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到安庆，只想看一个地方——陈独秀墓。

我是念着唾骂故人的书开始识字的一代人。从小读到大，“陈独秀”一直是个负面和有争议的名字。尤其“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事发后，我们初一的政治课程就是天天学“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作业就是按时间顺序批判十次“反动路线头子”，排名绝对分先后。所以，陈独秀总是头一名被十几岁的天真学生们“口诛笔伐”的历史罪人，之后，是他的学生辈的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高岗与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比比他之后的那些“左”倾、“右倾”代表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反党集团”头子，陈独秀的罪名最多——他既是葬送了“大革命”的“右倾投降主义”代表，又是分裂党的“托陈取消派”的首领，而且，还是“拿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间谍”！等长达远不止十年的民族大劫难过后，我才一点点觉悟：那是对故人的怎样的不公平啊！

随着弥漫了几十年的极左妖氛的慢慢消逝，被妖魔化的陈独秀开始渐复人形，但远没恢复其神采奕奕之真相。与长时间的轰轰烈烈的唾骂相比，为其洗冤的动作实在太慢也太弱。只是把《毛泽东选集》里的有关注释修订一下，就算是对中国共产党内最大历史沉冤的平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唐宝林先生告诉我说，新版“毛选”里“陈独秀”的注释文字中，已经删除了“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的工具”等语，改成了“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在最新版（2002年9月）、也是最权威（中共党史研究室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陈独秀还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是“托陈取消派”，还要为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的失败而承担责任——让人读来，只能觉得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反被党开除是咎由自取。

于是，无论是每年纪念五四运动，还是庆祝中国共产党华诞，他总是不被缅怀的局外人。2001年“七一”之前，北京五四大街红楼处的路口上出现了一面金属雕塑墙。这个曾被毛泽东追授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人总算是“上榜”了，但位置被摆得极不正常——蚀刻的墙面上，左上方有“1919.5.4”，下面有几个头像，最上方是鲁迅和蔡元培，中央位置留给了李大钊、毛泽东，而陈独秀只排在三角形雕塑的左下方，体量最小，只比瞿秋白往上一点，不要说比当时的北大图书馆打工者毛泽东，甚至连他主办过的《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封面的大小也不如！

真不明白，提供油污的斯大林早已在本国受到清算，前苏共党内的冤案也莫不于20世纪80年代末被平反（当然包括株连人数最多的“托洛茨基反党集团”案），可偏偏我们中国的这个屈死的灵魂还未被赦免。

正因如此，我特别想到陈独秀墓上献一束花。

2001年6月24日，我终于随回乡省亲的朋友范学军去了安庆。

小范“下海”前是安庆市博物馆里的第一个考古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曾借调到“陈独秀史料馆”帮助工作，对一代乡贤自然敬重有加。在烟尘弥漫的长江边上的一家饭店里，他为我请来两位当地官员，一位是他的前领导、安庆市博物馆馆长姚中亮先生，另一位是安庆市文物局副局长陈长璞女士——后者的身世远比其官方职位更让我肃然起敬，因为她正是陈独秀的嫡孙女。

已届中年的陈长璞是个性格直率、谈吐爽快的人，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她的“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的祖父。也许唯一不像的是身高——陈女士约1.65米的个头儿，在安徽女人里算是高个子，而她的卓立于20世纪芸芸众生之上的祖父，则只有1.63米的身高。

究竟是什么样的家庭诞生了陈独秀这样一个风一样迅疾、雷一样凌厉的人物呢？

史料告诉我们，清光绪五年八月二十四日（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府怀宁县，谱名陈庆同，官名陈乾生，字众甫，留日时改仲甫，号实庵，后以笔名“独秀”名扬天下。他是教书先生陈衍中和查氏的第四个孩子，上面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

晚清时的安庆是安徽省会，怀宁县治就在城里。所以陈独秀既是怀宁人，也是安庆人。不过，陈家却是省城的“小户人家”。这是陈氏在《实庵自传》中自己说的。他说，自家是“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瞧不起的原因，是因为陈家世代习儒却无人考取功名。爷爷、伯父乃至父亲的那些“候补知县”等官衔，都是花钱买的虚衔，直到陈独秀的父亲成为秀才、叔父考中举人，陈家才被人高看一眼。

然而，父亲陈衍中成了秀才后就“屡困场屋”，即连续几次在乡试中落榜。乡试即“省试”，每三年在各省会和京城开考一次，考中者即为举人，中了举，才具备了做官的资质。一个秀才，一生没有几次乡试的机会。所以，陈衍中先生只能靠到处当塾师维生。幺儿不到两岁时，他客死苏州，那时，他正在一位皖籍将领家当教书先生。

