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累对早期的西北革斗争史稍作了解，那么在陕西省委里以杜衡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红军游击队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就昭然若揭。杜衡的“左”倾路线就像幽灵一般，在游击队和红军发展了，危害就会接踵而至。使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的发展一波三折，每每使革命事业处于频临灭亡的危险境地。

就在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初创时期，当时的省委书记杜衡就指派他的代表孪杰夫赶到甘肃正宁的三嘉塬，担任红军陕甘游击队政委，执行“左”倾路线，和谢子长总指挥在攻打阳坡头、山河镇、旬邑县城等战斗中发生了很多严重分歧。虽然游击队取得了很多场胜利，但一九三二年四月下旬，杜衡在红军陕甘游击队巡视工作时，就根据孪杰夫的片面汇报，撤销了嘲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并撤销了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对以谢子长为首的游击队领导横加指责。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等大帽子。以取消主义的手段，将部队编成了三、五两个支队。直到五月份，敌人调集重兵对我游击队进行分路“进剿”，才根据斗争需要恢复了以刘志丹为总指挥的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就在刘志丹率领我红军游击队转战十余县，取得了近十场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杜衡又指派他的代表李艮在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到陕甘游击队巡视工作，并担任政委。他不顾大敌当前，要求游击队在正宁的一个小山村五顷塬子分配土地、打阵地战、打攻坚战，致使我游击队受到了校为严重的损失。杜衡在我西北红军陕甘游击队时期所执行的校“左”路线，就给红军和游击队的创建和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和损失。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陕西省委派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着手进行红二十六军的筹组工作。杜衡一来到部队，就干了不少坏事。他为了排挤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游击队创始人的正确领导，利用新成立的士兵委员会，在杨家店子召开会议。发起了前后持续一个月的“整军”运动。这个运动名为整军，实为整人。他给谢子长、阎红彦等同志扣上了“打骂士兵”、“军阀主义残余”等帽子，还借口他们工作不力。用《苏武牧羊》的曲调编了一个讽刺的歌曲，让战士们唱。并煽动部队的极端民主化情绪。主张部队的一切事情都由士兵委员会亲决定，其实是在为排挤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对部队的领导而大造舆论。杜锄还巧舌如簧，到处以“左”的华丽辞藻来装饰自己，吓唬别人，他不仅毫无根据地指责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稍山路线”等。还以校为不健康的意识煽动战士们对游击队领导的不满情绪。结果，在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党员大会和士兵代表大会上，错误地撤销了他们四人的职务。二十四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句邑)举行改编授旗典礼，杜衡宣布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他自任军政委兼团政委，而谢子长、阎红彦同志被迫离队到上海受训。他见无法诋毁游击队老领导在队伍中的崇高威信，在广大战士的强烈要求下，只留下了刘志丹同志在部队继续工作，但剥夺了刘志丹对部队的指挥权，只给了一个团政治处处长的虚职。

一九三三年初，红二十六军二团消灭了宜君焦家坪民团，又在耀县香山寺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分粮运动，革命形势普遍高涨。杜衡的“左”倾思想迅速膨胀，他不顾红军的现实力量和刘志丹等人的校力劝阳，主张一举荡平庙湾。进攻和我们有着统战关系且实力十分强大的庙湾夏玉山民团。结果我军损失惨重，损失了很多马匹和枪支，骑兵团伤亡严重。此战不但我就遭受了十分严重的损失，而且破坏了刘志丹和孪妙斋同志和夏玉山民团多年建立起的良好的统战关系。被激怒了的夏玉山，此后多次率民团向我根据地北部猖狂进攻。而且，在香山寺一带，疯狂屠杀了我六、七十名农会干部和革命群众。这是杜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又一次碰壁。庙湾战斗失利后，战士们议论纷纷，公开评论杜衡的“不懂军事”、“瞎胡闹”，迫使杜衡在向省委汇报时也承认自己在“军事上完全不懂”，“威信是削弱了”，要求省委更换政委。另一方面，社衡也想借机溜回大城市。杜衡不得已，起用了身经百战的刘志丹任参谋长，并把他极力怂恿进攻庙湾的原参谋长郑毅作了“替罪羊”，用了推卸责任的伎俩。

