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琪和很多重庆市民都成了那次惨烈空战的直接目击者。只不过，郑琪比别人多了一份担忧和牵挂。如果只是担忧和牵挂，她也会轻松一些，日本人对重庆的轰炸已经两年，安富耀无数次地升空和日本人作战，对她来说，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但这一次不一样。前一天夜里，郑琪所挑起的那场争吵最终竟是以安富耀摔门而去告终，这是她没有想到的。其实，安富耀一走，她就后悔了。所以，她是带着一种对安富耀深深的歉疚在关注这场空中激战的。晚上回家后，她就给基地挂电话，但电话还是不通。安富耀也没有回来。一夜的负疚和牵挂，让她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出门了，她要到空军基地去找他，让他原谅自己那天晚上的一切。她心里明白，只要自己出现在安富耀面前，他就会把所有的不愉快都忘记的。

外面下起了小雨。

郑先博并不知道郑琪已经出门。起床以后，他到厨房里忙活了一阵，做好了两份简单的早餐，端出来放到了客厅里，朝楼上喊：小琪！下来吃饭了。还没起来？

听见楼上没有动静，郑先博也就没有再叫，自己先吃起来，心想天气凉快就让她多睡会儿好了。正吃着，却意外地看见郑琪从外面回来了，郑先博连忙走过去给女儿开了门。郑琪进来，眼睛空洞地看了郑先博一眼，并没有说话。细密的雨水打湿了她的头发，湿漉漉的，也很零乱。她的手里还拿着一份报纸。

郑琪的样子让郑先博感到了不妙，他走到女儿身边，直截了当地问道：你怎么这个样子？是不是安富耀出事了？

郑琪愣愣地看着他，嘴角甚至突然露出一丝有些凄惨的微笑，然后慢慢把报纸递给了他。郑先博急忙展开报纸。那是当天的《中央日报》，报纸上很醒目地刊登着一排加了黑框的军人照片，包括了安富耀和基里琴科等等。通栏的大标题是《敌机袭渝昨再受创空军将士浴血蓝天》。郑先博顿时愕然，僵在那里。

郑琪也一下子扑到了他的肩头，失声痛哭起来。郑先博用力搂住她，不知该说什么，只有默默地流泪。那张报纸从他的手里滑落到地上，报纸上安富耀的照片清晰异常，脸上还挂着微笑。

郑琪趴在他的肩头放声地哭着说：爸爸，他再也不会回来了，那天晚上他回来了，是我把他气走的，我在和他赌气，把他气跑了，他回基地去了，昨天就发生了空战，他到天上和日本人拼命去了，他肯定还在生我的气，也许他已经原谅我了，准备降落以后就回家来的。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啊！我怎么办呢？我对不起他，让他在家里的最后一个晚上也过得那么不高兴，他会恨我吗？他在天上一定恨我……郑先博轻轻抚摸着她的肩膀，低声安慰着：别哭，小琪别哭。安富耀是咱们家的光荣啊！别责备自己，别折磨自己。他那么爱你，爱这个家，他不会责备你，永远也不会责备你的。

郑琪使劲摇着头，固执地哭着：他不会原谅我，他一定不会原谅我！爸爸，我是不值得他原谅的……我该怎么办啊！他再也不会回来了，爸爸……下午，依然是细雨迷蒙，天空阴沉着，雨中的山林寂静无声。突然，林中响起一阵枪声，寂静被打破了，一群受到惊吓的小鸟扑扑啦啦地飞出密林，在空中鸣叫着、盘旋着。枪声在山林中回荡，然后渐渐消失了。

林中，苏联空军墓地湿润的泥土里新挖出了一个坑穴，基里琴科的棺木正在被缓缓放入坑穴里。几十名苏联空军和中国空军官兵持枪肃立在一旁。杜兰香眼睛红肿、满面憔悴地站在坑穴边上，她已经没有了眼泪，没有了哭喊，有些木然地看着棺木慢慢放到了坑底。杜兰香曾经多次与基里琴科一起来过这里，吊唁基里琴科的战友。而现在，基里琴科终于也加入到他们中间。

几名军人拿起铁锨，开始将泥土填入坑中。杜兰香突然不顾阻拦跳进了墓穴，这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顾国松连忙跑过去，喊道：你这是干什么？快上来！