祖父陈章旭乃有学问却没功名的倔老头儿，因在平定太平军时出过力，被朝廷授予候补知县，即副县级待遇，以在家开馆为业。小孙子陈庆同长到五六岁时，自然就成了他的学生。

一把白胡子的老头儿显然把没当上官的余怒都发泄到家人头上了。陈独秀回忆说，哪家孩儿哭，大人只要说声：“白胡爹爹来了！”那哭声立时会止住。家族成员甚至包括来访的亲戚，在屋里走路时若有脚步声，老头儿也会勃然大怒，陈独秀的二姐就曾为此屡遭毒打。就是这样一个封建大家长，看中了天资聪颖的小孙子，他恨不得让小孙子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全读完，背书背不出，就动手打。

五十年后，在《实庵自传》里，陈独秀回忆过苦难的童年：

……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这位白胡子老头儿还准确地预言过：这小子将来，不成龙，便成蛇。

陈老先生实在是有远见！他用戒尺把生来就倔犟的小孙子打出了终生宁折不弯的性格，打成了无论前清还是民国的统治者都深为恐惧的“凶恶强盗”。也真应了“家门不幸”那句话，长大成人的陈家幺孙成了全省最有名的“康党”乃至“乱党”，致使陈家在清末和民初两度被抄。当然，老人未曾料到的是，挨打从来不哭的倔犟的孙儿长大成人后，居然成为超时代的思想家，不独生前名满华夏令万众景仰，而且死后六十多年，越发显现出其思想与人格的光辉！

小庆同十岁那年，“白胡爹爹”病死了，再也没有体罚他的严师了。母亲连续为他聘了几位塾师，但均没待多久就走人了，想必人家都受不了这个性格叛逆的学童。无奈，已是秀才的大哥陈庆元只好亲自给弟弟当起老师。陈独秀说过，大哥是个像阿弥陀佛一样慈善的好人，跟着哥哥学习的那段时间，他才对读书有了兴趣。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七岁的陈独秀头一次进考场。他说过，那完全是为了“敷衍母亲”而去的，因为慈母总是唠叨他要为一辈子没能中举的父亲争光，而且说着说着就流泪了。陈独秀打小最怕母亲哭，娘一哭他也就跟着哭起来。所以，只得硬着头皮上考场。见试题出得别扭，他索性一通乱答，把能想起来的难字和荒谬的古文写了满满几张纸。回家给哥哥看草稿时，哥哥直皱眉头。却不料，这次恶作剧的结果，竟是蒙过了糊涂的考官大人，他被录为第一名了！意外成了秀才的陈独秀说，自此，他更看不起科举了。

他看不起科举，但叔父很看得起，陈衍庶大人正是因二十四岁那年中举后才成为朝廷命官的。他从候补知县做起，历任知县、知州、知府，待小侄儿成为秀才那一年，他已经在东北做道员了！道员为正四品衔，俗称道台，是省以下、府以上的政府大吏，整个安徽省也不过三个道，即安庐滁和道、皖南道、皖北道，陈道台比安庆府的知府大人官儿还大，岂不令乡人敬畏？只是，陈道台有个莫大的遗憾，即三个夫人都没为他生个儿子。闻小侄庆同考中秀才，陈衍庶大喜，遂将其过继为嗣子。

陈独秀住进了安庆城里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子，从一个跟着寡母过惯清贫日子的少年寒士，一跃而为富家阔少。

所谓“陈家大洋房子”，是嗣父陈衍庶从东北回来建起的一座新式住宅，位于安庆城南水关，距长江仅一箭之地，离著名的迎江寺也不远。是当年颇为气派的一座豪宅。

对了，这位陈衍庶先生似乎不怎么清廉，早年中举时只是一介清寒勤奋的书生，做官十几年后却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据说他发的第一笔财是战争财——日俄在东北大地上交战，双方都需马匹载人驮炮，便有精明的商人频繁运送骡马往交战区。陈氏所辖之地正好当道，遂借集市贸易成交例征收牲口税。此税无须上缴国库，故陈大人官衙的财政收入就迅速增加。只是不知他怎么把公款化为私财的，也不知他后来主动辞职与一“战”暴富有无关系，反正他还在关东的任上时，就在奉天省和本省拥有了千亩良田，还在京城的琉璃厂开设了颇有规模的古玩店“崇古斋”，安庆城里更有若干处他家名下的房产。陈家成了令人尊敬的大家。