一九三三年二月，国民党骑兵团、特务团、警卫团各一营，协同庙湾夏玉山民团，孙辅成(孙友仁)为总指挥，向我根据地发起了又一轮“围剿”。以刘志丹为首的红二团领导，主张避开敌人的锋芒，跳出照金，到外线寻机作战，以调动敌人撤离我根据地来争取主动局面。但杜衡却否定了刘志丹的正确意见，采取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要求我军不惜一切代价，打阵地战和防御战，并执意将部队垃到芋园，待敌进攻。结果，坐失良机，致使红二团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二月四日，敌人分三路包围了我军驻地上芋园和下芋园，红二团被迫进行抗击。敌人的火力很猛，步枪、机关枪、迫击炮弹，像雨点一梓射向我前沿阵地，我军伤亡严重。当我军被迫撤退时。庙湾夏玉山民团早已堵了退路，形势万分危急。若不是渭北游击队赶来，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杜衡的“左”倾主义路线，又一次严重碰壁。这次战斗，不仅使红二团失去了在战争中的主动权，而且对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损失。当红二十六军跳出台围转移到台水县黑木塬时，杜衡又给照金革命根据地后方写了一封信，竟天真地提出要在陕北创建苏区并且发展骑兵，打通国际路线。遭到了照金革命根据地后方机关的坚决反对。三月三日，杜衡却借机离开部队回了省委机关。

杜衡溜走后，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各项事业取得了很大发展。边特委、游击队总指挥部、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红军在外线和根据地内部也取得了多次作战胜利。五月下旬。杜衡又从西安二返红二团。此时，国民党又调集重兵和周围的反动民团向我照金革命根据地疯狂进攻。面对十分困难的形势，杜衡完全丧失了信心。六月十七日，杜衡授意边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在照金北梁召开联席会议。杜衡在会上认为：敌人力量太强大，致使我军天天跑着打游击，根据地又很难扩大，主张南下渭华创建根据地。杜衡堂而皇之地提出了四条理由：渭华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党的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可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直接威胁西安。刘志丹和金理科等认为：南下没有出路，必须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开展活动，发展和巩固根据地。杜衡不等刘志丹把话说完，便蛮横无理地给刘志丹扣上了“一贯右倾”的大帽子，凭借其军政委的权利，强词夺理，定下了南下渭华的错误决定。后来，在三原二台子召开的会议上，杜衡又一次继续奢谈南下渭华的“政治意义和四大有利条件”，并指名让刘志丹表态，承认错误。这样，红二团在杜衡的政治胁迫下继续南下。中途，杜衡借口回省委汇报工作，又一次从部队溜走。红二团南下后，不但没有群众欢迎，而且连地下党也找不到。实际上，当时渭华地区正处在革命低潮，色恐怖严重，所以，我军一下子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在国民党重兵的追剿下，虽浴血奋战，但仍然兵败南山。红二团的南下失败，彻底宣告了社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

杜衡本人，也彻底暴露了自己投降主义的丑恶面目，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在西安被捕后投降变节，沦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鹰犬，破坏了整个陕西省委，带着敌人疯狂地捉拿革命者。他还公开在报纸上发表自白书，向敌人摇尾乞怜，供述了陕西省委的所有机密。在自白书里，他还供认到：“任庙湾战斗后，就动摇了，没有信心了”。彻底暴露了他卑劣的政治品质和极为丑恶的肮脏灵魂。

对于杜衡，还要介绍的是：杜衡，陕北人。又名励君、振庭。曾任中其陕西省委书记、红二十六军军政委。对于这位在西北红军发展史上，有着斑斑恶迹的历史小丑，我们只能知道这些。也许，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