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宣武门外的文华胡同李大钊故居往东不远的地方，有一条达智桥胡同，此胡同在明清两代赫赫有名，只因胡同里有座“杨椒山祠堂”。

“椒山”是明朝忠臣杨继盛的号，此人因上疏弹劾首辅严嵩而蒙冤入狱，备受折磨，三年后被处死，其妻当日自缢殉夫。后世皇帝为其平反昭雪，并将其故居立为祠堂以彰其忠。有清一代，宣外的杨椒山祠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对国事担忧的读书人，想起来就会跑到这条小街上，在杨氏当年手植的国槐树前垂泪凭吊一番。康有为发动的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事件，就发生在此院。杨继盛为国忠心耿耿，为文也光彩熠熠，曾写过一副为天下读书人津津乐道的名联：

铁肩担道义，

辣手著文章。

李大钊的寓所，距杨氏故居没隔几条街，对杨的忠烈之气和杨的这副名联，自会耿耿于心。所以，在后来主持《晨报》副刊时，他就曾将此联刊发于版面上，只不过，他将联中的“辣”改成了“妙”，成了“妙手著文章”。此后，亲戚杨子惠索墨，他便写下了“改动版”的这副名联，以励亲友，兼示情怀。

喜欢此联的当然不止李大钊一人，民国初年的著名报人邵飘萍在其《京报》编辑部里，就悬上“铁肩辣笔”四个大字。杨继盛为国死谏的精神一直是闪耀在许多知识精英心室里的圣火。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钊生命中的两个车轮。只是，这辆急进的思想之车在俄国人的驱使下越驰越快，最终，“著文章”的轮子跑掉了——报刊上，“李大钊”或“李守常”署名的文章越来越少，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之后，每年只有四五篇文章见诸报端，到生命被中止的那一年春天（1927年4月），头三个月里，他一篇文章也没写。只剩一个轮子飞奔的车子，很快就偏入了灾难之境。

对“妙手”而言，“著文章”实是人生一件快事。所幸的是，李大钊意气风发的时候，也正是言论空间最为敞亮的时候。

本来，军阀政府对学人们是敬而远之的。北洋时代的中国，“士”的社会地位突然有点像回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很可以指点江山乱说一气。自古天下兴亡士人自觉有责，北大的文科教授们更以天下为己任，议论朝政，畅所欲言，无所畏惧。公允地说，那时，政府赐给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比之后来的“党国”时代实在要大得多，不然，20世纪初中国的思想领域就不会有空前的繁荣。

近代的“北洋军阀时期”确是颠三倒四的乱世，但主政的武夫们对文人们的宽容却也是不容否认的。

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在《新青年》之外，又创办了《每周评论》，邀李大钊等同事为主要撰稿人与编辑。由此，李大钊又多了个传播自己思想成果的平台。民国八年（1919年）一年，李大钊就在该刊上发表五十四篇文章。其中一些文章，至今读来仍不觉过时！

且读《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的段落：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他们，超越他们。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这些东西，在思想中全没有一点价值，没有一点权威。

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

民国十二年（1923年），已经被公认为中国共产主义第一人的李大钊还在《平民主义》中这样谈他所追求的公平社会：

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做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

这就是中共成立数年后的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读李大钊的文章，你会暗自吃惊：军阀政府怎么会容忍一个大学教授这么“放肆”地“恶毒攻击”？他直言反对军阀政府与督军和检阅使制，呼吁解散安福俱乐部，揭露外交方面的秘密交涉，倡导召开国民大会以取代国会，为工人争八小时工作制，说《土地与农民》，为妇女争翻身平等之权，甚至谈《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真是方方面面，无所不干预。

一介穿着布长袍的谦和的先生，一位叱咤风云的公共知识分子，终于一步步赢得了北大同人们的尊重。

民国九年（1920年）7月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全体通过，将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二册语）。当年秋，他开始在北大政治系、史学系、法律系、经济系陆续开设了“现代政治”、“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社会主义”等课程，并在首都各高校兼开相同的课程。诲人不倦的演说，加之他在这一时期写下的一百三十多篇文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理论基础。所以，说李氏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父”并不为过。

