地笑笑：我是提出过这方面的要求……不过现在我们还是见面了。不过，涉及到两党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冲突，我显然不能只听一方之词，这个，我希望周先生理解。

周恩来轻松地笑了：那当然，我相信特使先生会作出自己的判断，我不能在这里把我党的观点强加给特使先生，这也不是阿奇博尔德爵士请我们一起喝茶的最终目的。

卡尔调节着气氛，说：起码，对这茶叶的品质，以及我作为第三方的诚意，我们还是达成了共识？

居里也笑了：那当然。

杜世潮家里祖祖辈辈都是黑石子的人。家里日子过得紧迫，但还算过得下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杜家在江边还拥有一大块良田。不过，这也成了他们家麻烦不断的原因所在。那块地在整个村子里算得上是最好的地，所以当地有点儿权势的人始终想打它的主意，村里的汪保长就是其中的一个。杜治国当兵，杜家成了抗属，汪保长不敢再来纠缠。杜治国阵亡之后，汪保长认为杜世潮和谢成霞已经没人撑腰，便又开始三天两头地来找麻烦。

这天汪保长就带着两个乡丁强行扛走了杜家仅剩的两袋口粮。

黄昏时分，刚刚从哨位上下来的张旭东背着枪走进了高炮阵地旁边的一片树林。杜治国阵亡以后，就埋在这里。张旭东有事无事，经常要来这里看看，给杜治国的坟培培土，清除一下杂草。除了杜治国，这里还埋葬着那个可爱的村姑。

夕阳穿过树叶，惨淡地照射着林间空地。树林里静悄悄的，谢成霞跪在杜治国的坟前，墓碑下，一堆刚刚烧完的纸钱依然飘散出淡淡的蓝烟。张旭东看见谢成霞，连忙快步走了过去。听见后面有脚步声，谢成霞却没有丝毫动弹，仍然呆呆地跪在那里。

张旭东走到谢成霞身后，才轻轻叫了一声：嫂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谢成霞转过头来，眼里满是泪水：我来看看治国……张旭东连忙上去把谢成霞扶了起来：嫂子，地上凉，看伤了身子。天也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

谢成霞摇着头：我不走，我想陪着治国说说话。

张旭东劝道：嫂子，走吧。你还怀着治国的孩子呢。

谢成霞喃喃道：要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张旭东听出来了，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嫂子，出什么事啦？

谢成霞便把村里的保长抢走家里的粮食以逼迫杜家卖地的事情说了。张旭东一听就愤怒起来：他妈的，难道没有王法了！粮食全被拿走了？

谢成霞点点头，哀婉地说：你说，要是治国还在，他汪保长还敢这样欺负人吗？

张旭东：治国不在了还有我呢！嫂子，是治国救了我的命，这个情，我一辈子也还不完。我跟你说过，你就把我当成你的亲兄弟。你放心，你们家里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会想办法的。走吧，我先送你回去。

谢成霞又看了一眼杜治国的坟，这才跟着张旭东离开了树林。

浓雾弥漫的长江边上，可以隐约看见江岸上重庆的灯火，江面一片迷茫，也没有了灯光的倒影。一声悠长的汽笛传来，更增加了一种幽暗的感觉。郑先博和夏新立在江边慢慢地走着，周围很安静，看不到别的人影。自从居里去了英国大使馆后，郑先博就已经猜到居里不会无缘无故地跑到卡尔那里去喝茶聊天。后来，他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在他的旁敲侧击下，居里暗示自己和周恩来在英国大使馆见了面。但居里不愿意向他透露见面的内容。郑先博有些担心，所以抽了个空专门把夏新立约出来见面。

郑先博：夏先生，我听说周恩来先生和美国特使居里在英国大使馆里见了一面？

夏新立笑着问道：听谁说的？

郑先博：我当然有我的渠道嘛。说实话，那天居里特使突然改变行程，说是要到英国大使馆喝茶，我就猜中了几分。他们谈得怎么样？

夏新立说：我不太清楚。

郑先博看着他：难道夏先生对我保密？

夏新立笑了笑：我真的不知道，只是听说当时的气氛很好，但具体谈了什么，居里到底是什么态度，我不知道。看来，郑先生对这件事情很在乎？

郑先博：自从“皖南事变”发生以后，我个人认为——其实很多人也都这样认为——国共合作恐怕会就此完蛋了。共产党一方是不是还会坚持同国民党合作，我相信自然会有一番争论。至于国民党这边，也许只有美国人的态度才可能最后起作用。

