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东邻之邦，成了清国各省留学少年的结交平台，更是一代中华才俊接受西方民主思想启蒙的大课堂。在东京，这个心田焦渴的皖省才俊，一下子就被西方思想家们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思想甘霖浇了个透！翻译这些文章的留学生杂志《译书汇编》，成了比日语教科书更吸引他的思想启蒙教材，同时也让他领悟到了一份好的思想刊物的巨大魅力。他和后来成为国民党大员的张继结为好友，两人一起加入了留学生团体励志社。这是陈独秀第一次加入政治团体，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在异国迈出了走向政治家的第一步。

当初，他报的是东京高等师范学堂速成科。看得出，那会儿的他，和黄兴、章士钊等人一样，都想走教育救国的路，都想在学成回国以后，当一名开启民智的教书先生。

数月后，陈独秀返回安庆。这么短的留学时间，连学语言也来不及呢！从他一回乡即在安庆藏书楼发起“演说会”来看，他似乎是急于把在海外得到的新思想尽快传播到家乡去。于是，古老的藏书楼就新增了一处书报室，这个从“陈家大洋房子”走出来的叛逆，不光带回了《时务报》等多种进步报刊，而且还大声宣讲在异国学来的君主专制不若民主制度之类骇人听闻的内容。而尤为当局惊悚的是，他居然发起成立了青年励志社！

如此高调的反政府聚会和擅自成立政治团体，罪莫大焉！于是，两江总督府里的一纸抓捕陈氏等“乱党分子”的电报就拍给了安庆统领魏某。巧的是，那一天，魏统领恰好不在，而其文案（秘书）乃励志社社员，遂先一步报警，第二天才将电文呈报给了领导。待魏司令火速令侦骑赶到陈家大洋房子时，陈仲甫已远走高飞矣！陈独秀第一次脱险的情节，若干年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又翻版过一次，只不过那时打入敌方核心机关的秘书叫钱壮飞，胜利大逃亡的是周恩来等大部分党的高级干部，而陈那时已经被中共开除党籍了。此题外话也。

就这样，第一次自日本回国，只有半年，陈独秀便不得不二赴东京。

这一次，陈独秀改了学习志向，报考的是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成武学校。从想当老师改为想当军人，陈氏一生的每一次选择，总是那么骇俗。

不过，这一次，他的留学梦还是没做成，因为半年之后，他即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国了。

被遣送的原因很富戏剧性——春夜，五个学生突然闯入清廷派驻日本的留学生领导人“南洋学监”姚煜的住处，声称要割人家的头颅。姚大人被这伙儿杀气腾腾的不速之客吓得哆嗦了，连忙讨饶。年纪最轻的四川少年邹容便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接着——

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

哥儿几个意犹未尽，又拖着姚大人的发辫跑到留学生会馆悬挂起来，并垂纸条示众：“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

这是陈氏的终生好友章士钊记录的事发经过。

通常人们提到此事时，都称起因是陈等憎恶姚某对革命学生的种种钳制，但冯自由在他的皇皇巨著《革命逸史》中却说，此事诱因乃姚学监曾诱奸过钱玄同的侍妾。自号“疑古玄同”的钱先生那会儿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是哥儿几个的好朋友。如此说来，陈独秀他们算是仗义执“法”。

无论于公于私，反正几位热血男儿愣是把国家派来监管留学生的最高官员的辫子强剪了。须知，古时男子之发，乃脑袋的替代品。“割发代首”的始作俑者是曹操。曹丞相因自己的马踏入麦田，违犯了他本人的规定——纵马踏入麦田者一律砍头，便“割发代首”以示自责。到了大清一朝，发辫不光是父母所赐的生命的一部分，更成了忠于清国的主要标志，强行剪除人家的发辫，不光极大地羞辱了此人的人格，更是让这人很长时间无法出门见人了！若非和尚，顶一秃瓢上街，岂不等于脑门儿上贴着“反清”二字吗！把姚学监的发辫挂在留学生会馆示众，就等于把人家的脑袋悬在那儿羞辱。不用说，放在百余年后的今天，在任何一个法制国家，陈独秀他们面临的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日本警方很快就把五位肇事的学生找到，调查过后，将直接动手的陈独秀、邹容、张继三人遣送到开往上海的商船上——他们被驱逐离境了！

