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张勋的三次徐州会议

袁垂危的时候,北洋系虽已四分五裂,可是段祺瑞和冯国璋却都各有千秋,要取袁而代之,段祺瑞在北京成立责任内阁,把握了政治的主流,可是在北京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是行动要受到许多牵制;冯国璋在南京行动就可以自由得多,但也有坏处,坏处是距离北京的政治中心远了一点。

袁死前,冯国璋正在南京召开“南京会议”,冯召集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想在袁和反袁派中间,造成第三力量,以便挟袁以对付西南的护国军,又挟护国军以对付袁。这时袁对冯已不放心,所以他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派张勋督理安徽军务,仍然驻守徐州,袁的死党倪嗣冲为安徽省长,袁并且暗示张勋如果能驱逐冯,就派张督苏。这一来,张、倪联合起来捣乱南京会议,使南京会议变成无结果而散的局面。

袁死后,张勋把参加南京会议的各省军阀代表邀往徐州开会,参加的有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河南、山西、安徽七省代表,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山东五省代表则因旨趣不同而没有参加,福建代表则没有及时赶到。

这是5年6月7日,也就是袁死后的第二天,张勋发表了“保境卫民”的通电,并在招待各省代表洗尘的宴会上,向各省代表高谈阔论地谈到“大清朝的深仁厚泽”。6月9日,徐州会议正式开始,张勋派参谋长万绳栻宣布《会议要纲》十条,以“固结团体,巩卫中央”作为烟幕,骨子里却是想组织北洋军阀的各省军事攻守同盟,用以挟制北京政府对抗西南护国军,保全他们的权力地位。不要看张勋是个老粗,他却把握了一个最好的时机,让自己成为当时的政治宠儿。原来袁死后,北洋军阀们正感前路茫茫,后顾皇皇,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是,他们在袁最后时期都是各为自己利益,四分五裂,怎知袁一死,他们却感到如果不团结,北洋系便会解体,因此求生的要求就是要团结。恰好在这个时机张勋召集了徐州会议,正符合了当时的需要。

张勋代表北洋系中最顽固和守旧的一派,他和他的部下都留了辫子,这便表示他仍向往清王朝,所以他驻节徐州时,清朝的复辟派人物纷纷投奔他,把他当做了希望。袁的帝制失败后,洪宪帝制派的人物也求张庇佑,倚靠他的保护。因此,他竟际会风云,成为北洋系各路诸侯的“大盟主”。

段祺瑞得知张勋召集徐州会议,马上派段芝贵秘密到徐州活动,段既然以北洋系正统自居,当然看不起北洋系中的杂牌如张勋之流,可是他既然继承北洋系领袖,对北洋系所属的各种杂牌军也有拉拢的必要,所以他赶快对张勋暗送秋波。认为张勋在徐州的行动,可以牵制冯国璋,因为冯国璋才是段的对手,所以拉拢张勋便是打击冯国璋。至于张勋呢?他本是一个妄自尊大的老粗,他对袁尚且不买帐,当然更不会把段祺瑞放在眼中了,可是张勋和冯国璋不和,为了利害,拉拢段可以抵制冯,所以也乐得和段祺瑞联络。

徐州会议议决了十条,是:

一、尊重清室优待条件;二、保全袁大总统家属生命财产及其身后一切荣誉;三、要求政府依据正当选举手续,速行组织国会,施行完全宪政;四、电劝独立八省取消独立,否则准备以武力对待;五、绝对抵制送次倡乱一般“暴烈分子”(指国民党员)参预政权;六、严整兵卫,保全地方;七、抱定正当宗旨,维持国家秩序,设有用兵之处,所需军械饷项,仍当通力合筹;八、拟俟国事稍定,联名电请政府罢除苛佃杂捐,以苏民困;九、嗣后中央设有弊政足为民害者,务当合力电争,以尽忠告之义;十、中央实行减政,固结团体,遇事筹商,对于国家前途,务取同一态度。

这十条决议案,其实都不是各省代表的意见,也未讨论或引起争论,完全根据张勋的《会议纲要》照写下来的。

徐州会议结束后,张勋以大盟主自居,公然发出哿电(6月20日),反对惩办帝制祸首。电报说:

“君主、民主主张各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近日南方各省坚执前言,操之弥急,如果相持不下,则南北势成冰炭,仇衅相寻,责难无已,万一战端再起,外人从而干涉,窃恐瓜分之祸,不在帝制发生之日,而在共和再造之时,律以误国之愆,必有尸其咎者,匪特公论自在人心,即勋一人断不承认。而报纸讹传,竟谓勋曾电政府亦以惩办祸首为请,实系妄相揣测,不知勋素持公道,屡有宣言,定不随声附和,自相矛盾。且落井下石,既非大丈夫所为,而止沸扬汤,究与大局何益?”