夏新立：郑先生认为，美国人对这次事件和国共合作的态度，会影响蒋委员长作出最后抉择？

郑先博苦笑了一下，说：虽然听起来很荒唐，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罗斯福总统连任之后，在去年圣诞节后的一次“炉边谈话”中专门提到，中华民族正在进行的伟大防御战争是在拖住日本人，要求美国人民迅速地把充足的武器送给中国，以免遭受中国人一直在被迫忍受的战争苦难。罗斯福政府的转变很大，可是我们这儿却发生了“皖南事变”，国共合作的基础遭到破坏。在美国朝野，我们联合抗日阵线的稳定性正在受到质疑。

夏新立：所以，居里特使在重庆的考察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活动？

郑先博：是这样。如果居里特使对蒋委员长施加压力，让他继续和共产党合作，委员长是不能不听的。毕竟，美国以更积极的姿态介入中国事务，为中国提供更多的援助，是委员长这几年一直寻求的外交目标。用我们这一行的话来说，居里特使的手里现在有非常强大的外交杠杆。他的态度，以及美国政府的态度，也许能够挽救国共合作，起码对国民党这边来说是如此。

夏新立：郑先生的分析很有道理，只是，现在我们无法左右居里特使的态度。

郑先博停顿了一下，才说：但愿周恩来先生的外交能力和个人魅力能发挥作用。不过，我想给夏先生透个风，据我观察，居里的态度到现在仍然有些暧昧。或者是他不愿意在我的面前表露什么，或者是他还要等待美国国内的最后定夺。所以，你们应该争取主动，想办法在居里停留重庆期间再做些工作。

夏新立：谢谢你。我相信，郑先生通过自己的渠道，也可以帮我们了解一些情况。

郑先博：这你放心，我会的。

第二天中午，居里的日程安排是在美国大使馆和大使詹森会谈。郑先博便利用这个很短的空隙来到了卡尔那里。虽然有些意外，卡尔还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热情地接待了郑先博。

郑先博坐在卡尔的对面，有些朦胧的阳光从窗户透进来，照射在卡尔的脸上。卡尔笑着说：郑，看来你很着急啊。

郑先博并不掩饰这一点：我是比较着急。对于中国的抗战来说，没有比目前的形势更令人担心的了。卡尔，你作为一个旁观者难道不认为国共合作的破裂将是中国的悲剧？

卡尔：我同意这个说法。日本人虽然对重庆狂轰滥炸已经两年，仍然没有摧毁中国人的抗战意志。但如果“皖南事变”最终导致了国共合作破裂，那肯定是日本人梦寐以求的结果。日本人的炸弹没有做到的事情，中国人自己却做了。

郑先博：所以我非常希望居里特使能够发挥一些作用，不让这种局面出现。

卡尔也直率地说道：据我所知，居里特使的使命，是回去以后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一个关于中国目前形势的评估。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很难影响美国人的看法，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行事方法，而且总是高高在上。

郑先博问道：这么说，你也不知道居里特使的态度？

卡尔笑笑：郑，如果你要一个外交范畴的答复，我只能说谨慎乐观。如果你要一个朋友的答复，那就是我不知道。

郑先博：那么，周恩来先生和居里特使的接触呢？你对他们之间的交流有什么评价？我要的是“一个朋友的答复”。

卡尔莫衷一是地笑笑：他们有过接触吗？可是居里先生却在对我抱怨，说你们外交部把他的日程安排得太紧，连上厕所都需要跑步去。

郑先博笑了：恐怕不至于吧，他不是到你这里来喝茶了吗？

卡尔：喝茶不只是一种休息，也算是罗斯福总统特使外交日程中的一部分吧。郑，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清楚目前的形势。让我修正一下我刚才的说法：作为朋友，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关于居里先生这次访问的结果，我保持谨慎乐观。这中间，当然有一些我不便说出来的根据。我相信，你能理解我在外交上的微妙处境。

郑先博听懂了卡尔的潜台词，有些轻松地笑了笑：卡尔，我和英国人打交道，从在英国留学算起已经有很多年了，可就是无法弄明白英国人的微妙，在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卡尔哈哈大笑：如果我在牛津读书的时候你也在那里，郑，我可以就这个课题对你进行辅导。