杜兰香完全像没有听见一样，慢慢跪在了棺木旁边，双臂轻轻搂住它。顾国松着急了，跳下去想把她拉上来。杜兰香也不挣扎，也不哭喊，只是固执地不动，然后缓缓地从怀里拿出了那枚基里琴科送给她的勋章。她认真地擦拭着，贴在自己的脸上，然后将勋章端端正正地放在了棺木上面……亮闪闪的勋章上面，很快就落满了细密的雨珠。一铲铲的泥土慢慢地覆盖了棺木和棺木上基里琴科的勋章。

雨越下越大了，雨水落在茂密的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为了争取美国政府的贷款，蒋介石的私人特使、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已经抵达美国两个月了。两个月来，宋子文想尽一切办法四处活动，但收效甚微，就连和美国财政部长的约会也几次被借故取消。唯一值得他慰藉的，是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见了一面，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分钟。罗斯福对于贷款的问题作了口头承诺，但具体事宜宋子文还是只有和财政部长去谈。

终于，宋子文在这天上午得到通知说，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愿意在办公室里和他见面。

办公室相当宽大，摩根索就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他的侧后是一面美国国旗。摩根索有些俯视地看着坐在沙发上的宋子文，脸上挂着客套的微笑。宋子文一身笔挺的西装，很有风度地坐在那里，只是从窗外透进来的阳光刚好照射在他的脸上，让他有些不自在。

当秘书将一杯咖啡放到宋子文面前之后，摩根索开始说话了，脸上依然带着微笑：宋先生，非常抱歉，早就应该和你见面的，只是最近实在过于繁忙。据我所知，你和罗斯福总统见面谈得很好。

宋子文说：是的，部长先生。罗斯福总统对中国目前的艰难处境非常理解和同情。总统先生爽快地同意向中国提供一笔贷款。

摩根索点头：我们乐于为反法西斯国家提供贷款，用以抵抗侵略和维护自由民主的制度。

宋子文趁机附和道：部长先生说得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所以关于贷款的具体事宜还请你大力帮助啊！

摩根索淡淡地笑了。宋子文接着说：中国已经独立对日作战三年有余，我希望贵国政府应该理解，我们的抗战并不仅仅是在保卫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同时它也遏制了日本对东南亚以及整个远东地区的扩张企图。我相信这是对保卫民主制度和世界和平的贡献。

摩根索：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我们非常关注远东局势，并且基于贵国政府的多次要求，罗斯福总统即将宣布对日本的禁运清单。

这个消息倒是让宋子文感到意外，他高兴地问：我可以知道禁运清单的内容吗？

摩根索：主要是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钢铁，对石油出口也增加了一些限制。

对这个答案宋子文有些失望，但还是点头赞许：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希望美国能够完全实现对日本的石油禁运。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75％的石油都依赖于美国。这样才能有效保证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

摩根索言不由衷地：正像你说的，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想禁运清单在以后会变得越来越长的。

说了半天废话，宋子文开始进入正题了：部长先生，关于提供贷款的事情，你的考虑是怎样的呢？

摩根索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罗斯福总统已经原则同意，我当然会给予落实的。不过宋先生此次来的时机有些不凑巧，正碰上总统大选。宋先生曾经在这里读书多年，应该能够理解这一点的。我想贵国要争取到比较理想的贷款数额，恐怕要等到大选揭晓以后。这是比较现实的问题。

宋子文：也就是说目前贷款有困难？

摩根索咬文嚼字地：我是说要想得到理想数额的话。

宋子文：部长先生，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已经非常危急。我以为再等到大选揭晓以后恐怕为时已晚。如果是不够理想的贷款数额，那是多少呢？

摩根索似乎自己也觉得难以启齿：那只能是一个很小的数额。

宋子文坚持问下去：大概多少？

摩根索只好伸出了五个手指。

宋子文有些失望地：五千万？

摩根索摇头说：五百万。

宋子文简直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惊讶地：五百万？

摩根索耸了耸肩膀：只能是这样了。

宋子文尽力压制着自己的不满：这让人失望，部长先生。你一定清楚，这样的数额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如果美国还希望中国继续和日本作战，从而遏制住日本军队的南进势头的话。

