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第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爆发后,袁大举向南方用兵,并发出两道通令(民国2年7月),第一道是致各省宣布意旨电:

“余以衰病余生,伏处已久,稍有田园之乐,自问已无事可为。此次出山,实缘事机危迫,不忍见人民陷于牛马奴隶之域,故冒万险,膺兹艰巨。受事以来,始终以尊重人道主义,及适合世界大势为主旨,苟可和平维持,决不轻事破裂,并非兵力有所不足,实缘民困已极,不堪再受战祸,一年以来弥缝迁就之苦衷,当为国民所共谅。现在财政、外交触处荆棘,国家运命旦夕可危,凡有血气之伦,自应以同舟共济之心,为披发缨冠之计,决不肯再言破坏,自取覆亡,乃若有之,则亦二三不逞之徒,生性好乱,必不能得多数国民之同情,本大总统若再曲予优容,便与此辈同为亡国祸首,非惟辜负众望,实亦矛盾初衷,惟有牺牲一身,保全大局,竭我棉力,殄此么魔。诸君各膺疆寄,必有同心,愿共勉之。”

第二道是为了“赣乱”的通令:

“共和民国,以人民为主体,而人民代表,以国会为机关,政治不善,国会有监督之责,政府不良,国会有弹劾之例。大总统由国会选举,与君主时代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迥不相同。今国会早开,人民代表,咸集都下,宪法未定,约法尚存,非经国会,无自发生监督之权,更无擅自立法之理,岂少数人所能自由起灭,又岂能以少数人权利之争,掩尽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此次派兵赴浔,迭经本大总统及副总统一再宣布,本末了然,何得信口雌黄,借为煽乱营私之具。今阅欧阳武通电,竟指国军为袁军,全无国家观念,纯乎部落思想。又称蹂躏淫戮,庐墓为墟等情,九江为中外杂居之地,万目睽睽,视察之使,络绎于途,何至无所闻见。陈廷训之告急,黎兼督之派兵,各行其职,堂堂正正,何谓阴谋?孤军救援,何谓三道进兵。即欧阳武蒸日通电,亦云‘李烈钧到湖口,武开两团往攻’等语,安有叛徒进踞要塞,而中央政府该管都督撤兵藉寇之理?岂陈廷训、刘世均近在九江之电不足为凭,而独以欧阳武远在南昌之电为足信?岂赣省三千万之生命财产,独非中华民国之人民?李纯所率之两团,独非江西兼督之防军?欧阳武以护军使不足,而自为都督,并称经省会公举。约法具在,无此明条,似此谬妄,欺三尺童子不足,而欺天下人民,谁其信之!且与本大总统除乱安民之宗旨,与迭次之命令,全不相符,捏词诬蔑,称兵犯顺,视政府如仇敌,视国会若土苴,推翻共和,破坏民国,全国公敌,万世罪人。独我无辜之良民,则奔走流离,不知所届。本大总统心实痛之。本大总统年逾五十,衰病侵寻。以四百兆人民之付托,茹苦年余,无非欲使黎民子孙免为牛马奴隶。此种破坏举动,本大总统在任一日,即当牺牲一切救国救民。现在正式选举,瞬将举行,虽甚不肖,断不致以兵力争擅权利,况艰辛困苦,尤无权利之可言。副总统兼圻重任,经本大总统委托讨逆,责有攸归,或乃视为鄂赣之争,尤非事实,仍应责成该兼督速平内乱,拯民水火,各省都督等,同心匡助,毋视中华民国为一人一家之事,毋视人民代表为可有可无之人,我五大族之生灵,或不至断送于乱徒之手。查欧阳武前日电文,词意诚恳,与此电判若两人,难保非金壬挟持,假借名义。俟派员查明再行核办。此令”。

21日又发布如下的命令:

“湖口、徐州等处暴徒倡乱,政府为整肃纪纲,维持国本起见,不得不以兵力戡定,迭经先后布告。本大总统躬承国民付托之重,值此变出非常,荡平内乱,责无旁贷,耿耿此心,当为我国民所共谅,各友邦所悉知。惟恐传闻之异词,或以方针之未定,国民以姑息养奸所责备,外商以身命财产为隐忧,若不明白宣告,使我全国人民咸知顺逆从违之所在,各外商共悉镇乱靖暴之有方,其何以靖人心而昭大信?为此通令,条举三端:一、该暴徒勾煽叛兵,僭窃土地,擅行宣布独立,破坏民国之统一,扰害地方之治安,此等行为,实为乱党,政府不得不依照国家法律以兵警戒。是用兵定乱,为行使约法上之统治权,民国政府当然有此责任。二、各国商民之通商传教,载在条约。凡有乱警地方,该地司令官均应照约实力保护,务使各外国人之身命财产,不致因乱事稍受危险。嗣后各该地方之外国人所有身命财产,如因镇压变乱而直接受有损失者,民国政府必完全负其责任。三、乱党到处勾结,如有本国人与之订立一切契约,而影响可以及于国家或一地方者,无论用何种方法,及何种名义,民国政府绝不承认。以上三端,自本令发布以后,应由各该地司令官通行布告。仍着外交总长行文驻京各国公使查照,以副友邦热诚赞助之雅怀,而示本大总统除暴安良之至意。此令。”

