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冯军的又一次反叛，被各方拥戴出山的段祺瑞一夜之间成了“革命”的对象。执政难以为继，老段只好率众要员撤出北京，同车离京赴津的随员中，也有章士钊。

也许，直到此时，黯然神伤的章士钊才会一遍遍想起已经过世的杨昌济对自己的奉劝吧？他的睿智的老友早就颇有先见之明地忠告过他：

政治漩涡中诚非吾辈所应托足，无补国事，徒有堕落人格之忧。……军阀政客，皆不当与之为缘。不当迎合恶社会，当造新社会；当筑室于盘石之上，不当筑室于沙石之上。吾辈救世惟赖此一支笔，改革思想，提倡真理，要耐清苦，耐寂寞，望幡然改图，天下幸甚！

章士钊离开了北京，也自兹离开了政坛。

写完那几篇著名的文章之后，教育部佥事周树人也辞了公职，携心爱的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离开了北京，把母亲和妻子朱安女士留在了京城白塔寺下的那座小院儿里。与章士钊的这场斗争使他心身交瘁，以致在给老母的信中还曾承认被章氏气得吐血。

不知鲁迅能否知道章士钊在之后四十几年里一直忍受着他的责骂，而章的女儿竟也因了他的文章遭到过同学们异样的目光。

章含之回忆过，老师在讲解课文《纪念刘和珍君》时，说到章士钊如何镇压学生运动，这使得十六岁的共青团员章含之如坐针毡。尽管爹爹（湖南人对父亲的称呼）是中央文史馆馆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但她认为有这样的父亲是自己终生的耻辱！放学后，她气冲冲地跑回家责问爹爹：“当年你为什么要迫害鲁迅，镇压学生？”

章士钊只是平静地看着女儿，说：“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论。现在对你讲，你听不懂，也听不进去。我和鲁迅之间，有些事情是误会，你长大后自己去读历史，自己去判断吧！”

其实，毛泽东并未把“章鲁之争”看得多么不得了。某天读完英语后，毛泽东就对他的“小章老师”说起过其父章士钊。伟大领袖谆谆教导章含之说：

你父亲一生做的好事很多，历史上做过几件错事，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他当教育总长，不喜欢学生闹事，雇了一批老妈子硬是把罢课学生架出去了，学生有气，砸了他的家。至于和鲁迅打架，你也不要太认真，打架嘛，总会言过其实。

毛泽东曾严厉地警告刘少奇：“凡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无好下场！”但他对北洋时代的学潮却又是这番说辞。可见，毛泽东既能理解当时章士钊对学生的无奈做法，也已明白鲁迅的“言过其实”。联想到近年亲历者披露的毛泽东对“鲁迅若活到现在”的预测（“要么在监狱里写他的，要么不说话”），不是很可以让人们了解最高领袖对学潮和学潮领袖的真实认识吗？也许，出于维护鲁迅的神圣形象考虑，毛泽东的话才未变成章氏的平反决议公开发表，所以，一届届中学生们也就照常在课堂上大念“痛打落水狗”。

鲁迅对论敌的态度是“一个都不宽恕”，而章士钊对被捧为新“文圣”的鲁迅是什么态度呢？章含之告诉我们，老人生前尽管藏书甚丰，但书架上一本鲁迅的书也不曾有。女儿大惑不解，他是这样回答的：“你看，我一本白话书都没有。”

倒是在全国政协会上，他不得不与许广平女士比肩而坐，因为在按姓氏笔画为序的官场，他的“章”与繁体的“許”恰好都是十一画，所以，当年的教育总长和学运领袖便每每相逢一笑，然后，邻座议政。只是，各自的心事就无人知晓了。

北洋时代后期，章士钊的身影在政坛上消失了，但他又回到了理论界的前沿阵地。他在复办的《甲寅周刊》上，不断对时政发出自己的声音。

彼时，国民党正气势汹汹地杀将过来，眼见得人家要胜利了，这位曾是孙中山和黄兴诤友的“孤桐”先生却话锋直指国民党从苏联人那儿学来的“以党治国”。

他说：中华民国，是人民之国，不是革命党的私产。

他说：一国之中，从政只许一党；一党之众，所奉只许一义，这不是政党政治。

他说：政党必须是在宪法范畴内公开活动的政治团体，政党必须要有自己的对立面，政党要有“党德”。

这种对成功者直言不讳的批评，实在点破了国民党何以难以成大气候的要害，也为中国民主政治的走向指明了一条道路。

遗憾的是，历史从来都是成功者书写的，章氏的那些超前的救国理论非但没被后来的执政者所重视，反倒拿他当了通缉犯！他只好筹款三赴欧洲，远离中国，也远离政治。

这一次，这个精力旺盛的学者竟迷上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他具体地考证出，“仁、义、礼、智、信”居然都与两性有关！

