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某天，周恩来到这小巷里做客。他是来看朱启钤老人的。

朱启钤比章士钊岁数还要大，资历也更老。二十岁的章士钊出道之前，曾在他家教过私塾。民国成立后，朱当过内务总长并代理过国务总理，现在的中山公园等一批北京市政建筑，就是他当内务总长时力争开辟并捐款修建的。袁世凯要当皇帝的时候，他与杨度都是想做“中华帝国”开国元勋的人，他更以内政总长身份兼任过大典筹备处处长，所以黎元洪当政时他们一起遭到通缉。朱自此无心于政治，虽说后来还当选过参议院副议长，被北京政府推举为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再后来被张学良任命为北平市市长。但他更专心于实业，长袖善舞，颇有所获。他还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为保护中国古建筑大费心思。梁思成、单士元这些日后的大家，当年就是他社里的小字辈。天津沦为日占区后，他的几位老友相继成了大汉奸，他却称病谢客，不肯事敌。风雨飘摇的1949年春，朱启钤已寓居上海，正是章士钊受周恩来委托写信让他勿去台湾或香港的。共和国成立后，他被接回北京，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和全国政协委员。

于公于私，章士钊一家住进朱启钤家里，都很合适。

本是一家之宅，住进两户，难免局促。章含之说，他们其实只住了半个后院，父母二人住北房正间，只三十几平米，大哥章可住东屋，她则住在东屋与北屋之间的过道里。

令人尊敬的周总理的光临，使朱、章两位老人都很兴奋。但周却表示“很难过”，因为他这才知道“毛主席的老朋友”章士钊老先生居然借居在别人家中！随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人便奉总理之命赶来，陪着奚夫人去选“国”字号的房子了。奚夫人看好了离王府井很近的史家胡同里的一栋宅院，于是，一年后，章士钊就成了史家胡同51号的新主人。

章士钊一家搬走四年后，朱启钤以九十三岁高龄谢世，在此之前，北洋耆宿活过九十高寿者，只有那个海军元老萨镇冰。

要人谢世后，无论其居所是公房还是私房，一般来说总是由其后人继续承住，即使“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抢占，也都“落实”回原主。在同一条胡同47号看到的“叶圣陶先生故居”，里面就仍然住着叶的后人，我们冒昧地进去后，见一位年轻的爸爸正在哄着怀里的婴儿睡觉呢！但是，东四八条111号小院的邻居们为什么说有些神秘的宅院里住的不是姓朱的，而是张学良的弟弟呢？

回来后翻一翻有关张作霖的资料，立即有了答案：朱启钤早在任前清奉天垦务局督办时即与张作霖有交情，后来就把六女儿朱洛筠许给了张的第二个儿子张学铭，其公子则给张学良当了副官。因张学良的关系，张学铭留日回国后，二十岁出头即担任了天津市的市长。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留在天津，在人民公园当管理所副所长（区区天津的“人民公园”，竟是毛泽东所题，就是这位副所长求他的章老代为索要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学铭当过天津市政工程局副局长，是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因肝病过世，邓小平还送过花圈。

如此说来，东四八条111号的邻居们说得也对。

史家胡同现在已经不是一条胡同了，而是比清末民初的马路还宽的大道，道南的房屋统统拆光了，只有路北的三座广亮大门孤零零地晾在新拓展的马路旁，一派没落气象。章宅就是这三座宅院中的一座。

一个阴霾沉沉的下午，我按与章含之女士约定的时间走进这座名人之宅。

这是一座非常完整的两进四合院。一进院为工作人员的住处与办公室，二进院即主人的空间。本来此院为三进四合院，但因老人觉得太大，主动将最后一进院让了出去（在北边胡同里另开了门）。于是，八十岁以后的章士钊就在这座宁静的两进院子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时光。

走进新修过的二进院里，既为它的宁静与华贵感到暗惊，也为它的萧条与没落感到怅惋。失了老主人的老宅子，尽管北屋（正屋）檐下垂着灿然的大红灯笼，尽管新油饰过的红柱、红门和绿檐、绿廊均十分漂亮，但寂静的深院里呈现出的是一股肃杀的秋意！——庭中三株树，东侧一株是树瘤累累的海棠，西侧两株是梨树，寒风在一遍遍剥蚀着干枯枝杈上水分尽失的黄叶。令人意外的是，梨树下居然有用柿子扎成的手工艺装饰品。丹柿虽个个熟透却并未被人享用，如同东边小院的那棵枣树下的大枣儿一样，空撒一地却无人收捡。诚所谓“落叶满街红不扫”！尽管现在章含之一个人住在这栋大房子里（周恩来在章士钊的葬礼上亲口承诺此房依然由章家居住），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人去楼空！

章士钊在世时，长子章可住西屋，爱女章含之住东屋，三间北屋，便是他与夫人的起居室与会客厅。章士钊作古之后，章含之的新夫乔冠华先生搬了进来，这里又成了堂堂的外交部长官邸。

