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1913年）夏，李大钊结束了长达六年的法政专业的学习，除获得已更名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该校文凭之外，还与白坚武、郁嶷两位同学分享了“北洋法政三杰”的桂冠。

毕业后，为了躲避政府对社会党的追查，李大钊这位该党天津支部负责人跑回到乐亭老家住了一些日子。之后，他告别了妻子和一双儿女（李葆华与李星华已经出生），随留学大潮去了日本。清末民初，每年有数千中国学子留学日本，日本成了培育中国政治、军事、文化巨子的摇篮。

出国留学的资金，是孙洪伊和另一位著名的立宪派首领汤化龙提供的。汤氏时任中国民主党干事长，后历任众议院议长、教育总长、内务总长，属北洋时期的一流政治人才。不幸竟于1918年10月出国考察期间，在加拿大被气度狭小的国民党人暗杀了，年仅四十四岁。

汤先生对李大钊的器重与信赖不亚于孙洪伊，在资助李氏赴日不久，他把妻子、儿女也送去日本，委托李大钊关照其儿子的学业。而李大钊又是知恩图报的忠厚晚辈，于是，每周六下午，李大钊就要耗时一个钟头耐心地听取一个十龄学童的本周学习汇报。义，不容辞；恩，也不容辞。

如同六年前报考法政学堂，李大钊去日本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寻救国之道。

两年后，他在那篇轰动一时的《警告全国父老书》中，追记过航行日本途中的感受：

曩者（从前）去国，航海东来，落日狂涛，一碧万顷。过黄海，望三韩（朝鲜半岛古时的三个部落联盟，喻韩国）故墟，追寻甲午覆师之陈迹，渺不可睹。但闻怒潮哀咽，海水东流，若有殉国亡灵凄凄埋恨于其间。……不胜国家兴亡之慨。

可以想象得到，这位中国少年赴日时的心情是何等的悲愤！与前辈的革命党领袖不一样的是，他并未对即将登临的日本国抱有向往，也从未借用东洋人的势力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警惕日本，憎恶日本，自始至终。

抵达东京后，某日，他无意走进了靖国神社里的“游就馆”。像今天不通日语的中国人依旧不知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一样，李大钊也被馆名弄糊涂了。进馆参观后，他才知道：此为日语，是军事博物馆，而馆藏的甲午之役战利品令他大感悲愤！他“睹物伤怀，徘徊不忍去”，后来写下这样一段话：

盖是馆者，人以纪其功，我以铭其耻；人以壮其气，我以痛其心！惟有背人咽泪，面壁吞声而已。

呜呼！民族之气节如此强烈的人，焉能不成为时代巨子？

此时，章士钊因讨袁失败而流亡日本，正要创办《甲寅》月刊。李大钊仰慕章士钊久矣！章氏主持过《苏报》、《国民日日报》、《民立报》和《独立周报》，为名满天下的政论家与报人，先后留学日本、英国，熟悉东西洋的宪法与政治，办报一向持“不偏不倚”方针。在天津读书时，李大钊即曾担任过《独立周报》的“代派人”。于是，李大钊便附信投稿给章氏。

得，还是听当事人自己说吧！1951年8月，章士钊为共和国出版的第一本《李大钊先生传》作序，开篇即说：

余之知守常也，初不经介绍，亦不闻有人游扬，余心目中并无此人迹象。一九一四年，余创刊《甲寅》于日本东京，图以文字与天下贤豪相接。从邮件中突接论文一首，余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余既不识其人，朋游中亦无知者，不获已，巽言复之，请其来见。

翌日，守常果至。于是在小石川林町一斗室中，吾二人交谊，以士相见之礼意而开始……

你看，本来无人知晓的李守常，就因一篇投稿而得到章主编的激赏，甚至夸其文笔神似欧阳修！于是，在异国的一间小屋里，两位国士开始了十几年的友情。

如果说白亚雨老师是李大钊人生的第一位导师的话，那么与比他大八岁的章士钊的相识就是他的第二次幸遇。

呵呵，说来有趣，两人明明已经是朋友了，章士钊却以为“李守常”就是对方的姓名。直到有一天逛公园，无意说起来，章士钊才知，“守常”是其字，本名叫“大钊”。这一来，章就奇怪了，问：为何写文章不署本名啊？李是这样回答的：“投文于《甲寅》，吾何敢与先生同名？”原来，章氏著文，偶尔署名单字“钊”。李大钊在天津读书时，也曾如此署名。怕掠人之美，李大钊才不再用本名。这段趣闻，也是章士钊在1951年告诉我们的。当年谦谦李君子，一直用“李守常”作为笔名发表文章，直到深秋才在《甲寅》上用了一次本名，而且是全名——“李大钊”。