他那一套，在中国实在吃不开啊！所以，从东北辗转抵沪以后，他竟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幸有上海滩闻人杜月笙，一代国士才有了固定工作。

杜闻人十分谦逊地降阶以迎，章士钊用“久仰久仰”一类客套话掩饰着自己的尴尬。堂堂的章某人，竟沦为一个帮会头子的清客，他无法不尴尬。当初袁世凯请他担任宪法顾问他没答应，请他当北大校长他不干，现在却沦为一个名声不佳的“地头蛇”的代言人，诚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这段律师生涯最为人称道的，当是他义务给旧友陈独秀担当辩护律师。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20日，亦即章士钊从事职业律师不到两年，他走上了江苏省高等法院审判厅的辩护席，给委托代理人陈独秀当起律师。陈独秀把国民党的审判厅当成了自己的讲堂，而章士钊也把那里当成了表现思维与辩才的舞台。他与陈的辩护词一并成为东吴大学的教材。蒋介石显然没料到，一场公开审理的“危害民国案”会如此成全陈独秀和章士钊。

服刑中的陈独秀曾托人要章士钊写一条幅制成屏风以便狱中解闷，章士钊欣然从命。想起共患难时的情谊，写下“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扪虱我谈兵”的趣句。无论陈在狱中还是出狱后，他都曾捎钱给陈，供其购书或补贴生活。在重庆时，章曾将自己一个月的薪水全部寄给了困居江津县的陈独秀，令陈大为感动。

下野的北洋人士一向是日本人诱降的首选目标，上海沦陷后，章士钊也被他们盯上了。但章士钊与大部分北洋旧僚一样，不屑与倭人为伴，他便像当年逃离袁世凯一样，又一次悄然失踪。这一次，是那位政治倾向模糊的杜月笙帮了他。

他先往香港，后到重庆，抗战胜利后还曾和前来陪都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相见。面对已经拥兵百万的毛润之，他居然在纸上写了个“走”字，意思是劝毛不要相信蒋介石，赶紧离去。不知那一次毛泽东是否会被这位前辈乡贤的三国人物一样的天真之举逗乐了，但章氏的忠悯之情却如冰心玉壶。

回到上海，重操旧业，这回是忙着给他的老友、曾任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的梁鸿志当起辩护律师。梁乃汪精卫汉奸集团里的头面人物，自然不得好死，但章士钊却一直尽力帮助其遗属，梁的遗腹子甚至在章的家里住了十年之久！可见其古义士之风。此外，他还当过另一位巨奸周佛海的辩护律师。

也许，正是看重他与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交情，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年初的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才委托他与其他几位有影响的人物以私人身份前往北方与中共和谈。在石家庄，章士钊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4月初，他成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成员，随团长张治中将军去了北平，之后再也不肯回沪。

他一个人去了香港，把三位夫人都留在了上海。

他与那位颇为不凡的吴弱男女士早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就已离异，因为吴弱男知道他私纳了一位青楼女子为妾，此女即奚女士。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杜月笙又给他介绍了一位年轻的戏子，即殷某，章爱不释手，便再娶为侧室。时丈夫六十又四，而新夫人年仅二十六岁。

章含之说，吴弱男带三个儿子在欧洲生活了很长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回到上海，她一直是欧洲淑女的装扮。每月来章宅楼下会客室与前夫相见一次，听说还与那位后来定居香港的殷夫人互有来往。但奚夫人却从来不与自己的前后任接触。

不过，章含之也不是章士钊与奚夫人的亲生骨肉。几年前从一本上海文史刊物上读过章含之的身世：她生母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卖“康克令”金笔的营业员，被当时驻军上海的一个军阀的公子看上，遂暗结良缘。但因双方地位悬殊，虽女子已生有几个月大的婴儿（即章含之），男方仍未将其娶回家，女子一怒将男方告上法庭。章大律师被聘为辩护律师，在为女子索得巨额补偿后，也接受了原告的委托，将婴儿带回家领养。