这真是千古绝唱,张勋把包庇帝制祸首说成是:“公论”、“公道”;把南方反对帝制说成是“南北之争”,更且用瓜分和误国等名词来威胁人。

在这次徐州会议召开时,外间盛传是讨论复辟,因此全国大哗,张勋乃于6月10日给北京陆军部次长田中玉、巡警总监吴炳湘公开否认是讨论复辟,原电云:

“勋在前清受恩深重,而袁大总统二十年知遇之感,尤非恒泛,故居常每对人言,君恩不可忘,知遇之感不可负,第此纯系私感。至大势所趋,则勋素以国家为重,万不肯以一毫私见属于其间,今者国家多故,变出无常,适勋邀集各省代表在徐集会,并有谣传谓勋主张复辟,实无其事。勋蒸印。”

参加徐州会议的原来只有奉、吉、黑、直、豫、晋、皖七省代表,会议后张勋继续吸收各省北洋军阀参加,因之九省同盟及十三省区大同盟的传说盛行一时。加入同盟的军阀,尽管抱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利用这个同盟来保障个人的权利和地位。除了参加的军阀而外,还有帝制派和政治阴谋家在幕后兴风作浪。他们也各有目的,有的企图推翻共和制度,以便恢复个人自由,有的则是利用军人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除徐州而外,天津也是一个策动政治阴谋的大本营,其中有推举段祺瑞为副总统、以徐世昌为内阁总理以及驱逐黎元洪、拥戴溥仪复位的各种不同主张。天津、徐州之间经常有秘密人物往来,传说徐世昌也曾秘密到过徐州。

8月间,众议院议员赵炳麟提出军人不得干涉议会案,张勋就联合多人通电予以痛斥。9月间,众议员陈允中等质问督军同盟的问题,张勋等又有第二次排斥国会的通电发表。

8月5日,司法总长张耀曾由云南到上海,下榻孟渊旅馆。正当其时,上海海关在轮船中查获大宗烟土,据说张的随员孙世奇有重大嫌疑,可是张否认随员中有孙世奇其人。张是属于国民党右翼的阁员之一,国民党参加内阁本来是段所不喜的。8月13日,北京政府忽然发表一道重申烟禁的命令,命令指出:“不法之徒,巧假护符,暗中贩卖”。这道命令显然是影射西南人物而借以打击他们的。不久查明,上海烟土案牵涉到唐继尧的兄弟唐继禹,而与张耀曾无关。张于8月25日到达北京。上海烟土案发生后,张勋不管与张耀曾有关无关,就发表冬电(9月2日)说:

“张耀曾贩土营私,丧权辱国。国务院为一国最高行政机关,岂容有此败类厕足其间。……勋敢代表大多数之国民曰,此等阁员,此等议院,我辈国民断难承认。”

这时国会已经通过了内阁总理同意案,并且通过了全体阁员名单,因此段不能不出面来替国会讲几句话。他劝告张勋勿再干涉国会。张勋回答说,他不是干涉国会而是“监督国会”。九月中旬,黎也派张勋的老朋友阮忠枢到徐州来疏通。不料通过劝告和疏通,张勋反而更加猖狂,公然联合北洋军阀多人发表元电(9月13日),用更大的火力攻击张耀曾说:

“……政府隐忍而不言,国会盲从而通过。……国会为立法之地,总长为执法之人。法若不行,何以服众。自兹以后,勋等何能再以禁烟法律强令国民,惟有任其自种自运自吸,不过问而已。勋等料各省法庭引为奇耻,忍无可忍,必有与法部断绝关系之一日。……张于此案为嫌犯之一,无论有罪无罪,均应停职付诸法庭。……如以勋等所言为是,请即日罢斥司法总长张耀曾,即交法庭公开审判,以谢天下。如以张耀曾所行为是,即请立罢勋等之职,以谢张耀曾。倘政府仍有为难,即请将勋等与张耀曾一律罢斥,以平其气。……坐衣冠于涂炭,勋等所不屑为,甘缄默以终身,勋等所不忍出。敢援匹夫有责之义,不辞武人干政之嫌。期在必行,伫候明训。”

列名这个电报的有倪嗣冲、姜桂题、张作霖、冯德麟、孟恩远、毕桂芳、许兰洲、王占元、张怀芝、赵倜、田文烈、李厚基、田中玉、杨善德等。

张耀曾忿忿不平地向北京政府辞职。在辞呈中说他“无罪可言,无责可负”。并建议:“张勋目无中央,威逼政府,请严加惩治以安国本。”他说张勋既为“原告”,应当到法庭来和他对质,如果是诬告,应当加以反坐。黎安慰他“不必计较”。段也只说了一句不负责任的话:“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9月21日张勋公然召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徐州会议,并将七省攻守同盟扩大为“十三省区联合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山东督军张怀芝、第五师长张树元、奉天督军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江苏督军冯国璋、河南督军赵倜、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纯、福建督军李厚基、直隶督军曹锟、直隶省长朱家宝、浙江督军杨善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第七师长张敬尧、衮州镇守使施从滨、两广矿务督办龙济光、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北京步军统领江朝宗等所派的代表。当这些军阀代表到徐州时,张勋派绿呢大轿前往车站迎接,并包定徐州四大旅馆为招待所。会议在巡阅使署大客厅举行,门禁森严,代表入场亦须通过人身检查。会议决定:推举张勋为十三省区的大盟主,并制定《省区联合会章程》十二项如下:

一、本团体以联络国防、巩固势力、拥护中央为宗旨;二、本团体为防止暴动分子私揽政权而设。国会开幕后,如有借故扰乱与各省区为难者,本团体得开会集议为一致之行动,联合公讨之;三、本团体为维护国家安宁起见,如不得已用兵时,关于联合区域作战事宜,得公推领袖一人总指挥之;四、本团体对于所公推之领袖,认为盟主,凡事经开会公决后,即由领袖通告遵行;五、本团体推张上将军为领袖,遇有重要事体发生,应行主持争执。其不及往返电商者,经由张上将军代为列名,但事后应将原电事由电告;六、本团体如有必须集议之事,应由各省区各派代表到会与议,其集议地点临时决定之;七、本团体联合以后,各方面如有妨害国家统一之行为及对于政治有非理之要求,为公论所不容者,本团体即以公敌视之;八、本团体以外各省区如有反抗中央、破坏大局者,本团体即辅助中央以制服之;九、本团体为主持公道起见,凡有扶持私忿、假借它项名义倾陷报复者,本团体应仗义执言,加以保护;十、各方面对于本团体如有存心破坏及谋削弱本团体之势力者,本团体当协力抵制之;十一、本团体应需经费,由各省区酌量担任;十二、本节略仅具钢要,所有一切未尽事宜,均由众议随时规定。

这些条款说明:徐州会议的目的不仅在于组织一个对抗国会、国民党和西南各省的军事同盟,而且也在于防止北京政府的中央集权,为各省军阀割据打下更有力的基础。这也就是说,无论任何方面,包括北京政府在内,凡有损害他们的权力地位的,都认为是共同敌人而以武力对付。

9月22日,安徽省长倪嗣冲由蚌埠赶到徐州来,亲自参加会议。在倪的建议下,当天的会议改为紧急会议。他在会议上首先发言,认为仅仅制定章程而不采取行动是不够的,因此建议解散国会,废止旧《约法》,罢免西南派唐绍仪、孙洪伊、谷钟秀、陈锦涛、张耀曾五总长,并将此项决议通告北京政府,限于三日内答复。这些建议,实际上就是要把中华民国一脚踢翻,改为中华军国,并向西南各省采取战斗姿态,因此引起了各省代表的顾虑,认为没有取得本省督军的授权,不能擅自同意。倪退一步地想把“解散国会”改为“除去国会中暴乱分子”,但是大家仍然作不得主,因此当天的会议没有结果就散了。