当袁大举向南方用兵时,虽然已对国民党撕破了脸,满口乱党叛徒,可是独对孙中山先生还很客气。不过孙中山却不能不表示严正的态度,乃发电致袁,原电云:

“北京袁大总统鉴:文于去年北上,与公握手言欢,闻公谆谆以人民国家为念,以一日在职为苦。文谓国民属望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此言非仅对公言之,且对国民言之。自是以来,虽激昂之士,于公时有责言,文之初衷未尝少易。何图宋案发生以来,证据宣布,愕然出诸意外,不料公言与行违至于如此,既愤且懑;而公更违法借款,以作战费,无故调兵,以速战祸,异己既去,兵衅仍挑,以致东南民军,荷戈而起,众口一辞,集于公之一身。意公此时,必以平乱为言,故无论东南军民,未叛国家,未扰秩序,不得云乱;即使曰乱,而酿乱者谁?公于天下后世亦无以自解。公之左右陷公于不义,致有今日,此时必且劝公乘此一逞,树威雪愤。此但自为计,固未为国民计,为公计也。清帝辞位,公举其谋,清帝不忍人民涂炭,公宁忍之?公果欲一战成事,宜用于效忠清帝之时,不宜用于此时也。说者谓公虽欲引退,而部下牵掣,终不能决,然人各有所难,文当日辞职,推荐公于国民,固有人责言,谓文知徇北军之意,而不知顾十七省人民之付托,文于彼时,屹不为动。人之进退,绰有余裕,若谓为人牵掣,不能自由,苟非托辞,即为自表无能,公必不尔也。为公仆者,受国民反对,犹当引退,况于国民以死相拚!杀一无辜以得天下,犹不可为,况流天下之血以从一己之欲!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昔日为任天下之重而来,今日为息天下之祸而去,出处光明,于公何憾!公能行此,文必力劝东南军民,易恶感为善意,不使公怀骑虎之虑;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谨为最后之忠告,惟裁鉴之!”

孙中山同时发出通电一道,略云:

“北京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各省都督、民政长、各军、师、旅长鉴:江西事起,南京各处以次响应,一致以讨袁为标帜……大势至此,全国流血之祸系于袁氏之一身,闻袁氏决以兵力对待,是无论胜败,而生民涂炭,必不可免。……使袁氏果而出此,非惟贻民国之祸,亦且腾各国之笑。……袁不宜借口部下之拥戴,而拒东南人民之要求,可断言矣。诸公维持民国,为人民所攸赖,当此人民绝续之际,望以民命为重,以国危为急,同向袁氏劝以早日辞职,以息战祸!倘袁氏执拗不听,必欲牺牲国家人民,以成一己之业,想诸公亦必不容此祸魁!文于此时,亦惟有从国民之后,义不返顾。”

二次革命是由江西肇始,赣军虽然在开始时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可是北洋军增援后,大举猛进,相持十余日,湖口要塞司令陈廷训被袁收买,暗与北军相通,于7月24日晚令炮兵反击赣军。赣军不及防备,前后受敌,不得已遂放弃湖口。25日北军遂入据湖口县,李烈钧虽戮力抵抗,但要塞已失,门户大开,江西已无险可守,8月18日南昌失陷。袁世凯以李纯为江西护军使,李廷玉襄办江西军务,旅长马继增升第六师师长。

袁军攻入南昌后,军纪之坏,和洗劫南京大同小异,南昌富室均被指为国民党,劫掠其财物,奸淫其子女,尤以第六师十一旅旅长兼南昌卫戍司令张敬尧所部,一如辫子军张勋所部一样,入南昌的第一天就横尸1000余具,其惨状可以想象。南昌危急时,江西都督欧阳武自称罪人,到吉安青源山为僧,号止戈和尚。9月中旬北洋军已完全占领江西后,江西水巡局长倪占魁,把他从山上解到南昌来,李纯命予以优待,发交军法处收押。他写信给南昌商会,有:“祖母九旬,老父七十,为武不肖,朝夕聚哭,求死不得,言之心酸。”商会乃代为求情。9月27日解北京,判处二等有期徒刑八年,10月30日获特赦。