从校图书馆主任到教授，从一开始不被人们看重的土气的职员到北京大学最高商决机构“评议会”的成员，从热衷于在刊物上写文章的政论家到有职有权的校长室秘书——那时没有副校长，故秘书权力甚大，李大钊扎扎实实地登上了知识阶级领袖的台阶。

知识阶级的领袖不光敢说，还敢做。李大钊就曾以北京八高校代理联席会议主席身份，领导了“索薪事件”：

民国十年（1921年）3月，教育部拖欠各校的经费三个半月了。学校领不到经费，老师们就拿不到薪水，于是，就罢教。那时的中央政府，真是寒酸。国家机关各部的工资，竟是靠借钱发下的！各地割据的军阀们，捞点钱就去置枪置炮，哪有谁上缴国家财政。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又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李大钊等教授们以退为进，发出《全体辞职请愿书》和《敬告国人书》，并随数百学生往新华门上访，终与总统府卫兵发生了肢体冲突。秀才遇上兵，肯定不是对手，所以，被殴伤多人。这一天是6月3日，故时称“六三事件”。

堂堂的中华民国政府并没以思想钳制和行政惩处为武器来收拾书生们，却不耻为原告，到法院起诉教职员代表冲击政府。不料李大钊等人毫不畏惧，反向检察厅提出控告，起诉总理靳云鹏与主持教育部工作的次长马邻翼，还捎带上了京师警察总监殷鸿寿（那时当国家的警察头子真够倒霉的），告他们“破坏教育”！

教书匠状告中央政府的官司，检察厅真就受理了！结果，政府托人调解，并派专人向教育界慰问，为受伤者报销医疗费，并筹款两百万银圆设教育准备金等。学界的要求一一落实，知识阶级大获全胜！

那时的知识界，被写为“智识界”。有智有识，理应比只有知识层次更高，可能后来的学人们在酷烈的政治迫害下渐渐丧了“智”，只靠一己之“知”谋生，故“智识”才沦为“知识”。恕我瞎掰。

你看，那时的“智识界”是何等的威风！北洋时代，“智识阶级”的整体地位真是不得了！李大钊的影响也真令人刮目！

章士钊回忆过：

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天不为守常之马首是瞻？

老章又在掉书袋了。“临淮”说的是三国时代的名将鲁肃，他是临淮东城人，即现在安徽定远人，他以严于治军而名重当时。“旌旗变色”源自唐代“光弼入子仪军，号令一施，旌旗变色”的典故，即李光弼到郭子仪部队后，一下令，郭家军就幡然成了李家军。章士钊先后把李守常比作了古之名相和名将，足可见外表上有些冬烘的好好先生李守常，到了北大以后，已经在国内思想界有了足够的权威。

民国十三年（1924年）3月，北大举行二十五周年校庆活动时搞过一项民意测验，其中一个问题：“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几位？”学生们选出了这几位：孙中山、黄兴、段祺瑞、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梁启超、李大钊、章太炎。列位“大人物”中，李大钊资历最浅，却也得到学子们的拥戴，而且排名于革命元老、国学大师章太炎之前，甚是了得！九个人中，革命党领袖占两席，做学问的占去六席，而那些不可一世的军阀巨头，除一个段祺瑞外，其余统统不值一提！

认识一个人需要时间，认识一个寡言的伟人更需要足够的空间。

章士钊称与李大钊交谊“亘十有四年，从无间断，始终情同昆季”。在我读过的诸多赞颂李大钊的文字中，章氏的评价可能是最直言不讳，却也是最准确到位的，他说过：

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

是的，论才华，他不比周氏兄弟、胡适、刘半农等人高；论见解，也未必比章士钊、陈独秀等人深刻。大钊先生是以自己近乎完美的道德力量赢得人们钦敬的——我觉得，章氏笔下的守常，是个更真实的李大钊。这就是彼时的李大钊。绝少服人的鲁迅肯奉小他许多岁的守常先生为“革命的前驱”，实可见李大钊的思想与胆识已经远远超出同侪之上。

只是，他走得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