似乎章含之女士现在已不讳言自己的身世。有文章称，她曾在1983年在上海愚园路生母家中待了三个月，母亲怕邻居告发自己在家搓麻将（那时打麻将是违禁的），竟让有很大身份的章含之敲打饼干筒为之掩护！这位不幸的老太太很为有一个外交部长女婿而骄傲，去京时还坐过部长的红旗牌座车，很是风光呢！

养父母都去了，章含之可以把生母接到家中来住了。只是不知，当老太太看到恩人章士钊生前写的一幅立轴会作何感想。

那帧章氏墨迹，一直被章含之挂在史家胡同的客房里。

诗云：

津桥昔日听鹃声，司马梨园各暗惊。

人面十年重映好，梁州复按陡生情。

从落款“小冬女士清鉴”上看，人们知道这是章士钊多年前写给一位叫孟小冬的女人的。孟小冬乃艳惊一时的女老生，芳名曾香遍南北。从诗上看，章氏是在天津听她唱戏时与之互相有了“意思”的，相识十年却只能生生受着爱情的折磨。这样一首直露地表达爱慕的诗为何没送给孟女士本人？须知，这位被章士钊苦苦相恋的女人最后嫁的正是那个杜月笙！

这就难免让人遐想一番了：章士钊屈尊为杜氏“当差”，与那位孟女士没什么关系吗？是他先把自己心爱的女人当礼物送给了杜老板呢，还是到杜府工作后与孟女士不期而遇了？错错错，莫莫莫！章士钊没给我们留下陆游的《钗头凤》那般凄婉的韵句，我们也就永远猜不透旧日名流们是怎样的一种生命状态。

多才多艺的人大都不肯委屈自己的。那位梁漱溟先生曾说过：

行严先生……论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

“细行不检”是很客气的说法，若按民间的说法，他是吃、喝、嫖、赌、包二奶，样样不落啊！章士钊在北大当老师时，正逢洁身自好的蔡元培校长发起成立“进德会”。最低一等是甲等会员，须不赌、不嫖、不娶妾。乙等和丙等更严格了，须不吸烟、不饮酒、不做官、不当议员。章氏哪条都做不到，但碍于脸面，又不得不“进德”，便觍颜申请甲等会员。不过，旧时公私分得很清，公德与私德并不挂钩，只要大节无亏，即值得尊敬。不像后来，若收拾谁了，每每会从“生活作风”上着手，将其全盘否定。

章士钊从香港步入北京，从灯红酒绿的资本主义闹市走进整齐划一的社会主义国都，已经年近七十矣。回到京城里的他，由于没有自己的家，就只能再一次借居到朋友家去了。

1949年秋到1960年秋，他与奚夫人、长子章可与养女章含之一直住在朱启钤的家里。

朱宅的地址是东四八条111号。

从魏家胡同穿过车流湍急的东四北大街，就是东四八条。也就是说，共和国时期章士钊的住处与北洋时期相距并不遥远。

胡同口的墙上照例有一块金属标牌，称此巷明代即有之，长717米，宽8米，其中47号为著名教育家叶圣陶之故宅，没有提朱启钤或章士钊的名儿。

我们走近111号，却发现那是个凹在临街房屋后的小院。

院门很简单，是两扇普通木头门板儿。几个女人正堵在门口乘凉，全然不是住过“人物”的感觉。莫非门牌号又变了？我有些迟疑地趋前请教，一位老太太朝身后呶呶嘴说：不是姓朱的，是姓张的，张学良他弟弟的家。

推门进院，发现里面是个只十余步长的短巷。巷南侧是街道工厂的厂房，黑乎乎的屋里有人正在操作。北侧却令人精神为之一振——这确是一处有身份的人住的地方！

尚显整齐的后罩房以及没有遗缺的瓦檐墙，都会使人联想起主人的非同一般的身份。“如意门”的门框上，有两个门铃按钮。难道现在还是两家人共居一处吗？

看到墙上横插出的一孔灰烟囱冒出了淡淡的青烟，我鼓了鼓勇气，摁下了门框上方的那个按钮。

但是，没人回应。

再摁下面的按钮。依稀听得到音乐门铃在院儿里头叮咚，但唱过后又复归静谧。

退出院门外，一位正在大盆里涮洗床单的中年女子说：张学良的弟弟早不在了，里面住的人很少露面。

我有些失望，以为找错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