安徽宣告独立时,民元做过皖军总指挥、临阵失踪的胡万泰,又爬上了都督座位,把署理都督孙多森请到原来的民政长椅子上。不久讨袁军两路失败,胡乃取消独立,于7月22日偕孙多森逃走,剩下都督的空位子,给宪兵营长祁耿寰坐了几天,又让给刘国栋。7月27日柏文蔚回到安庆来,刘乃退回原职小小参谋椅子上。8月6日,逃走的胡万泰突又出现,通电数柏五大罪状,可是这时柏亦已离皖,胡再任都督,宣告独立,可是这把椅子已轮不到他了。8月28日倪嗣冲来到安庆,倪早在7月27日就由袁世凯任命为安徽都督,从此,安徽变成了北洋军阀一个主要的巢穴了。

北洋军既然节节胜利,袁系的升官图便在南方出现,段芝贵仍兼第一军军长,升上将,实授江西宣抚使;张勋亦升上将,段芝贵的右司令王占元兼湖南护军使。

上海方面因南京革命军失败,亦功败垂成,袁命第四师师长杨善德为松江镇守使,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海军总长刘冠雄为福建都督。

广东和四川两地解决得最快而不吃力,7月27日袁派龙济光、觐光兄弟为广东正副镇守使,8月3日龙济光升上将继任粤督,8月5日陈炯明出走。四川方面熊克武虽于8月9日宣告独立,但为时只一月就解职下野。

湖南独立的局面,主要受湖北的压迫,以及广东独立失败的影响,遂使湘督谭延闿和湘军师长赵恒惕功亏一篑。8月12日湖南为环境所迫取消独立,9月17日袁令汤芗铭率楚有等四艘浅水舰驶入岳州,派第三师曹锟部进驻岳州,又以袁系的卅九混成旅旅长伍祥祯为岳州镇守使。这样一来,湖南便完全落入袁的掌握中。袁仍然施借刀杀人计,命黎元洪兼领湘督,黎当然不会中计,敬辞大命;袁乃请黎荐人自代。黎自然不会推荐与袁无关的人,他觉得汤芗铭是袁的死党,又是湖北人,黎和汤的长兄汤化龙又是老朋友,因此顺水推舟保荐了汤为湘督。10月7日汤芗铭赴长沙晤谭延闿,10月24日袁发表人事命令,免谭,以汤继任都督,王瑚继任民政长,王未到任前以汤兼署。并命谭即日入京,同时令将师长赵恒惕解往北京听候处分。袁的军队于11月15日入驻长沙。

黎在湖南人中,以对谭和赵最好,谭下野后,黎打电报给袁说:“谭的独立非出自愿,乃系被迫,曾仰药以求解脱,元洪敢力保其无他。”谭是个书生,见到黎为他解脱的电报,立即加以否认,他发出一则通电,大意是说:黎副总统心存爱护,力为解免,难道我不知感激,可是我并未仰药,亦未受迫,我为都督,发号施令俱自己为主,要治罪,一身甘当云云。二次革命后,各省取消独立,浮起一片骂孙、黄声,但谭却始终不骂;各都督多诿称独立时系被迫,或被冒名,谭则独任其咎。

北京陆军部判谭四等有期徒刑,黎再出头说项,乃于12月12日下令特赦,仅褫陆军上将衔“以示薄惩”。黎同时又代赵说情。赵亦因之免难,议处三等有期徒刑四年,褫夺少将衔。这是民国3年4月22日的事了。后赵获蔡锷力保,3年9月13日亦获特赦。

黎对谭、赵是特别的,可是对其他一般湖南人并不好,这可以从谭人凤致黎函看出:

“闻公近日专以仇杀湖南人为事,而其被杀之人,不审罪状,不问姓名,概以乱党二字加之,立予枪毙。……试问武昌旅馆禁湖南人居住,旅鄂在公人役,多数命令撤差,岂玉石不分,可一网打尽耶?……公傀儡昏庸,听人播弄,时而曰二次革命,曰三次革命,曰四、五、六、七次革命,自吓吓人,正所谓天下无事,庸人自扰之也。公作威作福,肆虐于我湖南人,试问湖南人何负于湖北?更何负于公?阳夏之役,救湖北者非湖南乎?”