郑先博：我已经领教了。

居里特使的短暂访问就要结束了。蒋介石离开黄山，在市区内的政府大楼里和居里举行了又一次单独会面，只有宋美龄在一边陪同。蒋介石同样想利用这最后的机会，试探美国人的底牌。像一切会面一样，谈话总是先从一些无关痛痒的寒暄开始的。

蒋介石：特使先生就要离开重庆了，但愿你对重庆有一个好的印象。

居里：我对重庆的印象非常好。正像罗斯福总统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民以自己的坚忍意志，拖住了日本人，这对于全球范围的反法西斯阵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宋美龄问道：特使先生有什么建议吗？

居里思忖了一下：蒋先生，蒋夫人，我到重庆来的使命，是评价中国目前的抗战形势。罗斯福总统曾经表示，要把美国变成民主的兵工厂，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提供反法西斯的援助。但是，目前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认为并不有利于美国增加对华援助。

蒋介石有些不高兴地：居里先生是指什么？

居里：我已经从多方面了解了情况，也跟国内进行了联系。蒋先生知道，美国国内对发生在安徽的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军队的围剿行动很关注，罗斯福总统本人也担心中国会爆发全面内战。如果这样，将对中国的抗战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也会对我们抗击德、意、日轴心国的全球战略造成损害。

蒋介石：关于这一事件恐怕有一些误会。我国政府的方针并没有改变，仍然是一致抗日。军队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这在战乱时期应该是正常的。

居里显然对这种交谈方式缺乏耐心了，说：让我直截了当一些吧。美国的态度很明确，反对在中国出现政党分裂，当然，出现内战更不可想象。如果贵国政府无法维持抗日的统一阵线，政党之间无法团结，那么，美国政府将不得不被迫调整援华的计划。

蒋介石冷冷地问：特使先生，这是最后通牒吗？

宋美龄见状，连忙调节着气氛：居里先生，请你相信，中国政府不会让这样一个小问题演变成内战，我们现在的头号敌人是日寇。请特使先生回国后，一定要传达这样一种信息，中国不会出现分裂。

居里也缓和了一些：这就好。蒋先生，蒋夫人，我刚才的说法虽然有些冒犯，但希望你们理解，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态度，而是本届美国政府的态度。

蒋介石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问道：特使先生明天的飞机是什么时候起飞？

居里：下午两点。

蒋介石慢悠悠地说：下午好，上午的雾气会很大，起飞有一定的困难。重庆就是这样，一到冬天就大雾弥漫，让人很不舒服。

和居里最后的会面让蒋介石非常生气，美国政府的态度已经从居里那里明确无误地传递出来了。居里离开重庆后，恼火的蒋介石随即把王宠惠召到了黄山别墅。

王宠惠当然也知道了居里，或者说美国政府的态度。他清楚，蒋介石要自己到黄山来，无非是想把一肚子愤懑发泄到自己这个倒霉的外交部长身上而已。所以，他进蒋介石的办公室前，就已经作好了心理准备。果然，蒋介石一见到他，当着也坐在办公室里的戴笠的面就大声地发起了脾气：亮畴，你的那个外交部到底是搞的什么鬼？！为什么不能控制住这个居里特使，让他东跑西跑的，还见了那么些人！

王宠惠小心翼翼地：委座，我们已经尽了全力。

蒋介石恼火地说：美国佬眼中无人。他一个总统特使算什么，竟然当面给我提出最后通牒！这也太过分了！

王宠惠：委座，恐怕对于这件事情，美国政府受到了国内很大的舆论压力。这也是他们不得已而为之。

蒋介石：所以居里就跑到重庆来，对我施加压力？！外交部也太无能了，你们必须深刻检讨。

王宠惠极力分辩着：共产党方面可能在居里特使到重庆后作了不少文章，这是我们无法预防的。

蒋介石愤愤地：一个外交部，还抵挡不了一个周恩来的外交能力？！难道我们养那么些人都是饭桶？

王宠惠还想说什么，蒋介石不耐烦地挥挥手让他不要再说下去。王宠惠无奈，只好在沙发上坐下来，默默地喝茶。

蒋介石也坐下，端起玻璃杯喝了一口水。

戴笠看看王宠惠，谨慎地说：委座，依我看，此次外交上的失策，并不全是外交部的责任。周恩来这个人的外交手腕非常高明，这是原因之一。另外嘛，就是我们对****的活动太听之任之，让他们有了很大的活动空间。

