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两登刘公岛。第一次是1994年，恰是千古伤心的“甲午海战”爆发的第一百周年；第二次上岛是在翌年，亦即中国海军被矮壮的强邻堵在自己的司令部里被捣毁的第一百年。我是忍着一个中国人的屈辱来触摸北洋沉锚的。

说实在的，我很失望，恕我不再提及在原“北洋水师提督署”里看到的那些糟践自己先人的展览内容——从苦撑残局的国家重臣李鸿章，到仰药自尽的水师提督（司令）丁汝昌；从一艘艘军舰的管带（舰长），到那些模样陌生的外国军事顾问，除了一个壮烈殉国的邓世昌之外，展览文字把战时的主官几乎骂遍了——“无能”算是好的，“贪生怕死”是一般称谓，“卖国贼”是最高头衔。而恰在这一年秋，我去了趟日本，在李鸿章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的那座城市（今下关市），参观过一座有中日战争遗物陈列的博物馆，发现日本人对他们自己的哪怕是失败了的军人前辈也充满敬意而决不轻慢！

黎元洪在战争中只是广甲炮舰底舱里的技术官员，论级别还不够挨骂的格，所以，刘公岛就没顾上唾骂这位至少算是“贪生怕死”的日后的大总统。

黎元洪尽管是个公认的忠厚人，但并不贪生怕死，这在他以后的从政生涯中会一再体现出来。

从汪洋里拣回一条命的黎元洪不甘平庸，次年南下南京，投奔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延才馆”，其治军之才得以显露，遂从底层一步步被提拔起来，由护军马队营帮办做起，一直官至武职从二品的副将。他更受张总督之派，三度赴日考察军事，眼界大开，统军思想也为之一新。经十年奋斗，这位前海军下级军官一跃而为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旅长），即驻鄂国军的第二号首长，比他官衔大的，只有第八镇统制（师长）张彪。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在老家搞的那次“彰德秋操”，不光让朝廷发现了袁氏的统军能力，也顺便发现了“南军”实际指挥官黎元洪的不可多得。演习结束后，袁世凯高兴地向朝廷打报告说：

至就四省（直、鲁、鄂、豫）军队分析密论，湖北一镇，经督臣张之洞苦心孤诣，经营多年，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

老袁赞扬的“湖北一镇”，即驻鄂陆军第八镇（师），统制张彪虽是张之洞的“丫姑爷”（张家婢女的丈夫），但具体指挥者却是协统黎元洪。

两年后的深秋，朝廷在太湖一带又举行了一次秋操，黎氏的二十一混成协再次成为南军的主力。是次“军演”结束后，黎将军再度获得朝廷嘉奖，成为朝野刮目相看的著名中年将领，其统辖的部队，也成为声誉仅次于北洋军的一支国防劲旅。

两次“军演”，也使当年的“会操大臣”袁世凯牢牢记住了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其人。三年后，荫昌奉旨南下指挥平定武昌兵变，途经彰德府时，下车看望并请教在当地“养疴”的老袁。不知深浅的国军统帅说：“武昌系乌合之众，无人主持，不难扑灭。”老友袁项城却正色提醒他：“湖北以黎元洪为将，何谓无人？”可见黎氏虽官职不高，但早已是朝野共瞩目的人物。

黎元洪在仕途上进步慢，似与其谦让有关。恩师张之洞上调中央后，新总督赵尔巽到任，发现第八镇的张师长似不如第二十一混成协的黎旅长能干，遂动了“换马”的念头。黎元洪窥知其事后，力辞不就；而张彪也赶紧写信向在京当军机大臣的老领导兼干岳父张之洞求援。赵尔巽很快就被朝廷调往四川了，新来的领导是陈夔龙。恰巧陈大人的女儿不幸夭折，湖北官场照例掀起了一场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进献礼金的高潮。追求自我完善的黎元洪看不起腐朽官场趋炎附势那一套，这可能与他早年在北洋水师学堂开始接受西方文明思想和三次在日本考察不无关系。张彪筹集了十万银两向总督大表忠心，其他同僚也纷纷用重金孝敬领导，唯黎元洪这个正需要提拔的旅长却仅凑上寥寥数元“意思意思”，转过身来，却为饥寒交迫的汉口灾民捐出了多达三千两银子的善款，一时大得人心——他月薪为五百两银子，三千两是他半年的工资啊！这可不是“作秀”，历来大小官员们“作秀”总是花公款。

对上级不卑不亢，对下级却关爱有加。一位士兵闻母亲在家砍柴时坠入山谷而亡后，恍惚欲以身殉母。黎元洪闻知，亲往该兵班上慰问并致送八十银元嘱其归家安葬亡母，后还保举其进入军校。刚才说了，协统大人的工资不薄，拿出六分之一的月工资帮助一个无名小卒倒也不算多么了不起，但这却体现了一个长官的高尚情操。