摩根索无奈的样子：我希望宋先生能够体谅我们的难处。

宋子文：我作为蒋介石先生的特使，来到这里已经两个多月了，只得到如此一点点贷款，是无法交代的。

摩根索：我对此深表理解和同情。我愿意私下这样说，五百万只是第一笔贷款，如果罗斯福总统能够在大选中获胜，继续连任的话，很快会有数额更大的第二笔，甚至第三笔贷款的。

宋子文知道，再说什么都没用了。

当天深夜，蒋介石就接到了宋子文发来的电报。看完电报后，蒋介石恼怒地将电报纸扔在了宋美龄面前，冷着脸说：你看见了吧？美国人这次实在是太过分了。

宋美龄看完电报显然也有些吃惊，说：子文在美国待了这么久，只给五百万，这实在太少了。

蒋介石“哼”了一声：美国人也就是会说说漂亮话，他们从来就没有真心诚意地想帮助我们。

宋美龄委婉地劝道：这次虽然不理想，但是话也还不好这样讲的。美国政府对我们还是很友好，目前正碰上大选，他们也的确为难，美国的事情我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

蒋介石愤愤地：大选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同样是这个时候，美国却在想方设法地为英国提供包括军事物资在内的各种援助，甚至不惜去钻《租借法》的空子。对英国这样，可是对我们却永远拿什么《中立法》来搪塞。在罗斯福那里，永远是欧洲第一！

宋美龄看他这个样子，便不好再说什么了。

蒋介石继续说：我看子文的意见是对的，只有五百万，还不如干脆不要！这对我们毫无意义。

宋美龄提醒道：这样是否妥当，还要仔细想想才行。

正在气头上的蒋介石大声喊道：想什么想？坚决不要！

宋美龄：我的意思是应该从长远利益着眼，为了这件事和美国搞僵了关系，恐怕没有必要。

蒋介石“哼”了一声：那你说怎么办？接受这五百万贷款，然后再对美国人感激涕零地说上一大堆好话？

宋美龄：你不要生那么大气嘛。我理解，摩根索私下对子文提到的第二笔、第三笔贷款，不会是摩根索个人的意思，他一个财政部长是不敢这样表态的。这肯定是罗斯福总统的意思，起码是他作过类似的暗示。所以，我们不妨再等等，看看后面是不是真的会有更大数额的贷款。

蒋介石平静了一些：那好吧，就再等一等，看一看。不过抗战打了三年，我知道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只要不危及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是不会真正着急的。我一定要让他们感到某种危机才行，否则就是再等三年，也不会有真正的援助。

宋美龄有些不解地问：危机？

蒋介石看了看宋美龄，没有说下去。

美国政府竟然只给五百万元的贷款，这对于苦撑局面、对美国人寄予厚望的蒋介石来说实在难以接受。不过，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英国人也在这时对中国捅了一刀——英国政府迫于日本人的压力，决定暂时封锁滇缅公路。滇缅公路是中国抗战后方唯一与外界相连的运输通道，是抗战的生命线。英国宣布关闭公路，等于是掐断了中国后方的主动脉。在国民政府的指令下，外交部长王宠惠紧急召见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他正式表达了中国政府的愤怒和抗议。

听完王宠惠的话，卡尔并没有过激反应。相反，他显得很有风度，连说话的神情和语气都与摩根索很相似：部长先生，我对贵国的立场表示理解和同情。

王宠惠：大使先生，我们多次通过外交照会和我驻英大使向贵国表达我们的立场，希望贵国政府从中英两国的传统友谊和长远利益着眼，不要作出伤害两国关系的决定。但是，你们还是这样做了。

卡尔：我理解。不过，部长先生一定也知道，从中日开战以来，日本政府一直要求我们封锁滇缅公路，我们深知滇缅公路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才不断地拒绝和拖延。但是，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整个西欧都被德国军队攻占，只剩下英伦三岛了。可以说英国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和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是不可能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的，面对日本不断施加的巨大压力，我们最终同意暂时封锁滇缅公路，也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