蒋介石知道戴笠话里有话，便冷冷地看着他：安徽出了新四军的事情，你还嫌不够？！你还想给我闹出更多更大的麻烦？

戴笠谨慎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委座，我在想，****现在气焰嚣张，我们如果不把这股气焰打压下去，会对委座，对我党非常不利。所以，我们应该在其他方面做一做工作，不要让****在这件事情上得分太多。

蒋介石还是说：你不要胡来。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不清楚？

戴笠：我明白。我的意思是，在****的外围制造一些事情，只要保密做得好，我们不会惹什么麻烦。一定要把破坏抗日的黑锅给****也背上，不然，眼下的国际国内舆论对我们太不利了。

蒋介石看了戴笠一眼，沉吟着没有说话。他看了看一边儿的王宠惠，王宠惠像没有听见戴笠的话，脸上既没有赞同，也没有反对。

重庆的空军基地毫无生气。苏联人走了，两年多的空战下来，中国空军的战斗机也所剩无几。停机坪和跑道上漂浮着淡淡的白雾，看不到什么人影。

杜兰香穿了一件深红色的棉袄，背着一个蓝布包袱，朝基地的大门走着。得到家里出事的消息，杜兰香便向食堂的头儿请假。因为是雾季，日军没有轰炸，她就是待在这儿也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头儿马上就批准她回家两天。她刚要走出基地的大门，顾国松从后面追了上来。顾国松到食堂去找杜兰香，才知道她已经请假回家了。一年过去，顾国松仿佛成熟了许多，依然有些圆润的脸上，多了一层过去没有的沉静。当然，还像过去一样，他始终在不动声色地、默默地关注着杜兰香。

顾国松快步追上杜兰香，喊了一声。杜兰香停下，看着顾国松来到自己身边，微微笑了一下。

顾国松：你要回家？

杜兰香只是点点头。

顾国松说：我陪你回去，怎么样？

杜兰香看着他：为什么？

顾国松略有些尴尬地笑笑：反正基地也没事儿，我也想出去走走。

杜兰香摇摇头，转身要走了。顾国松紧跟几步，从衣兜里拿出了一叠钞票递过去：我知道你们家里的事儿了。这些钱你带回去吧。杜兰香满脸惊讶地拒绝，顾国松抓住她的手，把钞票塞给她：钱不多，但是起码可以买点儿粮食了。请你一定要收下。

杜兰香感激地看着顾国松：我……我不知道以后怎么还你。

顾国松笑笑：谁要你还了？

杜兰香把钞票揣进了兜里：那就谢谢你了。

杜兰香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看顾国松，朝他招了招手。顾国松看着杜兰香孤独的背影逐渐消失在雾幔中，有些失落。他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坚持和杜兰香一起去一趟黑石子，不该就此放弃。当然，他也知道，杜兰香拒绝自己，肯定有她自己的理由。如果是基里琴科要求跟她一起走，恐怕杜兰香早就高兴地答应了。

杜兰香还没有回到黑石子，张旭东已经到了。听谢成霞说了杜家的情况后，张旭东便赶回裕川绸店，说服母亲和嫂子，把家里的大米匀出来一些给杜家送过来救个急。这会儿，他正在杜家的灶房里，把自己带来的大米倒进米缸。谢成霞一脸感激地在旁边看着。

张旭东干完以后拍了拍手，对谢成霞说：好了，这够你们吃一阵了。

谢成霞连忙将一碗水递给他：不晓得该怎么谢你！

张旭东接过来一口气喝光了，把碗还给她：嫂子，我就先回去了。以后有什么事情，只管来找我。

外面突然传来了杜世潮和汪保长的吵架声。谢成霞有些害怕地小声说：是那个姓汪的又来了。张旭东一听，二话不说就出了灶房。谢成霞担心地想拦住他，已经来不及，只好跟了出去。

院子门口，汪保长正指着杜世潮的鼻子大骂：老东西，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饶你一次两次也就算了，事不过三，这次决不饶你……张旭东过去，一把将保长的手从杜世潮面前打开：怎么回事？

汪保长看见张旭东，有些吃惊，却依然硬气地说：嗬，找了个当兵的来？告诉你，找个当兵的来也没用，当兵的老子见多了。

张旭东盯着他：你就是汪保长？

汪保长挺了挺干瘪的胸脯：就是我，你要咋样？

张旭东一把揪住了汪保长的衣领，然后迅速掏出了手枪顶在汪保长的额头上：咋样？你再敢说一句话，老子马上崩了你！

枪口顶在了脑门上，汪保长顿时傻眼了。张旭东恶狠狠地说：你给我听着，杜治国为国捐躯，杜家就是烈士的家属！你他妈的要是再敢来这家里胡闹，骚扰烈士家属，老子就可以把你就地正法！