更加了不起的是，他对有“政治思想问题”的下属的宽容。他的一个护兵，暗中参加了革命党，某日收到革命党领袖黄兴的一封密信。黎元洪无意中看到这封隐语颇多的信后，已经猜出大概，但并未深究，反倒让该兵赶紧“养病”去也。还一次，他撞见一个擅自剪去发辫的学兵，他非但没发怒，反倒极出众人意料地说了句：“去豚尾之讪笑，导文化之先机。”（“剪掉这让人笑话的猪尾巴，你这是领导了文化上的风头啊！”）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的惊恐涣然冰释。更有甚者，他索性对官兵们说过很不“讲政治”的话：“剪发自便。”按说，暗中勾结“乱党”与妄自剪掉作为清朝标志的辫子，这可不仅仅是有违军纪的大过，不是关几天禁闭、挨几十军棍就能了结的小毛病，而是罪在不赦、难逃杀身之祸啊！但谁也想不到，天大的“反动行为”，到了协统大人这儿，却是波澜不惊，烟消云散。

是啊，正是这个人在政治上的开明和对属下的宽厚，才使他在湖北军政界博得了极好的口碑，不然，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革命党与立宪派哪会一下子想到了黎协统？

关于黎元洪被迫参加起义一事，长期的说法很有传奇性，说他是被起义士兵从别人家的床底下拿枪逼出来的，故有“床下都督”之谓。其实，早在民国初年，就有黎氏与亲历者都写过，当时他确实避居部下室内，但并未尴尬到趴在床下躲避起义士兵的搜寻，从军几十年的明智的将领，知道既被乱兵包围，便无处可匿，况且中式雕花大床，哪里能爬进人去？

黎元洪的确不是主动投入革命大潮中的。上面提到的那本“文革”读物中的记述，并非全部谬传。他毕竟不是革命党，毕竟是在君权体制下的军营中成长起来的清朝的武将。革命骤然发生后，他惶恐过，抵触过，也真的亲手杀死过一位革命党士兵。也正因为一时冲动杀了这名报信的士兵，才使他感到了恐慌。在漆黑一团且枪声四起的深夜里，在风声鹤唳且军心躁动的兵营中，他深感已经失去了对部队的掌握，而且随时会被复仇的革命士兵所伤害。于是，他便在执事官王观澜和参谋刘文吉及护兵们的簇拥下，躲到了刘文吉家中，直到第二天上午被起义军总指挥部派来的一队士兵强行请走。

于是，当天下午，他在十余骑护兵的护卫下，赶到湖北谘议局。在这里，他被选为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这位当选的民国首位省级政权的一把手连连朝推举他的人们摆手说：“休要害我！休要害我！”完全一副当代宋江的模样。是他手下的那几个连、排长代他在布告上写了一个大大的“黎”字，并将都督府的布告贴出去的。

这就是黎元洪参加革命的短促而富有戏剧性的经过，与床无关。

有心人考证了出处，“床下都督”说源头乃民国初年湖北某报的一篇半文半白的“戏说”，与黎元洪请求袁世凯将本省的首义元勋张振武处死有关（张曾在起义之初力主杀黎以振军心）。黎元洪时在武昌城里当民国副总统，虽对此糟践自己声誉的假新闻甚感郁闷，却也并没下令封报馆抓作者与编辑，正显示出其为人之厚道。不过，此戏经国民党元老邹鲁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等正史的确认，就成了“史实”。

与长期不屈不挠地从事反清武装斗争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相比，黎元洪头上戴着的“民国元勋”高帽实在有些大；与在前清担任过北洋军首领和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相比，他一个新军协统的地位也不够尊崇。在民初的袁、黎、孙、黄政坛“四巨头”中，不待言，他的资望最浅。

资望最浅，性情也最温和，那三位，个个都是咬钢嚼铁的硬汉子，他却温吞而谦和，完全不是政治强人的模样。然而，敦厚的人，一旦认定目标，就会死心塌地去做；而这样的人入了伙，凭原先在江湖上被传诵的为人，往往很快又后来居上，成了群英中的首领。北宋末年山东郓城县的宋江就是这样的人，清朝末年湖北黄陂的黎元洪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人。