24日,国务院秘书曾毓隽从北京带来一个电稿,因此会议以讨论这个电稿为主题,张勋、倪嗣冲都竭力主张照原稿通过。25日,便用张勋、冯国璋、王占元、李纯、倪嗣冲、张作霖,孟恩远、郭宗熙、毕桂芳、许兰洲、曹锟、张怀芝、赵倜、田文烈、李厚基、张广建、田中玉、杨善德、卢永祥、陈光远、李进才、李长泰、张敬尧、范国璋、蔡成勋、张永成、张树元、王金镜、鲍责卿、唐天喜、施从滨、徐占凤、陆锦、杨以德等三十四人的名义,照北京带来的原稿发出通电说:“唐绍仪学识凡庸,材智猥下,素行不检,秽德彰闻。……唐绍仪曾借比款,以六百万元之巨款,竟与少数人朋比分肥。及其任内阁总理,国会以比款用途相诘,唐恧颜结舌,无可为词,竟至弃职潜逃。唐之此来,实将要结外援,阴图不轨。……务请大总统勿令就职,倘竟不察,使长外交,必至佥壬误国,华夏蒙兼。勋等于唐署名签押之件,一律不敢预闻。除公举代表与唐清算比款外,合词电呈。”

这个电报比起攻击张耀曾的电报来,火力更加猛烈。列名者由15人增至34人,除山西、陕西、新疆三省督军未列名外,几乎是用北洋派的全体名义与一个手无寸铁的北洋老官僚作战。列名者有督军、省长、师长、都统、护军使、镇守使、最后一名是直隶警务处处长,堪称角色齐全。攻击张耀曾的事实虽不正确,但还有些牵连,这个电报列举的事实却都是凭空捏造的,例如比款是用以解散南方的民军,唐绍仪辞内阁总理是由于受到袁世凯的压迫,而“要结外援,阴图不轨”也都是莫须有的罪名。攻击张耀曾的电报,仅仅假设到各省司法机关将与“私运烟土”的司法总长脱离关系,而这个电报却明显地指出列名各省都要与“凡庸猥下”的外交总长脱离关系。以前海军独立,宣言“不接受北京海军部的命令”,这次列名各省准备与北京外交脱离关系,也就是对北京政府的变相独立,他们还怕电报吓不退唐绍仪,准备采取派人到天津查帐的实际行动,威胁他不敢到京就职。实际上,这个电报是由张勋、倪嗣冲两个人包办的,各省军阀代表有些是随声附和,有些表示了不同意的态度。江苏、江西、湖北三省代表表示要向本省长官请示后才能决定签名与否,倪嗣冲就站起来大声地说:“你们不能代表,就让我来代表吧”,即提笔代为签名。因此,冯国璋、李纯、王占元都通电否认同意列名,并且撤回了他们的代表。冯国璋派代表到北京声明此电未经本人同意。这是长江三督在北洋派中另树一帜的一个开始。

9月25日,唐绍仪通电辞去外交总长。他在电文中痛斥张勋说:

“张勋盘踞徐州,形同割据,弁髦中央命令,官吏由其任免,赋税由其征收。近且搜集逋逃,号召徒党,以悖谬不法之言论,干犯国会尊严,以无稽之谈,肆诋司法总长,勒令解职。”

电文附带指责北京政府对广东问题处理不公:

“龙济光督粤三年,纵兵殃民,奸淫抢掠,甚于盗贼,以为政府曾奖以有世界眼光,故虽奉明令解官,而延不交代,肆为无理之要求。近虽交印,而仍占据孤山,勒索巨款,以各独霸琼岛之需……。李烈钧以肇造共和、矢忠民国之人,滇南起义,投袂而兴,间关万里,转战名城,乃其结果不及一残暴冤酷之龙济光,烈士灰心,端人解体。”

唐绍仪的辞职电发表后,黎派府秘书长丁世峄到天津加以挽留。唐本来无意于到北京参加段内阁,其外交总长一职,是由黎提名,他由上海动身到天津来,也是受黎的邀请。他一到天津,就知道北方的空气对他十分不利。段认为:黎坚决邀请唐入阁,只是为了夺取内阁总理,因此不惜采取种种手段,阻止唐到北京来就职。