王宠惠：封锁滇缅公路，对你们来说仅仅是一种妥协，可是对中国来说，却是切断了抗战物资的供给线。

卡尔：我只能再次表示我个人的同情。

王宠惠无奈地摆摆手：大使先生，我与你会面，只是通过你向贵国政府就此事提出正式抗议。

卡尔点点头：不过，我希望贵国没有忽视所谓封锁滇缅公路这一事件中的某些值得注意的细节。

王宠惠问：比如呢？

卡尔：在英日两国对此的协议中，对于封锁滇缅公路是有具体限制的，即以三个月为期，在此期间日方应设法与中国建立全面和平，结束战事。

王宠惠笑了：难道还会有谁看不出来，这只不过是英日两国各自都需要的一种借口吗？三个月？在狂妄的日本军方看来，只要切断了滇缅公路，这三个月足以让他们占领整个中国了。

卡尔：部长先生过于悲观了。

王宠惠说：我不悲观。以我的观点，就是永远没有英国和美国的援助，实际上迄今为止也并没有得到过什么真正足以扭转局面的援助，日本人也不可能吃掉整个中国的，别说三个月，就是三年，三十年也不可能！只不过，一旦日本人在中国从军事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他们就会腾出手来进军远东，那时候英国和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也就只有拱手相让了。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见棺材不落泪”，到那时候，英国人和美国人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卡尔不再说什么，正式的会晤到此也该结束了。王宠惠送卡尔离开会客厅，来到过道上。两人摆脱了各自的官方身份，谈话的声调和气氛才缓和了一些。

卡尔低声问道：据我所知，丘吉尔首相专门就封锁滇缅公路一事给蒋介石先生发了一封电报？

王宠惠点点头：蒋委员长看到了。

卡尔问：怎么样？

王宠惠：还能怎么样？大发脾气，说你们的首相是个老奸巨猾的政客。

卡尔笑了：这倒不假。不过他比张伯伦要好得多。

王宠惠：对你们而言也许是这样，但是对中国来说，有什么本质区别吗？他们都乐于出卖中国的利益。

卡尔突然问道：郑先博先生呢？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王宠惠苦笑：他是另一个被你们出卖的朋友。

卡尔不解地：什么意思？

王宠惠：自从你们和日本人的《有田-克莱琪协议》签订以后，郑先博就被打入冷宫了。他去英国的时候，你们的外交大臣、议员们，包括丘吉尔，都信誓旦旦地向他表示，英国政府在天津租界事件的问题上，一定会对日本采取强硬立场。郑先博带着好消息回来，向蒋委员长作了汇报。结果呢，你们退缩了，签订了那个《有田-克莱琪协议》。郑先博也就被蒋委员长停了职。

卡尔很同情地：很遗憾。他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官。

王宠惠：是啊。我正在想办法，找机会让他出来。

卡尔突然说：啊，我想起来了！我上次回国的时候，丘吉尔首相还私下里问起过郑先博先生的近况，然后含含糊糊地说了一些诸如政治家和外交家不一样，总会说一些不得已的谎言之类的话。大概是想曲折地表示对郑先生的某种歉意吧。

王宠惠只是笑了笑，他知道这对郑先博来说毫无意义。

蒋介石对宋美龄说的所谓“危机”，并不仅仅是气话，而是有所指。他明白，到现在这种时候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让英美政府认为中国已经支撑不住，准备放弃对日本的抵抗。没有了中国的牵制，日本人才可能抽身“南进”，英美两国在东亚的利益才会出现危机，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才无法袖手旁观。

这天晚上，蒋介石派人把老曾叫来了。

蒋介石坐在办公桌后面，脸上不带表情地看了他好一会儿，才缓缓地问：我叫你来，知道是干什么吗？

老曾说了句讨好的废话：委座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

蒋介石说：我来告诉你，英国人已经和日本达成了协议，要关闭滇缅公路了。这就意味着我们最主要的物资供给线被掐断了。

老曾听到这个消息很吃惊。蒋介石说着说着心里的愤怒再次聚集起来：这还不算，我派到美国去的特使宋子文，在那里待了两个多月，希望得到贷款，结果，富裕的大方的美国人却只同意给我们区区五百万元的贷款！这就是我们的朋友所干的事情！

老曾附和道：这实在有些过分。

蒋介石拍了一下桌子：太过分了！这是对我们的侮辱，这是对中国三年抗战的侮辱！他们都不把中国战场当回事，都把中国的抗战看得无足轻重，都把中国的利益看作可以和敌人进行交易的牺牲品。那好吧，我倒想要让他们看看，要是中国迅速放弃抵抗，与日本人和平停战，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老曾听明白了：委座的意思，是恢复跟日本人的谈判？

