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7日，我在上海。

一场连绵的冬雨淋得人心情黯然。我曾沿上海南昌路自西向东找去，寻觅在中国革命史上大名鼎鼎的“老渔阳里二号”。

一峰独秀，万山景仰。陈独秀是民国初期中国知识界的精神圣哲，而《新青年》则成为所有进步青年心中的圣经。圣哲的故居，圣经的诞生地，能不拜谒吗？

史料称，这处房产属于柏文蔚。陈独秀与柏文蔚乃早年在安庆相知的同志，安徽公学里的同事，共同创建岳王会的战友。陈东渡日本后，武备学堂毕业的柏先生到南京新军成为掌握一营兵力的管带（营长）；民国成立后，柏回省做过一把手，陈是他的高等顾问；“二次革命”失败后，两人各自东西。此时，柏文蔚已在广东成为孙中山的重要助手，而陈在上海居无定所，所以，住在柏先生的空房子里，他心安理得。

这是我第一次在大上海走街串弄。上海人的某些性格，的确该归咎于一辈复一辈过于拥挤的生存空间：一条极破败的老弄堂，居然就是一个居委会；窄得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老人正哄着孙儿在陶然地看电视。然而，窘迫的上海人，尤其是陋室里长大的年轻女人，出淤泥而不染——虽住处陈旧，但衣着与精神头儿都十分光鲜，一汇入大街，即宛如大家闺秀春游探芳一般。

南昌路100弄内没有擎着花伞走出的光鲜小女子。冷雨把许多人堵在家中。无人可问，我只得自己凭感觉看门牌摸进去：1号？不对。2号？有点像。我收了伞，钻进了黑黝黝的窄小门洞内，喊了一声：有人在家吗？

旁边传出来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找哪位呀？——上海式的普通话。

我赶紧自报家门：我，外地的一个记者，来找当年的《新青年》编辑部。

眼前亮了，一个壮硕与朴实得不太像上海男人的中年人拉开了门，友好地微笑道：是的，就是这里，请进吧。

我找到了！我竟然一个人找到了陈独秀故居！

眼前这位房东大哥姓赵，五十三岁，这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是他在上海美术公司工作的妻子多年前分得的福利房。

一张旧沙发占了半壁江山，那边是一张窄窄的双人床，他的儿子正在卧床而眠，被我这不速之客扰起，只得披衣而出。床的上方，是一个用角钢搭起的吊铺。这难免使人想到了过去上海特有的亭子间。

当然，这不是亭子间，亭子间在楼上。房东大哥说：陈独秀原来住在楼上，亭子间就是他的客房，楼下的这间屋子，是陈独秀当年的会客室和中共中央办公室。说着，他把手指向了墙上。

墙上，嵌着一块白色大理石标志牌，牌上有一段涂着金粉的字：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工作部，领导当时党的日常工作。一九二一——二三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部在这里办公，毛泽东同志也曾一度在这里工作。

居然没一个字提到陈独秀！

当年的《新青年》和第一本中国共产党党刊《共产党》都是陈独秀在家编辑的。这么狭小的院落，如此局促的房间，哪里是编辑部？

我想上楼看看。

房东大哥点头：可以，楼上挤着三家人，不过，都不在家。

楼梯昏暗如旧社会，我只好借我的佳能EOS-5相机的闪光灯频频照耀着攀登的方向。

木梯咚咚，略带回音。想到当年陈独秀与一班革命党人匆匆上下时的情景，心里就隐隐发热。楼上只两个门，但全挂着铁锁，遮着窗帘的玻璃窗让我什么也没看见。一间大屋，应该是陈独秀当年与高君曼的卧室；另一间小屋，则是亭子间无疑。房东赵大哥说，有专家来看过，说，陈独秀当年把亭子间当成了客房，一些革命同志来沪，就曾在此暂住。

只是，陈独秀为什么不让自己的亲生骨肉在此居住？

在这里，高君曼相继生下儿子陈鹤年与女儿陈子美。

从楼上回到楼下，再看嵌进人家私宅里的那块煌煌石牌，觉得格外别扭。镶在屋内，要给谁看？真难为了这位宽厚的大哥一家人，怎么会同意文物部门把应该嵌在大门外或大街上的标志牌安进了狭小的居室里！是有感于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魅力，还是希冀这块来头极大的石牌如镇宅之“泰山石敢当”一样保佑一家人平安？

临别陈独秀故居时，十分好客的房东大哥说：现在好多人打听到了这里，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也来拍过好多次，都说这里应该开辟为纪念馆，“我们住户是很愿意让出来的了”。

大哥还说，这房子的大门外，是有标志牌的，你进的是后门，所以没看到。

从石库门出来，见墙上真有白色大理石标志牌：

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布

此牌之上，还有块小小的黑色大理石铭牌，只两行字：

陈独秀

曾在此居住

还是没说到最主要的，即此乃中国共产党的正宗发祥地，也是共青团的发祥地；标志牌的文字还远不能与其历史地位相符，即此处最应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起来。

与之不远处，有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外国语社旧址，更有参观者川流不息的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这些极重要的20世纪遗宅，除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重修得像豪宅一样的“一大”会址之外，其他几处都被单位或居民占用。

大上海寸土寸金，大上海不厌其大，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在长高。砌的是钱，垫的却是近代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不知哪一天人们会想起南昌路100弄里的这幢石库门房子，把这小院里的极少几户人家动员出去，妥善安置，再把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牌位祭在此宅，净心焚香，祈其魂兮归来！

在这所石库门房子里住了一年之后，陈独秀就带家人暂时离开了，因为，他要到北京大学赴任。

陈独秀去北京工作，纯属偶然。本来他去京城，是寻找扩大《新青年》影响的机会，却被闻讯赶到前门外旅馆的蔡元培先生堵在房间里。那时，蔡先生刚被黎元洪大总统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别看蔡先生一团和气，但也曾是前清上海滩“暗杀团”的头儿，陈独秀乃该团的成员，两人曾是同一战壕的战友。蔡先生一番苦劝，并承诺让陈把《新青年》带到北京来办，陈独秀这才答应到北大当文科学长，即后来的文学院院长。

蔡先生求贤若渴，但却有替老友伪造履历的嫌疑。我见过当年教育部对陈独秀任命的确信函复制件，该函有北大对陈独秀来京前的公职身份的说明，读来颇觉可疑。

全文照录如下：

径启者：顷准

贵校函开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文科学长之任。兹特开具该员履历，函送詧（同“察”）核施行，等因到部，当经本部核准在案。除令行外，相应面复贵校长，请烦查明。此致

北京大学校长

中华民国教育部（印）

民国六年一月十三日

陈独秀何时出任过“安徽高等学校校长”？我读过的相关资料均称，他只在民国元年担任过该校的教务主任，之后，便是自由职业者或曰职业被通缉者，哪里做过大学校长？按说，他这个以说假话为耻的人是不会自造工作经历的。那样的话，可能就只剩了一个，即：德高望重的蔡先生代陈独秀造假去蒙教育部，而教育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准还是故意的呢）让陈独秀过关了。在信息不发达的百年前，官方造假，特别是颇有声望的人参与造假，风险指数几乎等于零。

不管真相如何，反正，民国六年（1917年）岁首，三十八岁的陈独秀，带着他风靡全国的《新青年》杂志，来到北京，成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