陈独秀不得不回到清国，回到安庆，回到聚少离多的妻子高晓岚和孩子们身旁。此时，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在长子延年之后，女儿玉莹、次子乔年相继出世。

清廷那会儿对政治犯的通缉令是有期限的，不会像蚊蝇一样没完没了地叮着你。所以，陈仲甫的亲朋不必担心他哪天会“人间蒸发”而实则被官府关在某个小黑屋里受折磨。

今我来安庆，当然想看看“陈家大洋房子”。那是陈独秀先生成长的地方，也是中共早期重要干部陈延年和陈乔年出生的地方。

但陈长璞女士却不无悲愤地说：“本来我们家的老房子一直还在，只是被当成单位的仓库和住宅而已。可是，都到了1984年了，还是被拆除了！”

现在，陈长璞居住的楼房对面，倒有一座旧衙门楼，残瓦危柱，一任颓败，其正门外悬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区池州军分区”的木牌，两侧各有四个毛泽东手写体的大字：这边是“提高警惕”，那边是“保卫祖国”。

“那是明代的安徽布政使司的谯楼，清朝还当官衙用呢。”学考古的小范向我介绍道，“不过一直不属于地方管，所以也谈不上保护和维修。”

“安庆市的古建筑原来很多，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姚中亮馆长自嘲地笑道，“我们博物馆和隔壁的迎江寺可都是古建筑，但人家庙里的香火盛得很，所以修得蛮像样子。我们博物馆没钱修，馆里的不少办公桌还用五六十年代的呢！”

陈长璞一声叹息：“我们这里‘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破得太彻底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又拆了不少不该拆的古建筑，所以，安庆的历史遗存太少，向国家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就总也批不下来……”

历代的长江名埠，清朝的安徽省会，堂堂的安庆居然不算“历史文化名城”？！震惊之余，我非常冒昧地想起了一句成语——自作自受。

当天下午，安庆市的李银德老先生亲自指引我驾车赶到长江边上的沿江中路。当年的南水关，如今是自来水公司，性质未变。在大院内靠西墙的自行车棚附近，这位原中共安庆市委党史办主任指着一方碑牌说：陈独秀的家，就剩这一块文物保护标志了。

很像样地立着的碑上，镌着几行大小不一的字：

安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陈延年、陈乔年烈士故居旧址

安庆市人民政府

一九八○年七月立

没有一个字提及陈独秀！

举目四顾，五层贴着白瓷砖的办公楼与附设的平房，全是“旧城改造”后的拙劣作品。只见其子，不见其父；只有现实，没有历史！众所周知，凡立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地方，每年政府是要拔款维护的。现在，“文物”无存，“保护”什么？

陈氏故居没有了，那，藏书楼呢？

李银德先生说，藏书楼就在他家附近，现在是安庆电视台的大院。只有一座小楼还残存着。

于是，我们驱车赶回安庆市最繁华的孝肃路，在向西北拐弯处，李老领我去看路北的院内——

一幢很破败的二层黑瓦小楼，“危”然耸立在安庆广播电视局的大门里侧。正面，是近几十年建的三层办公楼。

就这座小楼，是最后的老房子了。李老说，这儿是安庆市的黄金地段，电视台要搬走，这儿要搞开发了，所以，它保不住了。说罢，他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息。

呜呼！陈家大洋房子没有了，藏书楼也没有了，在安庆，让我们上哪里去重温一代先哲的奕奕风采呢？

百年前，因有陈仲甫，孝肃路上的藏书楼令人向往，也令人恐惧。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5月17日这一天，安庆暴雨滂沱，风声、雨声、演说声，声声撼耳！藏书楼里人头攒动，连过道也挤满了莘莘学子。