黎元洪就属于一旦决心下定便义无反顾、永不后悔的那种人。

被革命党和立宪派关在湖北谘议局里的两天里，经过慎重考虑，他终于像被他放过的那名学兵一样决然剪掉了那根“猪尾巴”。男人的发辫一直是清朝强加给汉人的一根自缚的绳索。

辫子从这个人的后脑勺坠落以后，从整个武昌城里坠落以后，各地的武装反叛便和剪辫子运动同时迅疾开始。

在起义后的第三天下午的军事会议上，留着短发的黎元洪清楚地表明自己不再是效忠清朝的统兵之将，他正式宣誓就任革命军首领。那一天，他的宣誓算得上慷慨激昂：

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成败利钝，死生以之；决心革命，毋庸有贰。

黎元洪遂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大名。

其实，风云突变的那几天，逼他革命的人只看到了他表面上的冷漠，却难窥他内心澎湃的激情。且看他的一封私信：

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非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耶？洪（黎自称）有鉴于此，识事机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维护世界和平！

这话说得很实在，也很感人。他的这番表白，既不是对报馆发表的，也不是在公开场合宣称的——这个务实的军人政治家很不爱当众“作秀”。他只是在给自己的北洋水师学堂之恩师萨镇冰的私信里说出上述的话的，其时，海军统制萨老师正率庞大的水师溯江而上，前来弹压学生统率的叛军。得黎元洪的信后，萨司令便下令全舰队撤往九江，航程中，各舰悬白旗起义，他只得弃职赴沪。

“统治者的帮凶”？“反动家伙”？“反革命刽子手”？——发高烧的荒诞岁月里，史学家对黎氏的定论属全不可信的胡话。

辛亥革命以清帝的退位而告胜利，古老的华夏第一次把“中国”两个响当当的汉字用作了国名——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武昌首义的那一天成了民国的国庆节，孙中山与黎元洪分别当选临时政府的大总统与副总统。2月15日，南北两军议和成功，清王朝寿终正寝，袁世凯全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而黎元洪的二把手地位丝毫未撼。

当初武昌的革命士兵们没有看错人，黎元洪确有声望。

说起来，黎元洪这种性格的人是不适宜做中国的一把手的。在依然被封建传统包围着的“民主”国度当家，要有诡计，更要有铁腕，必要时要不惜杀戮。而黎元洪恰恰是被人称作“黎菩萨”的老好人，这样的人哪能在最高位上坐得住呀！

这尊自省其身有道、普度众生有心的“菩萨”，若生于民主国家里，没准是个不错的国家领导人。但上苍不悯老实人，偏偏把黎元洪降生在专制之国的风雷激荡时期，又偏偏把他捧上了亿民之主的最高座椅。于是，他的不幸也就一直忽忽悠悠相伴左右。一生爱马的黎元洪知道，在一群穿着军装的虎狼中间行进，再高洁再骁勇的马也会失蹄，并随时有可能被撕咬得血肉模糊。

黎元洪非常明白，袁大总统决不是传说中的癞蛤蟆转世，而是一只随时能扑食各路奔马的巨兽。所以，他执意不去北京就职，宁愿以副总统兼湖北军政府首脑的身份继续待在武汉。

但足智多谋的老袁识破了黎的心思，他不急不躁，不光同意自己的副手继续兼任鄂省的一把手，还让他当了名义上的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参谋总长。

老袁很有办法。起先，他送给黎元洪一纸“民国柱石”的题字和一百万元军饷，从精神到物质，都让你感动一把儿；后来，又挥笔题写了“中华民国副总统府”的大匾派专人送达武昌，那块挂了一年半的“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府”旧匾自然被取而代之。

不过，让黎元洪难受的不是这块新匾，而是大总统推荐来副总统府当差的来路不明的人，受之难受，却之无由，黎元洪不得不苦笑着将这些有可能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照单收下。

身边有了大总统的人，副总统的日子就过得不自如。所以，当某日岑春煊和章士钊前来拜访时，他便吓出一头冷汗。

黎元洪知道岑春煊与袁世凯在前清时即有过节，袁曾与总理大臣奕劻连手打击岑，害得岑丢了两广总督的官位。而且，黎副总统也知道眼前这位名满南北的章士钊乃袁跟前的红人，章妻吴弱男女士向以“四伯父”称袁，两家有世交。现在，此二人连袂来鄂，定有大事交底！

果然，主客坐定后，客人即称：袁世凯正在北京帝制自为，成为窃民国之大盗，他们已在上海与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达成共识，拥立副总统起兵讨袁！

估计那会儿的副总统又犯了“菩萨”的本性，他只乐呵呵地听，却决不插言。等客人逼他表态时，他却大摇其头，十分自信地断言：袁大总统断不会称帝，君等尽可放心。

然而，等客人们怏怏离开后，他又急遣手下为二位说客各送去五百银元敦其从速离汉，因为方才会谈时，屏风后面的仆人即老袁介绍来的！

这就是黎元洪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选择，你说他圆滑也罢，精明也罢，他总有自己的原则——不冲动，不盲从，有后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