袁世凯于7月23日发表命令撤销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全权。孙是于民国元年9月9日受任筹办全国铁路,提倡修筑铁路20万里,可惜当时人们没有远见,以为修筑20万里铁路简直是神话,于是大家以“孙大炮”嘲笑孙中山。其实当时美国已有100多万里铁路,中国比美国大,即使修筑了20万里根本算不得一回事,而国人竟大惊小怪如此,实在太浅见了。孙中山慨然统一筹划全国铁路大计,第一步预定修筑三大路线:第一条是由广州经广西、云南接缅甸铁路;第二条是由广州经湖南、四川达西藏;第三条由扬子江口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以迄伊犁。筹款方法主张借款,如京奉、京汉、沪宁诸路办法,其条件以不碍中国主权为范围,资本订60亿元,里程20万里,期限10年。计划才告拟定,由于二次革命以及袁撤销孙中山铁路筹办全权,此一伟大计划,乃随孙之去而告流产。

7月23日同时发布命令,称黄兴、陈其美、柏文蔚为“叛徒”,责成冯国璋、张勋捉拿黄兴到案,还发出捉拿赏格,捉到黄兴的赏洋10万,捉到陈其美的赏洋5万。

上海、南京两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后,8月2日孙中山乃乘德轮约克号离沪,本意拟去广东,不料次日经马尾,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武官多贺京之来告,驻粤将领张义权、苏慎初已与龙济光勾结,接受袁世凯乱命,恐不安全,孙中山乃决定改赴台湾。行前召见随行同志梅光培、李朗如,令梅、李两人先至香港,自己则偕胡汉民去台湾,并把随身所带全部款项600元交梅、李备用。梅、李拒不肯受,胡汉民劝他们接受,大家黯然话别,分道而行。

孙中山偕胡汉民抵台后,张继、马君武亦随后赶至。这时各地的讨袁军都相继失败,孙乃转去日本,不料袁已要求日本拒绝孙上岸,幸孙得船长的掩护,以及国民党在日本的负责同志丁怀瑾(石僧)的布置,日本友人萱野长知的协助,才得在神户秘密登岸。这时随侍孙在神户的是胡汉民和廖仲恺,丁怀瑾则往来东京、神户各地,对外连络。

9月6日北京总检察厅秉袁世凯命下令通缉二次革命首要,以黄兴、陈其美、钮永建、何海鸣、岑春煊五人为宁沪倡乱首魁,其余孙中山、张继、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亦在通缉之列。不久,黄兴、陈其美、居正、戴传贤、邵元冲、邓铿、田桐等亦先后亡命至日本。

民国2年的讨袁之役(又称为癸丑之役、赣宁之役、湖口之役和二次革命),可惜是昙花一现,它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这一次战争的结果使得北洋军源源进入南方各省,除了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省外,其他南方各省都成为了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征服地,袁家天下已囊括了全国十分之九。至于桂、黔、滇、川四省为什么没有给北洋军侵入,一来是这四省的都督都不是属于国民党系,二来是这四省地处偏远,袁觉得鞭长莫及。由于地盘扩大,北洋军既要镇摄北方,又要占领新夺到的南方各省,当然感到兵力不敷分配,于是乃大举扩充,从此北洋军的番号便越来越多了。

袁在对南方用兵过程中,在用人问题上充分表露出无制度,无标准,完全是家天下作风,既派刘冠雄为南洋巡阅使(他所指的南洋是江浙一带),又派雷震春为长江查办使;既派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又派张勋为江北镇抚使,还有一个江北检讨使蒋雁行;既派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还有一个连职名也相同的赵惟熙;至于湖南,就派了三个查办使:曹锟、汤芗铭和郭人漳,又派了两个检查使:张学济和朱树藩。这一幅多采多姿的升官图,据说连袁自己也记不清楚总共发表了多少官职。真是五花八门,叠床架屋,在袁来说是羁糜天下英雄,网罗人才的手段。

不要说有官无职的空头衔如此,就是有官有职的情形也是乱得一塌糊涂,有些省既有都督,又有护军使,有些省有护军使或镇守使却无都督,有些省以文人为都督,却以武人为民政长,有些省则以武人兼军民两长。

但是,主要的安排却没有含糊,从民国2年7月到12月,袁先后任命了倪嗣冲为安徽都督,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龙济光为广东都督,李纯为江西都督,张勋为江苏都督,汤芗铭为湖南都督,段祺瑞为湖北都督,刘冠雄为福建都督。此外,又派北洋军第四师师长杨善德驻松江以扼浙江的咽喉,第卅九混成旅旅长伍祯祥驻长沙,第三师师长曹锦驻岳州以扼湖南的咽喉。

国民党第二次革命失败,对于中华民国的影响是极大的,因为袁世凯的胜利鼓励了他独裁称帝的野心,使中华民国民主事业,受到了致命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