陈仲甫先生（实为后生，时年二十四岁）首先登台，慷慨陈词：

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视之，不思起而救之……

几句话，就说热了挤在楼内每一个角落的三百多名学子的心！到场者不光有安徽大学堂和安徽武备学堂的省城大学生，而且还有怀宁公学和桐城公学的中学生。陈先生讲起当年在东北耳闻沙俄军队之暴行后，话题一转，说到了国内，说到了体制内的高官：

平日口谈忠孝，斥人为“叛逆”，一遇国难，则置之不问，绝不肯兴办公益之事，惟思积款于外国银行，心中怀有执顺民旗降敌一大保身妙策，是为国贼，是为逆党！是等国贼、逆党不杀尽，国终必亡！

继陈之后，二十多人相继发表演说。陈独秀趁热打铁，当场发起成立安徽爱国学社（一说爱国学会），近一半的听众当场签名成为社员。

陈氏在藏书楼的这番演讲，若非聋子，谁都听得出“名为拒俄，实为革命”（驻日公使致两江总督端方电报语）。而且，他竟然再一次成立非法组织以挑战官府的底线！第二天，安庆知府、满人桂英亲至藏书楼，警告学生不得“干预国事，鼓惑人心”。之后，以要在此地设立中学堂为名迁走了藏书楼，进而取缔了爱国学社。紧接着，安徽巡抚聂缉槼签署了对陈仲甫等人的通缉令。

回家没多久的陈仲甫只好再一次弃家而逃，辗转登上了驶往上海的客船。

其时，在上海，同船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国的四川好儿郎邹容，因写下著名的《革命军》而成了租界监狱里的囚徒（后瘐死牢中）。因刊发《革命军》而致《苏报》被查封，失了业的主笔章士钊正与张继等人筹划再办一张新报纸。陈独秀适时而至，便跟着章氏办起了《国民日日报》。

共和国时代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老人，回忆过当时办报的艰苦历程：

吾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浣。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仲甫，是何物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

因《国民日日报》被沿江各地政府禁止发行，所以很快就维持不下去了。于是，陈独秀返回安徽。这次，他和朋友创办了半月刊《安徽俗话报》，要用大白话为读者启蒙。他跑到芜湖长街“科学图书社”借地方，主人汪孟邹告诉他：“这里每天只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他却平淡地回答：“就吃两顿稀粥好！”于是，又全力投入了办报，马上就又是蓬头垢面、满身臭虫的模样。

为明心志，这个崇拜南宋思想家、文学家陈亮的少年名士，把陈亮的“推倒一时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改了一下，题成对联，挂在了图书社的一楼，成了传诵一时的名联：

推倒一时豪杰，

扩拓万古心胸。

气魄之大，令人不得不叹服！

然而，就在《安徽俗话报》蒸蒸日上，影响越来越大，还差一期就办完一年的时候（一年应出二十四期，已出刊二十三期），他突然宣布停刊，并神秘兮兮地去了上海。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秀才出身的书生，竟参加了蔡元培、章士钊、张继等人的暗杀团，在沪上天天学习制作炸弹，策划行刺清廷大员！只因本团成员在行刺前广西巡抚时意外失手，导致多人被捕，他才逃回安徽，侥幸躲过一劫。但他自此放弃了这种针对某个人的极端行动，认为暗杀不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运动。

这一次，这个不安分的“乱党分子”在芜湖以安徽公学教员为职业，在芜湖与来本校当体操教员的柏文蔚共同发起成立了岳王会。这个以新军下级军官和士兵为主要发展对象的安徽革命组织，比同盟会成立得还要早，而且发展方向十分正确。在孙文、黄兴等革命巨子醉心于发动各地会党起事的时候，在别省的同志热衷于暗杀政府高官的时候，陈仲甫已经颇有远见地把视线盯住了军队底层——动员起更多的爱国军人，靠国家武装力量自身的哗变一举推翻清王朝，这才是正确的革命方向。后来武昌首义的成功，正证实了只有二十七岁的陈先生的见识实在高出革命党领袖一筹。

惜乎陈仲甫！实乃真正之民主革命先行者！只因长期被诬为反面人物，其创办岳王会的伟大意义也就从来没能在正统的近代史上重重地记上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