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年中共“一大”召开时，偌大的中华大地上只有五十几个党员。只凭维经斯基和马林两个特使通过陈独秀和李大钊动员起来的这么点人，且多是年轻的知识分子，要想建立全国政权，谈何容易！于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夏，列宁派来了越飞（Abramovich Joffe），以使华全权代表的身份，来与中国政府商谈两国建交事宜——为了国家利益，他们已经不计较对手是反对“赤化”的“反动军阀政府”了。

民国十一年（1922年）8月23日，在上海出版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上，刊发了一则来自北京的消息：

北京学界招待俄代表

（北京讯）苏维埃俄国代表越飞君抵京以来，已引起各界之注意。本月十八日下午八时，北京大学蔡校长、李守常教授等十余人，设席东方饭店招待越氏。……首由李守常教授致词，略谓越飞君及俄代表团来华，意在与中国及中国国民建设友谊的关系。吾人代表中国智识界，得与负有真正责任之俄国代表诸君共聚一堂，深引为幸。

只有三十三岁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已经位列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之后，成为“中国智识界”的代表。众所周知，数月前，李教授曾做客洛阳的直鲁豫巡阅使署，与遥制北京政府的吴佩孚大帅会晤数日。在首都政学两界，他已经是任何人都不敢小觑的人物了。

没有人告诉我们李大钊曾与权力更大的越飞单独谈过什么。

接待过越飞之后，李大钊立即南下上海转至杭州，参加了只有七个人的中共高层会议（史称“中共杭州特别会议”）。会上，马林传达了“远方”要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方案。把两个不同性质的政党掺和在一起的政治设计激怒了中共领导集体，四位中央执委（常委）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做马林翻译的张太雷似无话语权，只是候补执委的李大钊一番苦劝后，领导同志们才勉强达成共识，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

随后，李大钊奉马林派遣到上海与孙中山相见，孙氏当时被叛将陈炯明的大炮轰出了广东，寓居在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今香山路）上的一栋华侨赠送的小洋楼里，正郁闷着呢！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的话说，就是：

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

“孙大炮”与“李铁嘴”的后人谈得非常投机。李大钊后来在狱中回忆说，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会谈以国民党总理孙文亲自主盟、中共创始人李大钊加入国民党而圆满结束。当时，年轻的李大钊曾如实向老一辈的党魁孙先生说明，自己已经是第三国际的党员。

急于得到苏联人支持的孙总理是这样回答李同志的：

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尽管加入本党帮助我。

回到北京后的李大钊，便开始毫无顾忌地为赤色俄国呐喊。

11月7日，除了苏俄人，没有几个中国人记得是个什么特别的日子，但李大钊记住了。在当天的《晨报》副刊上，他以“守常”为名，发表了纪念俄国红色暴动成功五周年的文章《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

在十月革命的火光里，诞生了劳农群众的国家和政府！这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

文章结尾时，李教授竟底气十足地命令起本国政府：

我们有几句重要的话要外交当局仔细听着：

要即日无条件的承认劳农政府（指苏俄政府——笔者注）！

要即日无条件的开始中俄会议！

不许一味仰承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团的意旨来办理对俄外交！

不许沿用媚强欺弱的帝国主义式的无耻的外交手段来办理对俄外交！

我们要严重的监视外交当局的对俄外交！

然而，一介书生的训斥与监视，并没使得北洋政府放弃对外蒙古和中东铁路的力争，中苏两国政府的谈判因而一直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同一天，李大钊还在北大三院举行的“苏俄十月革命纪念会”上演说，一反其反对暴力的观点，疾呼要以暴力的手段改变中国。他教导学生们：

十月革命有四大好处：一、无产阶级专政；二、剥夺压迫阶级的言论出版权；三、红军；四、恐怖主义。

李大钊已完全驶离了他原先设计的人生轨道。

在这一年岁末，通过对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的兼并，“苏维埃社会主义俄国”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取代了“苏俄”。

民国十二年（1923年）岁首，李大钊介绍给孙中山的苏联全权代表越飞也出现在上海莫里哀路。六天之后，《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见报。

我读过的介绍“孙越宣言”的文字，都说其主要内容是孙中山自此确立了联俄政策，苏俄支持中国的统一和独立。但是自己读一遍宣言全文，才发现孙文的联俄是有很多前提条件的。宣言主要内容有四条，其第一条是：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菲（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菲（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

为什么我们的党史专家没有把它公开，想必有其原因。

然而，孙氏毕竟不是秉国者。于是，迫不及待的苏联政府又派来了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Leo Karakhan，又译喀拉罕），一个曾侨居哈尔滨后又回到俄罗斯的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即外交部代部长）。以如此重要人物来充任全权代表，后又任首位驻华大使，足可见“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对中国问题的极度重视。

加拉罕只受到了民间而非官方的欢迎。时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暮年回忆过：

外交部和政府其它部门都没有为他举行任何官方仪式。

在与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正廷博士举行了长达九个月的艰苦谈判后，加拉罕终于入住东交民巷，取代了沙俄驻华公使，并接收了俄使馆旁边的前俄军兵营和中东铁路办事处等沙皇俄国时的领地，也就是日后李大钊等国共两党骨干存身的地方。之后，苏联政府又率先宣布，将驻华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弄得同一条巷子里的西方各国公使们好一阵尴尬，两年后各公使馆才纷纷升为大使馆。

顾维钧乃清末民初的职业外交家，在《顾维钧回忆录》中，有一段提到李大钊，是在中俄谈判紧要关头时，两个人有过极不愉快的接触（原文为一长段，为方便阅读，笔者分段排之）：

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要求与我面谈。我记得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大钊。他是那个由大约八至十名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组成的代表团的发言人。他的主要观点是，王正廷博士与加拉罕先生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决而不批准的原因所在。

向他们讲明政府何以反对这一协议并不困难，于是我便向他们解释了协议草案中的各点，并着重指出，外蒙问题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在谈判中，王博士无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他方面所签署的有关外蒙的条约排除在外而不置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李大钊教授的回答使我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讲话时非常激动，以致使我觉得他已失去了辨别是非的理智。

因此我便对他说，他当然可以发表或坚持个人的见解，但是我，作为中华民国的外交总长，有责任设法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使之免遭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

由于考虑到李大钊教授的意见与我的见解完全相反，我便告诉他，鉴于我们的观点截然不同，我没有必要就此问题与他讨论。于是我说了句“请原谅”，便起身告退了。

顾外长比李教授年长一岁，算是同龄人，他自幼赴美留学并获法学博士学位。同样的年纪，同样有海外求学的经历，却在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有如此之大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