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孙氏踞江东 10、屯田航海

夷陵大战重新划分了三国的疆界,吴蜀联盟的重建使三国力量再次达到平衡,三国鼎立局面进入一个全新的相对稳定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孙权理智地将主要精力用在开发江南、发展农业和运输经济上。

事实上,早在夷陵之战以前,吴国的骆统就曾上书给孙权,说繁重的征役和赋税使农田荒芜,军民俱困,民间百姓和屯田穷兵生了孩子却无力养活,这样的恶性循环会导致珍贵的人力资源大量流失,社会难以向前发展。骆统因此奏请孙权寻求解决之计,使剩下的人民有个活路。骆统的奏言切中时弊,孙权深受触动,于是就致力于以屯田的方式发展生产,富国强兵。

吴国的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设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屯田都尉等职官进行管理。屯田的兵平时种田,战时打仗,屯田的农民只需种田,免除民役。吴国很多地方实行屯田,屯田的军民则多少不等,皖城的屯田基地有数千家屯兵,而毗陵的屯田农民则有男女数万口。总体来说,东吴屯田的规模可观,而且采用了牛耕的先进耕作技术。

公元226年,陆逊认为自己的驻地军粮不足,便上表请求令士兵就地屯田。孙权认为这主意很好,不仅同意了陆逊的提议,还将驾车的牛改为耕牛。孙权本人和儿子还下地耕作,以此鼓励士兵屯田。

为了满足农田用水,孙权还注意兴修水利。他在公元230年修筑东兴大堤,将巢湖水截流用于灌溉。公元250年,他又修建了堂邑涂塘(今天的江苏六合县互梁堰),还开凿了几条运河,既方便了内河航运,又可作灌溉之用。

此外,孙权还多次调整赋税,夺取荆州后,曾尽除荆州人民的租税,还下令诸将要居安思危,加强武备,崇尚节俭。

为了适应长江水战和江海交通的需要,孙权还大力发展造船业。他专门设置官员,监督工匠和罪犯造船。吴国的船最多可达七帆,吴人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记载,当时的多帆船可以通过斜移帆面到合适角度的方式充分利用风力。这种方法使帆船在行驶的过程中不惧风浪,速度迅疾,至今还在现代的木帆船上使用,可见当时东吴造船技术的高超。

有了理想的江海交通工具后,东吴便扩大了对外联系的范围。公元230年,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一万士兵,乘船前往夷洲和亶洲,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岛和日本。由于亶洲太过遥远,无法到达,卫温一行人只到了夷洲。据《三国志》记载,卫温一行在台湾停留了将近一年,带去的士兵水土不服,多染疾病,死者十有八九,虽然俘获了数千夷洲土著,却得不偿失。但这次探险让吴国人对台湾有了初步了解。吴国丹阳太守沈莹曾在《临海水土志》中对夷洲进行了记载,他说:“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沈莹笔下夷洲的方位和气候都与台湾的情况相符。书中还描述了夷洲的物产,以及山夷居住、饮食、嫁娶、穿耳、凿齿、猎首等习俗,这些情形都可以在明清人关于台湾的著述里得到印证。只是《临海水土志》说到的山顶越王射的之白石,在明清时代的台湾已无迹可寻,湮没在久远的年代中了。又说到山夷处于石器时代,使用青石做成的箭头、刀斧等。这种情形在明清时代的台湾也消失了,这是由于台湾番族已走出石器时代。

孙权时代的夷洲之行虽然没有收到具体的效益,但它书写了祖国大陆与台湾最初的交往史。从这点来看,具备伟大的历史意义。

台湾之外,孙权还进一步巩固了对交州的统治,积极派人与海外的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方)诸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以后,又派交州刺史出使南洋诸国,与印度建立了联系。

在孙权统治吴国的时代,吴国无论是对内经济发展和对外航运联系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然而,到孙亮(252年—257年在位)、孙休(258年—263年在位)以后,特别是孙皓(264—280年在位)统治的时期,军民备受盘剥,苦不堪言,吴国经济日渐凋敝。

孙休统治时期,有五口男丁的吏家就有三人在外服役,其余二人照旧缴纳限米,连孙休都感到役税太苛重,所以下诏削减一人服役。吏家尚且负担如此苛重的兵役徭役,自耕农户和屯田兵民家里的情况只会更坏。

孙休之后的孙皓是著名的暴君,他的法律更加严苛,赋税更加沉重。吴国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面有菜色,屯田军民大批逃亡。吴国的屯田渐被破坏,日趋衰落。

此外,孙吴将领通过世袭领兵制,控制士兵和屯田农民,使许多屯田土地转入私家之手。吕蒙攻克皖城有功,孙权就将浔阳屯田三百人赐给了他。这些情况也加剧了屯田的衰落。在晋朝进攻吴国之前,吴国的经济、政治已经在内部逐渐崩溃。

魏、蜀、吴三个国家,魏国的经济最为强盛;蜀国虽然地少人稀,但在诸葛亮的治理下井然有序;吴国的经济最不堪一提,尤其在孙皓统治时期,不待魏国来伐,内部已经自行溃败。经济上强大的国家,在政治上也是强大的,排除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排斥经济作为政治基础的因素,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人生的大判断上,其实大同小异。所以,能够将一件小事认真做好的人,必然也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好人生大事。能够在一件事情上表现卓越的人,在其他事情上也不会表现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