《甲寅》很快就成了海外志士的思想启蒙课堂。“孤桐”先生的政治观点与写作文风，影响了许多人，李大钊尤受其影响，以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李氏列为“甲寅派”的一员。后来李大钊为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孤松”，显然是为与“孤桐”相呼应。而章氏的古道热肠更使李终生受惠，且一直荫及其遗属。此后话也。

也是在《甲寅》，李大钊以文会友，与皖籍著名的革命志士陈仲甫相识。陈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第一次署名“独秀”，从此，“陈独秀”成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响亮的名字。而李大钊则跟进一篇长文《厌世心与自觉心》。历来李氏传记都称，李文批评了陈文的“悲观论调”。我今来读，却只读出李大钊批评革命党中的“湘中少年”“相率自裁”的轻生厌世行为，却并没找出指责陈独秀的片言只语。于是，我不得不对某些史学家的“史料”抱以怀疑。

是年9月，李大钊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从报考的专业看，他显然已经为自己设计好了人生的奋斗方向。

袁世凯称帝一年前，其美国顾问古德诺曾在北京《亚细亚日报》上发表文章，大意是说家族制的中国人民历来没有参政的习惯，所以“建设一巩固有力之政府”是主要的，“人民参与政事之权犹在其次也”。章士钊听出弦外之音，率先发难，在《甲寅》上有理有据地批驳了这位“洋客卿”为袁氏专制而造的舆论。李大钊读过章文后，马上跟进，发表了《国情》一文。

关于李氏此文，党史专家历来说，这是“揭露帝国主义与袁世凯暗相勾结的阴谋”的檄文，“是我国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先声”。我逐字读罢这篇难读的文言文，老实说，并没看出专家们所说的这层深刻的内涵来。如说“先声”，章氏的《古诺德与新宪法》发表在先（《甲寅》第一卷第二号），李氏的《国情》刊登在后（《甲寅》第一卷第四号），孰先孰后不言而喻；如一定要说李文语涉袁氏，那倒不如说是对袁走向专制的善意的劝谏，否则，长文的末一句就不会这样长叹了：

呜呼！欧美人之言，岂尽可恃哉？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

作为袁氏学校毕业的学生，作为从直隶省出来的游子，李大钊对当朝大总统的感情是很复杂的。在老袁帝制自为之前，尽管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已经整天地暴骂其为“窃国大盗”，但以写时评著称的李大钊却从未点名道姓地指责过袁氏，一次也没有。即使日本人逼迫袁氏签署“中日二十一条”时，李大钊也未加入到反袁大合唱中，他受清国留学生大会之命撰写的那篇著名的长文《警告全国父老书》，写得气势磅礴，极具感召力，里面却没有一个字指责袁及中国政府，非但没有指责，反倒明文“督励”！

时隔八十多年后的一个阳光柔和的冬日，我坐在青岛的一座高楼的书斋中，捧着195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李大钊选集》，找到这篇落款“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撰”的著名文章，捧读再三，犹能感受到一股正气在字里行间铿铿锵锵地律动着：

寅卯之交，天发杀机，龙蛇起陆，娵呰鹑火。战云四飞，倭族乘机，逼我夏宇。我举国父老兄弟姊妹十余年来隐忧惕栗，梦寐弗忘之亡国惨祸，挟欧洲之弹烟血雨以俱来！

噩耗既布，义电交驰。军士变色于疆场，学子愤慨于庠序，商贾喧噪于廛市，农夫激怒于甿郊。凡有血气，莫不痛心；忠义之民，愿为国死！同人等羁身异域，切齿国仇，回望神州，仰天悲愤！

之后，是一大段对世界大势的中肯的分析。而对我的家乡青岛何以成为日德交战之地，日本为何要在“二十一条”中尽收前德国租借地的利益，年仅二十六岁的李大钊分析得极为精辟：

夫青岛孤悬一隅，德人不过几千，兵舰不过数艘，仅足自卫，乌敢犯人？讵能扰乱东亚之平和，阻塞过商之要路？日本必欲取之者，非报德也，非助英也，盖欲伺瑕导隙，借以问鼎神州，包举禹域之河山耳！

在披露了“二十一条”中的主要内容后，这位血性男儿悲愤无比地写道：

彼有强暴之陆军，我有牺牲之血肉；彼有坚巨之战舰，我有朝野之决心。蜂虿有毒，而况一国？海枯石烂，众志难移！举四百余州之河山，四万万人之坟墓，日本虽横，对此战血余腥之大陆，终恐其食之不下咽也！