汪保长一下软了：兄弟，有话好说……张旭东警告道：如果我再听到说有什么麻烦，我就让我们那儿的弟兄全过来，把你们家给连锅端了，你家里的人一个也跑不掉！你听清楚没有？！

汪保长连连说：清楚清楚，有话好说。

张旭东刚刚松开了手，汪保长一溜烟地跑了。看见张旭东把手枪放回腰间，杜世潮满脸忧虑地又看一眼汪保长的背影说：你这样一闹，这姓汪的以后不是更要来纠缠？

张旭东扶着杜世潮往屋子里走，笑笑说：放心吧，谅他也不敢来了。这些家伙欺软怕硬的。如果他真敢再来，我饶不了他。我刚才可不是说大话吓唬他的。

美国总统的特使走了以后，重庆召开了国民政府参政会的全体大会。为了抗议“皖南事变”，共产党一方的参政会成员们根据中央的指示，都拒绝出席。蒋介石虽然生气，但有美国政府对待“皖南事变”的态度作为背景，也无可奈何。更关键的是，蒋介石已经意识到，要想得到美国更多的援助和贷款，自己必须得作出一些姿态。所以这天下午，他把周恩来请到了黄山官邸晤谈。

周恩来落座后，宋美龄热情地端上了咖啡，放到周恩来面前：周先生，你尝尝这咖啡，是孔祥熙从美国带回来的。

等周恩来品尝了一口咖啡后，蒋介石才开始说话，态度很友好：恩来啊，从黄埔军校到现在，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当年你我的那些学生，现在都成了国家的栋梁。时间真快啊。

周恩来也话中有话地说：是啊，我不再是当年的政治部主任，委员长也不再是当年的校长了。

蒋介石感叹地：是啊是啊。恩来，参政会已经开完了，我和何应钦在会上的讲话，也对在安徽发生的事情作了一个总结。虽然贵党的参议员们没有参加会议，但是我们的态度还是很明确的。我已在参政会上作了保证，今后绝不会再出现剿共的军事行动。

周恩来微笑道：我很高兴听到委员长这样的保证。但是委员长的承诺是一回事，今后军队的行动又是另外一回事。

宋美龄说：周先生，我想委员长在会上的声明是负责任的。

蒋介石：我看这样好不好，你跟延安方面联络一下，现在形势已经缓和下来，我们可以就两党合作重新进行对话，看看延安方面有什么意见？

周恩来说：这个我当然会去做，不过，委员长对参政会所作的承诺，不能替代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和真凶的调查。如果不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是无法向国人交代的，当然也无法向国际上交代。

蒋介石：发生这件事情，我很遗憾。不过打仗嘛，一乱起来，难免会出现一些误判。

周恩来反驳道：这不是一个误判的问题。自从国共两党合作以来，贵党在各地都对我党的组织实行打压，军事上的摩擦不断，这恐怕和国民党内一些人顽固分子有关，和他们对我党的一贯态度有关。

蒋介石却言不由衷地叫起苦来：国难当头，我是有些鞭长莫及啊。下面的一些人乱搞，我也没有办法。不过我可以保证，只要贵党的军队听从中央政府的调遣，那么扩充防地和队伍、提高军饷的事情都好说。毕竟，我们还要团结抗日嘛。

周恩来停顿了一下，突然说：委员长，听说叶挺将军已经被押到了重庆？

蒋介石故作惊讶：是吗？我没有听说啊。

周恩来继续说：如果叶挺将军到达重庆，我希望委员长能让我和他见见面。

蒋介石略一犹豫，说：我让人去查实一下，如果叶挺到了重庆，我会安排你们见面。

宋美龄赶紧插进来把话题移开了：周先生，不知道你下个礼拜是否有空？

周恩来笑着问：蒋夫人有什么吩咐？

宋美龄微笑道：我想邀请周先生和周太太一起到家里来坐坐，顺便吃顿饭，不知道周先生和太太愿不愿意赏光？

周恩来爽快地：我当然备感荣幸。不过，内人能不能来，我还得回去跟她商量一下。

蒋介石也说：一起来坐坐，到时候，我们还可以喝一点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