段利用徐州会议打击了政敌唐绍仪,但是这个武器反过来又伤了自己。在督军团猛烈攻击唐绍仪的同时,徐州会议还讨论到内阁问题,张勋主张推举徐世昌组织内阁,段应退为徐内阁中的陆军总长。张勋排斥段内阁具有两种用意,第一是与段争夺北洋派领袖的地位,第二是要利用徐世昌为清室复辟开辟道路。因此,徐州会议在北洋派内部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张勋与段祺瑞之间的矛盾。

徐州会议还存在张勋与冯国璋之间的矛盾,这两个人的关系从来就是不好的。冯派代表参加徐州会议,并不是甘心充当张勋的助手,而是利用徐州会议酝酿政变,企图夺取总统的地位。但张勋自为盟主而把他看作是一个摇旗呐喊的小卒,没有取得他的同意,冒名签发电报,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与自己一系的李纯、王占元等都撤回了代表,表示了长江三督和徐州之间的不合作的态度。

张勋与其他各省军阀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的,由于张勋妄自尊大和独断独行,各省军阀敢怒而不敢言。张勋每发表一次意见,各省军阀只能随声附和。一次,福建督军李厚基的同意电报来迟了一步,他就大骂李破坏北洋团体,影响盟主威信,吓得李来电谢罪,并且委过于秘书办稿太迟。后来北京选举副总统,张勋命令各省盟员通电为徐世昌捧场。李很快地就有回电说:“与其推戴东海(徐),毋宁推戴我帅”。

这时候各省北洋军阀纷纷仿照前清督抚的成例。称为“某帅”,只有张勋一个人称为“大帅”。由于大盟主的威风越来越大,除了退盟的长江三督而外,各省盟员逐步地下降为他的应声虫。其中有些恬不知耻地建议以后不必召集会议征求同意,一切问题经由盟主决定,大家无不乐于服从。但是,甘心做奴才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盟员对盟主的反对是越来越深了。

“大帅”驻节的徐州,有时成为政治避难所和各种各色政治野心家进行阴谋活动的“市场”。被北京政府明令通缉的帝制犯顾鳌、薛大可都被“大帅”聘为机要秘书。张勋还有电报邀请杨度、孙毓筠等全部被通缉的帝制犯都到徐州来,北洋派有关的下台军人政客如陆建章、阮忠枢、龙觐光等都被“大帅”礼聘为高等顾问。暗杀宋教仁的主犯洪述祖也在徐州做了“大帅”的座上客。9月27日,号称“文圣”的保皇党魁康有为应“大帅”的邀请,也到徐州来进行活动。

徐州由“中华军国”向前更迈进了一步,成为复活“大清帝国”的半公开活动场所了。因此,全国人民对徐州会议一致表示愤慨,南方五省督军也有通电加以斥责,黎一再促请段内阁制止督军团目无法纪的行为。

9月29日,北京政府才下了一道禁止军人开会干政的命令。命令说:

“近有少数之人,每囿一隅之见,或组众集议,凌轶范围,或隐逋逃亡,托言自固。甚至排斥官吏,树植党援,假爱国之名,实召亡国之渐。……若仍不顾大局,一意孤行,国法具在,公论胥存,本大总统为捍卫国家计,亦不能不筹所以善后也!”

这是北京政府敢于公开谴责各省军阀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但是同一天,北京政府下令解除了唐绍仪的外交总长,这就说明北京政府对制止军人干政是外强中干的。

同一天,段以内阁名义发表艳电(29日)说:

“近阅迭次通电,热诚所激,间有过情,道路传闻,并有约期集议之举。嗣后国家大计,诸公有所献替,幸其各抒所见,剀切直陈;其或关系重要,亦可专员来京申意。苟利于国,敢不拜嘉。至于逾轨之行,举非国家统一所利,诸公躬膺重寄,务乞以身率属,共济艰虞。”

这个电报把他们干涉国会、排斥阁员、威胁政府、图谋不轨种种不法行为说成是“热诚所激”,把公开举行的徐州会议说成是“道路传闻”,并且委婉其词地教导他们,只要干政不表面化而采取较为隐蔽的形式,仍是可以容许的。这个电报发表,就使制止军人干政的命令成为空文。