国难当头，李大钊并没对本国政府横加指责，反倒呼吁国人“督励我政府”。此文的结尾处，是这样写的：

顾外交界之变幻，至为诡谲，吾国民应以锐敏之眼光，沉毅之实力，策政府之后，以为之盾。决勿许外敌以虚喝之声、愚弄之策，诱迫我政府，以徇其请。盖政府于兹国家存亡之大计，实无权以命我国民屈顺于敌。此事既已认定，则当更进而督励我政府，俾秉国民之公意，为最后之决行，纵有若何之牺牲，皆我国民承担之。智者竭其智，勇者奋其勇，富者输其财，举国一致，众志成城。

看来看去，就是一篇唤醒国民的文字激越的宣言，就是一席劝诫政府的语重心长的忠告，哪里找得到一句讨袁的话？

同一时刻，李大钊还编辑了《国耻纪念录》，内有其《国民之薪胆》一文。该文在详述了“二十一条”签约经过后，更表达了对本国政府的理解和对一味责难政府的过激行为的批评：

故对于政府，诚不愿加以厚责，但望政府之对于国民，亦勿庸其欺饰。盖时至今日，国亡家破，已迫眉睫，相谋救死之不遑，更何忍互为诿过，互相归咎？后此救亡之至计，端视政府与国民之协力！

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利益为上，留日学生李大钊的极为理性的政治见解，实已高出流亡海外的革命党首领一大截。他对国际形势的把握，亦大大超出北京政府衮衮诸公的想象力。在动荡的年代，这位杰出的青年思想家脱颖而出，成了中华民族最先进的探路者之一。

留学日本时，正值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的作品与理论热遍东洋。李大钊，这个本来就对苍生充满悲悯情怀、反对“以暴力止暴力”的中国学子，此时接受了托翁的“无抵抗主义”理论，自是水到渠成的事。

在早稻田的两年多时间，他进一步学习了社会主义理论。早稻田的安部矶雄教授，正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李大钊跟他上选修课，并时常到其住处请教。日本社会党主要领导人幸德秋水的著作也令李大钊眼界大开，幸德氏的《平民新闻》上早就全文刊登了《共产党宣言》。也就是说，无论是托翁的反暴力理论，还是马翁的社会主义学说，李大钊都是从日文那儿借火点亮了自己渴求光明的心室，并照耀了自己的一生。

不过，似乎应了“一心不能二用”的老话，李大钊不安于课桌的结果是，他被“早稻田”开除了，他的学籍表上盖的最后一个图章是“长期欠席，除名”。而他的学习成绩也实在不怎么样——丙。若按现在的优、良、及格、不及格四档来套，丙算及格，中下等也。

长期缺课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他曾于民国五年（1916年）1月末回了趟上海，往返两周。名校自有严格校规，半个月不见人，且第一学年考试11门功课平均成绩为66.9分以下的学生，就只能和你道一声“沙扬娜拉”了（诗人徐志摩在诗中曾用这四个字音译了日语的さようなら——再会）。

李大钊回上海的原因不详，那时，正是袁世凯刚当上皇帝的头一个月。李氏传记上均称，此次返国为讨袁，但却并没写明他到底参与了哪些政治活动。

1915年9月至1916年5月，正是袁世凯帝制自为和取消帝制之际，令许多人意外的是，李大钊这位闻名遐迩的青年政论家却沉默了，在近十个月的时间里，他竟然一篇文章未写！想必老袁对共和的背叛行径重重击垮了这位期待袁终会变好的直隶游子。

返国航程中，面对茫茫大洋，他口占一诗，第一次表达了对袁氏的憎恶：

乙卯残腊，由横滨搭法轮赴春申，在太平洋舟中作。

浩淼水东流，客心空太息。

神州悲板荡，丧乱安所极？

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

黯黯五彩旗，自兹少颜色。

逆贼稽征讨，机势今已熟。

义声起云南，鼓鼙动河北。

……

他也开始骂袁氏为“窃国”之“逆贼”了，痛恨其令国旗（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从此失色。只是，从诗中看不出他回国的原因。总之，袁的倒退，无疑会促使他思想的天平开始向磁力极大的暴力革命方面倾斜。

回到日本后，他被清国留学生总会推为机关刊《民彝》主笔，创刊号上，他即写下了激昂的宣言：

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

民国五年（1916年）春，正是岛国樱花烂漫的时节，二十七岁的李大钊回国了。国内反袁之火已经燎原，“一夫终窃国”的老袁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深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的李大钊，应正在上海被誉为“东南讨袁盟主”的恩师孙洪伊的召唤赶回上海，参加了孙氏召集的各界宪法讨论会。未久，他又应汤化龙之邀，回到北京，创办了《晨钟报》。那会儿，袁世凯已经忧惧而死，黎元洪接任。辞旧迎新之际，北京的政治空气总能清新一阵子。