离开这所沉重的宅子时，我难免感到有些落寞，细一想，竟是因为院里少了一棵苍然的桐树！

也许，入住此院的故人已不复有当年求孤求直的胆识与精力了吧？

就在章士钊入住这座大宅院后的第六年，1966年8月29日晚上——和当年“女师大风潮”同一个季节，居然又是个令人窒息的酷夏，八十五岁的前教育总长再次遭到激进学生们的羞辱，而且，差一点真的被当“落水狗”痛打——有一位北大的女“红卫兵”竟然举起皮带要抽他（竟然也是女的！）。他的家被“革命小将”抄了，被骂成“小落水狗”的章含之忍看垂垂老矣的父亲被勒令立在院中，自己则和母亲在沙发上瑟瑟发抖。那一天，大批珍贵的书籍与信函成了红卫兵的“战利品”。

极为愤怒的章士钊连夜写信给毛泽东求救，第二天即得到响应——他收到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对方称，主席已经将他的信交代给周总理办了，北大红卫兵受到严厉批评，并责令他们将被抄走的物品悉数送还。

紧接着，老人收到了毛的亲笔信：

行严先生：

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顺祝健康

毛泽东

九月一日

借主席批给总理的这封信，精明的周恩来先生及时列出了十二人名单，将几位最有影响的非中共人士一体保护起来。十二位受到庇护的党外人士为：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

躲在史家胡同小院的章士钊，安然地度着晚年的时光。然而，到了1973年春，毛泽东忽然提议让这个已经九十二岁高龄的前辈再去香港一行，以促成国共谈判。本来奚夫人过世后，老人孤单难耐，想去香港与殷夫人同住一段时间，但因不慎摔断腿，坐上了轮椅，行动十分不便了。但毛坚持要章去一趟，因为只有章士钊作为与台湾联络的人最合适。

毛泽东想在有生之年统一中国的愿望太迫切了！上一年，他还让章含之在随中国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期间，看望父亲的旧友顾维钧，并转致回国一看的邀请。顾曾任北洋时期的外交总长、代总理，后长期任国民政府驻法、英、美等大国的大使。章含之见到了顾维钧，但顾却没有接受大陆的邀请。

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当年5月，周恩来亲自到机场把老人及其儿女、秘书、医生等人送上了“中国民航”第一架飞香港的专机。1956年，老人曾同样通过探亲的方式，将中共给蒋介石的一封密信捎去了香港，结尾的那句“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现在已经流传甚广。

却不料，这一次，老人的使命并不好完成。是啊！九十二岁了，这应该是古今中外最年长的信使了。他在台湾的老友多已谢世，蒋介石一直为毛在大陆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深恶痛绝，谁还顾得上这位过气的北洋耆宿！

在香港，当老人知道女儿要提前回京时，一向不动声色的他，竟然很动情地对章含之说：

告诉周总理我很想北京，事情办好我就回去，叫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

无疑，老人已预感来日无多，不想葬身异乡，央求中透出无奈与凄惶。

然而，只一个月，老人即病重。周恩来闻讯，正安排专机欲将其接回时，噩耗传来。

他死的那天，恰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7月1日。

专机把章士钊的骨灰接回北京，中国共产党给了这个终生没参加过任何党派的人以超规格的礼遇，毛泽东送了个大大的花圈，除毛之外的中共领导人几乎全体出现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厅里，周单独接见了其家属，转达了主席的“很难过”的心情。过后，章士钊的骨灰盒被放进了八宝山第一骨灰室里——这是共和国最高级别的冥厅，参加过追悼会的朱德等人的骨灰盒后来也都放在了那里。

悠悠二十八年过去，2001年春，章含之将爹爹的骨灰盒送进了上海的一座新建的陵园墓穴。沪上报章称：章女士认为，父亲是整个民族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放在中国大地的任何地方都有意义。上海乃父亲长期生活之地，又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将其迁葬上海，可以有更多的人去瞻仰。

于是，冥寿一百二十周岁的章士钊就化作了一尊青铜雕像，重新回到了昔日的十里洋场。雕像是章含之请中央美术学院的名教授钱绍武创作的，据称非常传神，以致章女士一见到雕像后立即热泪盈眶，连称：“太像了！”雕塑家显然熟读了墓主人的履历，因为在章士钊清癯的身体旁边，还雕着一株苍老的梧桐。

当然，如果把北京的史家胡同51号院辟为“章士钊纪念馆”，那倒真该在二进院内的正中位置，种上一株真的梧桐，并且，在树下立一座诗碑，那是故人颇为喜欢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孤桐》，诗云：

一株青玉立，千叶绿云委。

亭亭五丈余，高意犹未已。

山僧年九十，清净老不死。

自云手种时，一颗青桐子。

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

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

寄言立身者，孤直当如此。

2003年10月19日完稿

2005年8月1日修订

2011年6月13日重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