蒋介石：立即恢复，你马上就回到香港去！

老曾不会忘记上次蒋介石为了自己带回来的那份《中日谈判备忘录》大发雷霆的事情，便有些疑惑地问：接受日本人苛刻的谈判前提？

蒋介石冷笑了：那你就去和日本人就谈判前提进行谈判！明白吗？日本人开了谈判条件，我们不是也可以开出我们的条件吗？从去年底到现在，双方你来我往也有几个回合了，日本人一方面扶持汪精卫在南京的伪政府，一方面又要跟我们谈和平，无非是用汪精卫来压我们，希望在我们这边得到好处。我们可以给他们一点儿好处嘛。讨价还价，本来就是谈判的要旨。

老曾似乎明白了一些：委座，我明天一早就回香港。

蒋介石摇摇头：我不在乎这一天两天。你按照我的意思，回去整理一个谈判要点和计划出来，既不能让日本人感觉到我们缺乏诚意，又不能轻易达成妥协，要让日本人充满希望地、迫不及待地和你谈下去。明天一早你送过来看看。

老曾起身道：是。委座。

“桐工作”再次启动，郑明很快就得到了准备和老曾一起去香港的指令。离开前的这天黄昏，郑明抽空回了一趟家。还没进门，郑明就听见了楼上传来大提琴哀婉忧郁的旋律。安富耀牺牲以后，郑琪就很少下楼，总是一个人无声无息地躲在楼上的屋子里，唯一的动静就是她的大提琴声。家里人、甚至包括在北碚的何雪竹也专门回来劝过她，但毫无用处。

郑先博一个人呆坐在客厅里，看着郑明走进来，问道：你回来干什么？

郑明说：我马上要去香港了。还是那个“桐工作”。

郑先博的眼睛亮了一下：这么说，是委员长终于支撑不住，要回到谈判桌上去了。

郑明愤愤地：都打到了这个分儿上，还想着跟日本人和谈，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整整三年了，还不算东三省那一块。咱们有多少人死在战场上？如果和谈成功，他们不就白白的死了？！

郑先博看着他：你不要这样激动，你的职业也不允许你这样激动。要多动动脑子。我也坚决反对和谈，但是我们这种人是无法左右老蒋的想法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冷静，是理智的分析和判断。

看见郑明不说话了，他接着说：英国人顶不住日本的强大压力，封锁了滇缅公路，被委员长派到美国去争取贷款的宋子文，折腾了那么久，据说只要到了一个极小的数目。抗战局面几乎是内外交困了。在这样的时候，中断已久的“桐工作”又要开始，恐怕里面大有文章。重启谈判，我看有两种可能，一是委员长真的不想打了，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所作所为，让他感到所谓“苦撑待变”、最终把英美拖入对日作战的战略已经彻底的破灭，于是不惜忍受屈辱，跟日本人签“城下之盟”。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眼看英美继续隔岸观火，他耍了一个伎俩，作出要跟日本人和谈的样子，来刺激英美，试探一下英美是不是真的不怕日本解决中国之后转而南进。

郑明点头道：你说的有道理。我希望是后者。

郑先博自信地笑了笑：我搞了一辈子外交，我也了解蒋介石。不过我的分析和你的希望都不算数，重要的是了解蒋介石心里真正的想法。如果要让你了解委员长的谈判底线和意图，你能做到吗？

郑明有些吃惊地看着他：你想干什么？

郑先博平静地：如果蒋介石真的要投降，那就要让全国人民来反对他，给他施加最大的政治压力。毕竟在中国，普遍的民意是坚决抗战到底的。

郑明：你是说把谈判的真相公之于众？

郑先博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一种满含希望的目光看着他说：你想想办法吧。我知道这样干风险很大。说得严重一点儿，这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郑明很少看到父亲今天这样的眼神。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虽然他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情报。他也不愿多问。

香港的葛兰多斯饭店建在海滩边上，是一幢很简洁的建筑，四周的环境漂亮而幽静。天色正在黯淡下去。饭店大堂的咖啡厅里几乎没有别的人，只有老曾和郑明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上，两个人喝着咖啡。郑明隔着玻璃看着远处的海滩。老曾抽着烟，看看手表，似乎有些着急。在老曾和郑明之间的空椅子上，放着老曾那个几乎从不离身的黑色公文包。