考取秀才并成为官僚兼大地主家庭的传人之后，为陈独秀提亲的媒婆便接踵而至。十八岁这年，在叔父的安排下，他与安庆营统领、副将高登科的大女儿高晓岚完婚了。陈衍庶与“安庆警备区”的“高司令”为同科举子，两人一文一武，正是门当户对。新娘比新郎大三岁，乳名大众，是个很端庄但也很“大众”的传统女子，嫁到陈家后，就再也没回过娘家。

这一年，陈独秀还经历过一件大事，即乡试。

结婚之年，正逢三年一次的乡试。他便随哥哥陈庆元等一干人乘船赴下游的南京应考。安徽省不设省级考院，全省的生员都要到邻省投考，原因似乎与两省原系一省（江南省）有关——分省后别的官衙都分开了，唯独乡试的考场没分开，每三年，两省具有报考资格的学子要扎堆江南贡院。

这一次，陈独秀大开眼界。他们入住的客栈既差又贵，原来是领路人上了那几个坐倚门户拉客的女子的当！一行人住下后，想三想四了，但那几个吃吃调笑的小女子却无影无踪了。呵呵，原来“仙人跳”的游戏百多年前就很流行了！初入江湖的这段上当受骗的经历，不可能不对年少的陈独秀在两性问题上有所启发。

这一次，陈独秀也大失所望。他倒也想考好，为父母及整个家族争光，但发榜时，却名落孙山。考试成绩不佳的原因，显然与一个同场胖考生的怪诞举动有关。

后来，陈独秀为我们讲述了当年的奇遇：

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哈哈，老陈说下道了！）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于我意外有益！

陈独秀冥想的结果是：未来的国家不就靠这般像动物一样可笑的人来掌握？由科举制之弊端联想到整个国家制度之陈腐，他一下子就觉醒了，之后，就再也没进过考场。

洞房的温馨床幔没能留得住新郎的心，十余载黄卷青灯的孤寂日子更使他感到厌烦。乡试现场所睹所思，让他从一个没有头脑的“选学妖孽”的生员豁然变成了一个关注国家命运、不满腐朽政府的“康党”。在饱览了维新人士的若干篇文章后，他一气写下数篇关于长江江防建设的文章，其热烈的爱国之情和非凡的文学才华，又哪是那些考中举子的庸才所能企及的？

在《扬子江形势论略》开篇，他文采激扬地写道：

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

他最远只到过南京，却非常明白地写出了整个长江流域的设防方案。其知识之广泛、见解之深刻，实令百年后的晚生我拍案称奇！

且看——

往上游，他没去过武汉，却认定“武汉沿江均不宜设置炮台”，应在武汉“东南数十里”的阳逻设炮台位置最佳；

往下游，他没到过上海，却知道淞江、南石塘两炮台“未能犄角”，保不住吴淞口，建议应在位置最要紧的“崇宝沙西北沙尖”上设主炮台；

他没学过地理，却把长江流域的地貌说得头头是道；

他没学过军事，却把各地炮台位置设计得井井有条；

他更没出过国，却了解“非用德国格鲁森厂所制硬铁为台不可”！

江山代有奇才出，十八岁的皖南少年“乾生仲甫”（官名＋字，发表此文时的署名），不正是一位举国罕见的少年才俊！

第二年，叔父即把他和哥哥带到关东的任所。传统时代，官员将子侄带到任所“历练”，乃官场惯例。要让龙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嘛！袁世凯少年时也曾跟堂叔袁保恒到开封和北京历练过。而且，那时候推崇“好男儿志在四方”，结婚后丈夫把妻子一人扔在家中出外闯荡是很正常的事。所以陈独秀新婚一年即外出熟悉官场，不稀奇。

然而，也正是这一年，“维新六君子”滚落在京城菜市口的头颅撞痛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心，远在黄海之滨的胶澳又被德国人强租了去并改名为青岛，大清国的领土像案板上的肥肉一样又被列强生生切去一块儿。爱国心切的陈独秀，与哥哥在叔父的道台府衙里当编外的文案（秘书），又不断耳闻沙俄军队在东三省的暴行与丑闻，哪里还能坐得住？于是，在接到母亲病危的来信后，便与兄长一道返回安徽，自此绝了跟叔父熟悉官场流程的念想。

然而，等哥儿俩日夜兼程赶回家里时，慈母查氏已经咽气。

安葬了母亲后，兄弟挥泪相别。哥哥返回东北赴任去了，弟弟走得更远——漂洋过海去了东京。骨肉同胞，往后十年，竟未再见！这一年，陈独秀二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