黎元洪时代的汤化龙，已经贵为众议院议长，“晨钟”在政坛上的回响自然也就越发雄浑而悠远。孙洪伊担任了内务总长，也颇有作为。后来发生的“府院之争”，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得到黎元洪信任的孙洪伊与代表段祺瑞利益的徐树铮这两人之间的权力与尊严之争。

不曾想，8月15日《晨钟报》创刊，9月5日李大钊即从该报辞职。离开“晨钟”的原因是汤化龙与孙洪伊因政见不同而相龃龉，他不愿在中间骑墙。他有更想做的事，即与白坚武、郁嶷等志同道合的同窗创办《宪法公言》去了。此刊由一位众议院议员出资创办，孙文属社会捐款最多的一位——五百元，孙洪伊捐一百元，李大钊为主要撰稿人。毋庸讳言，出资人的政治背景决定了该刊的价值取向。

中华民国成立五周年之日——1916年10月10日，该刊出版发行，开卷就是李大钊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字：

宪法者，自由之保证书，而须以国民之血钤印，始生效力者也。

不过，令作者和太多中国知识分子意想不到的是，一部保障中国人民权益的根本大法，竟然用国民的“血钤”印了太长太长的时间！

因经费困难，《宪法公言》只出了九期即停刊。此时，民国六年（1917年）元月，老友章士钊那边又向他招手了。《甲寅》月刊在日本停刊一年多之后，章氏在北京创办了《甲寅》日刊（即日报）。章先生把主笔的位子留给了李大钊。

借得《甲寅》这方思想阵地，李大钊的政论文章一发而不可收。我逐一数遍1917年李大钊发表的作品篇目，全年共发表文章七十八篇，其中只有九篇刊发于《宪法公言》、《新青年》和《太平洋》三本杂志上，其余六十九篇，全部刊载于《甲寅》日刊。

这一年也不全是好消息。酷夏来临时，“辫帅”张勋带领他的五千“辫子军”进了北京，带来了令人窒息的复辟的热浪。一时间，京师内外似火烧。以宣传“过激主义”而为人注目的知识分子领袖们，自然怕成为辫子军大兵们的枪靶，便选择了躲避。

李大钊匆匆避往上海，而且，还给好友白坚武写过一首诗，小序写得很真实：

复辟变后，仓皇南下，侨寓沪上，惺亚时在赣江，赋此寄怀。

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

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

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

忆到万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

诗言志。李大钊从不隐瞒自己的思想与情感。没有人不害怕劫难的。“仓皇南下”一词虽让人觉得与大革命家的完美形象不符，但却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本能。

宣扬“过激主义”自是一件高风险的事业，所以李大钊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躲避着灾祸的纠缠。无论是这次跑到上海，还是几年后听说陈独秀被捕时跑回老家，包括民国十五年（1926年）“三·一八”那天，政府卫队的枪一响，他即挤在四处亡命的人中间逃离现场。即便最后入狱罹难，他也避进苏联使馆区域，是因过于自信安全无虞才遭不测的。趋利避祸乃人之本能，无论伟人还是庸人。

复辟闹剧过去后，李大钊回到北京，继续奋笔著文宣示自己的思想。《辟伪调和》、《暴力与政治》就是这时的作品。

这一年入冬，蒙老友章士钊的关照，李大钊走进了鸿儒满园的北京大学。

章士钊说过，李大钊当时很急于进入北大：

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发踪指示……

章士钊学问太深，随手就是一个典故。“发踪指示”语出《史记》，刘邦骂手下那些不服气让萧何评上“侯”的武夫们：你们就是追踪猎物的有功之狗，人家萧何却是发现猎物遗迹并指示你们怎么去追的猎人！一席话，部将们服了。后世多以“发踪指示”作幕后操纵之意。以“发踪指示”来喻李大钊，现在读来，似嫌不恭，但却非常真实地说出了李大钊“志在得北大一席”的动因。

章士钊乃袁世凯时代不愿做北大校长的奇人，蔡元培被黎元洪请来当校长，他却答应来当逻辑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兼职图书馆，章自己说是为了著述查资料方便。可是，因为“萦怀于政治”，不能安心做学问，也因好友李守常想入北大而不得机会，仗义的孤桐先生便空出图书馆主任一席请李大钊来坐。

时校长为蔡孑民（蔡元培），学长（文科学长，即后来的文学院院长——笔者注）为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

李大钊如是跻身于中国知识界的最高平台。

翌年1月，李大钊正式走进景山东街的北大二院，和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等著名文化人成了同事兼朋友，过后，又和那几位倡导新文化的文科同事们，以及周作人的兄长周树人成了《新青年》的同人。

看眼前，想当年，小小的马神庙怎能盛得下这样一伙儿伟丈夫的冲天才气？兼容并包的人文阳光终于穿透了这座大院的围墙，后来建在沙滩（地名）的五层红楼的一楼，便成了李大钊施展人生抱负更大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