两个人就那么默默地坐着，谁也没说话。大堂前台的电话铃声响起来，声音很大。老曾和郑明都不约而同地回头看着那边。老曾的眼睛里更是充满了关注和期待，他在等一个电话。果然饭店的侍者放下电话走过来，恭敬地问道：请问哪位是曾先生？

老曾站起来，看了一眼郑明，又看看公文包。郑明会意地点点头，老曾过去接电话了。一个廊柱正好遮挡了视线，使接电话的老曾看不见郑明这边。郑明抓住这个机会，不动声色地打开了老曾的公文包，从里面抽出一份文件，迅速地放进了自己的西服里。老曾接电话的时间很短，郑明的动作也同样在一瞬间完成。当老曾回来的时候，郑明若无其事地看着他。

老曾并没有坐下来，简短地说：日本人要我们马上过去。

郑明站起来说：我去下卫生间。

看着郑明走向卫生间，老曾提起公文包，朝大门外走去。

郑明走进卫生间，匆匆把偷出的文件平铺在马桶盖上，用一个体积很小的照相机拍照。这是一份《对日谈判纲要》，上面还有蒋介石的亲笔批示。

当他回到饭店大堂的时候，有些意外地看见老曾已经提着公文包站在了大门外面。他一怔，知道麻烦来了，要想把文件再放回去似乎已经没有机会。他来到老曾身边，很自然地想从老曾手里将公文包接过来。老曾却客气地笑笑，拒绝了。一辆黑色的轿车开过来，停在他们面前。郑明过去打开了后面的车门，老曾上车后，郑明坐到了前排司机的旁边。

黑色轿车在香港的街道上行驶着。郑明通过车内的后视镜若无其事地观察后面的老曾。汽车很平稳，老曾闭着眼睛，看不出来是真的睡着了，还是在闭目养神。那个公文包被他搂在了怀里。

到达东肥洋行的大楼外面时，天已经黑了。夜晚的香港街道上依然灯红酒绿。不过毕竟是晚上，总会留下许多灯光所不能及的暗处，这也许会给郑明带来最后的机会。轿车减速，司机正准备停车，郑明突然指着大楼一侧一条黑乎乎的小巷说：不要停在门口。

对郑明的这个要求，老曾没有表示反对，甚至根本没有在意。轿车驶过东肥洋行的大楼，拐弯停在了小巷口里。郑明很迅速地跳下车，为老曾打开后排的车门。他在伸手开门的同时，却已经将一包香烟卡在了把手上，这样虽然里面的司机和老曾都看见他在使劲开门，那门却是不可能打开的。郑明不满地嘀咕着，绕到了另一侧的后排门前，门被很轻易地打开了。

老曾在车里，有些费劲地将身体挪动到这一侧，那个被他搂在怀里的公文包就显得有些碍事了。郑明很自然地伸手过去，老曾也就顺手将公文包交给了他。最后的一个机会终于出现。郑明接过公文包，立即将它放在了轿车顶上，迅速打开它，将藏在怀里的文件放了回去。这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而且只用了一只手；他的另一只手，却很恭敬地替老曾遮挡住轿车门沿的部位。

黑暗中，没有人发现这一切。当老曾从车上下来，郑明首先将公文包还到了他的手里，然后才关上车门。他护送着老曾走进了灯光明亮的区域，朝东肥洋行的大门走去。

黑色轿车从小巷里倒车出来，然后开走了。郑明回头看了看，那盒被他用来卡住车门的香烟，随着汽车的颠簸已经落在了地面上，一个乞丐立即跑过去拣了起来。

他松了口气，一切都天衣无缝。

东肥洋行，曾经举行过谈判的那间二楼会议室里，厚厚的窗帘严严实实遮挡着室内的灯光。不过这次出现在这里的只有老曾和铃木卓尔，以及两个日方的翻译和记录文书。

铃木卓尔隔着宽大的桌子，与老曾微笑地握握手，客气地：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

老曾也微笑道：是啊。好在今天又能够坐到一起了。大概也不算晚。

铃木卓尔：当然。能够坐下来谈判总归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我期待着谈判的正式恢复，也希望今天的见面能够成为调整两国关系的良好开始。

老曾说：我们主动提出恢复接触，应该已经表达了足够的诚意。

听到这句话，铃木卓尔显得轻松和高兴起来：那么我们可以开始了。

老曾打开了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了那份经过蒋介石批示的谈判纲要放在面前：我想大概我们还是应该回到上次那份《备忘录》中的谈判前提上来？