第二天,段另有卅电(30日)分致各师、旅长说:

“各师、旅长以治军为专责,于国家用人行政,自不应越权参预。近阅上大总统有电,竟有该师长等联名其中,殊背军人之义。各该师、旅长于整顿军队计划有所建言,尽可到部或派员陈述。至于私约会议,有淆听闻,甚非国家之利,宜切戒之。”

9月30日,段在国务会议上声明他并未预闻徐州会议。他说:

“当项城(袁)病情险恶的时候,张勋要带五千兵到北京来,我打电报警告他说,你如果敢于带兵到北京,我就派兵打你。同时我还电约华甫(冯),如果张勋敢于调兵北上,请他派兵和我的军队两面夹攻。”

北京政府对禁止军人干政发表命令后,那些“唯大帅之马首是瞻”的各省军阀纷纷电呈不再参加会议,并且撤回了他们派往徐州的代表。冠盖往来的徐州顿然呈现了人去楼空的冷落场面。张勋电问段,艳电是否出自总理本人的意志?回电说:“吾辈私交虽厚,公谊难容”。因此,张勋牢骚满腹地通电有关各省说:“去河北贼易,去朝廷党难!”尽管张勋的气焰被压低,徐州会议不能继续召开,但是帝制派、政治阴谋家和投机政客仍然十分重视张勋的军事实力,段的策士徐树铮仍然与他密电往来,梁启超也曾到过徐州。因此,张勋还敢于以个人名义继续发出攻击财政总长陈锦涛的电报。当国会提出关于徐州会议的质问案时,他还敢去电恫吓国会说:“部下健儿阅报后,群情愤激,拟入京面较曲直,然后待罪阙廷。”

民国6年1月4日,倪嗣冲和北方各省军阀代表到南京来向冯国璋祝寿。这一时期,北洋军阀常借各种酬应方法接触,祝寿便是其一。到南京祝寿的名单中,有段祺瑞的亲信:

徐树铮、靳云鹏、吴光新、曾毓隽、丁士源等。

此后王占元的五十二岁寿诞,倪嗣冲的50整寿,都是他们交换意见的机会。而北洋军阀们自冯国璋领衔的规劝电发出后,纷纷大做文章,什么“拥设论”、“国会不良论”、“责任内阁制论”。这一期间的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军阀们的“高见”。

6年1月7日倪嗣冲邀请到南京祝寿的代表们到徐州举行会议,这就是第三次徐州会议。国务院听说徐州又在开会,乃发出了三个电报,一致冯国璋,请他就近劝告各省代表取消这个会议;一致各省军阀,请撤回他们所派的代表;一致靳云鹏,劝其勿出席徐州会议并应迅速回京,其实,这次会议,段是暗中鼓励的,因段系要人都参加这个会议,同时因为一般空气都支持段,而段自己不愿意蒙受驱黎或者压迫国会的恶名,所以段希望借刀杀人,假手于一个老粗张勋。

1月9日徐州会议开幕第三天,决定了五点:一、请总统罢斥“佞人”;二、取缔国会;三、拥护总理;四、淘汰阁员;五、促成宪法。

这次会议是段的胜利,因为所有的决定都有利于段。而在这个期间,研究系领袖梁启超于1月5日抵北京,解散国会之说甚嚣尘上。研究系是个温和妥协派,现在他又和北洋实力派携手,正如民国2年进步党支持袁世凯一样,梁这次入京,对府院问题主张调和,他且以调人自居。黎对梁说:“政治上总统立于高拱无为的地位,我是可以做得到的;《约法》上陆海军大元帅之权,我是不能放弃的。”黎的意思是他可以不反对内阁制,而各省督军在《约法》上应受大总统的管辖,不应受内阁总理的指挥而为攻击总统的工具。

梁启超劝段在礼貌上对总统让步,有话尽好商量。段说:“我生平就是不会说话,不会敷衍人,不会应酬人。前天公府召宴蒙古王公的时候,我进府向总统一鞠躬,退出时又一鞠躬,筵席中我实在无话可说,这是多年生性。”

梁启超做调人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段的个性既不肯敷衍,又在实权上一点不放松,面子也不给黎,黎、段之间如何能够化戾气为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