铃木卓尔很有耐心地说：可以。那份《备忘录》也许不能令你们满意，或者是让蒋先生遭到了来自内部的压力？

老曾看着他：所以我认为谈判前提需要继续商议，尽可能地达成比较接近的立场。

铃木卓尔示意他讲下去。

老曾：第一，将中国政府必须与汪精卫政权合作作为先决条件，直到今天仍然是难以接受的。我们注意到，虽然汪精卫政权已经成立了几个月，除了德国以外还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正式承认，就连扶持起这个政权的贵国，也还没有正式公开地予以承认。

铃木卓尔胸有成竹地笑了笑：关于我国政府正式承认南京政府一事，我们有自己的考量，需要更加合适的时机。或者说重庆政府不要对此有什么错误的理解。我上次就讲过，无论如何，日本政府对汪精卫先生是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的。

老曾问道：那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呢？

铃木卓尔：这倒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贵国不应对此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老曾显然不耐烦对方这样绕弯子，坚决地：那好。我再重申一遍，这个谈判前提是难以接受的。

铃木卓尔还是那样不急不躁，点点头，很爽快地表示：我同意，重开两国的正式谈判，不以此作为先决条件。

这样的回答显然让老曾感到意外，不过他很好地掩饰了自己，说：很好。我对此表示感谢。

铃木卓尔点点头：还有呢？

老曾换了个角度说下去：我想把中国政府重开和谈的几个条件先谈一谈。

铃木卓尔有些惊讶了：你们的先决条件？

老曾：是的。首先，日本政府应该公开发表声明或者谈话，明确否定第一次近卫内阁声明中关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内容。

铃木卓尔：两年已经过去了，现在还有这种必要吗？更何况我们双方正式恢复谈判本身，实际上也就修正了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立场。

老曾摇头道：中国的古话讲，“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需要日方一次明确地表态。希望你能理解。

铃木卓尔耐心地：这是有一定难度的。还有吗？

老曾继续说：在和谈协议中，必须保证这样两项条款，第一，中国政府不承认满洲国；第二，和谈协议中，日方应对在中国撤军问题作出明确承诺，并有相应的撤军时间表。

铃木卓尔已经难以掩饰自己的惊讶。对方竟然提出了如此不现实的谈判前提，他觉得中国人一定是疯了。

东肥洋行大楼外面。郑明像过去一样独自在街道上无聊地溜达着，看着时而从面前经过的红男绿女，等待老曾出来。这时候，一个很熟悉的身影从灯光明亮的东肥洋行大楼里走出来，那人竟然是一身穿着都很讲究的林天觉。郑明显然对这样的意外邂逅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正想躲开的时候，林天觉也已经看见了他。

在这样的地方碰见郑明，对林天觉来说同样不是个好事情。他在郑先博的安排下到了香港以后，基本上也无所事事，每天不过是瞎混而已。不过混来混去，最终却和日本人打上了交道。

林天觉把一脸的惊喜堆积起来，大大方方地叫起来：表哥！表哥！想不到在香港还能碰见你，真让我高兴！

郑明笑笑，直截了当地问：你是从那里面出来的？

林天觉故作疑惑地：是啊，怎么了？

郑明只是看着他。林天觉无所谓地笑了：你是说那儿是日本人的秘密特务机关？

郑明反问道：我说错了？

林天觉笑了：毕竟公开的还是东肥洋行嘛。我刚刚就是去和洋行的人谈一笔业务的。

郑明笑了：你和日本人做起生意来了？

林天觉：闲得没事儿挣点儿零花钱。这里的消费可是很高啊。家里人都还好吧？小琪呢？

当郑明告诉他安富耀已经牺牲，以及郑琪现在的心情和状态以后，林天觉表示出了应有的惊讶和关切，他啧啧地叹息着：真是太可惜了，其实从心里我对安富耀还是很敬佩的，一看就是那种很刚毅的军人。

郑明不知道林天觉是不是说的真话。

林天觉：要不然我把小琪接到香港来住上一阵？

郑明觉得这也不失为一种调整郑琪心境的办法，便说：也许你可以给她写封信，让她过来？

林天觉说：这没问题。只不过我怕她现在更不会听我的了。

说着，他有些自卑地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