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期间，林彪急过两次，蒋介石兴奋过三次。各军团都在创造急行军速度的记录，连李德都走着走着睡着了。刘伯承的6只小船，让全军渡过金沙江。会理会议的裂痕，一直延续到1959年庐山会议。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攀缘铁索的勇士，成为一座永恒的青铜雕像。

一、滔滔金沙江，军神刘伯承

4月29日，按照中革军委的万万火急电报《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中央红军以一军团为左纵队，以三军团为右纵队，军委纵队和五军团为中央纵队，三路大军向金沙江南岸疾进。

蒋介石迅速发现了红军的意图。

在贵阳得知红军刚刚抵近昆明又转向西北，蒋介石就判定红军真正意图在北渡金沙江。他即令薛岳率各纵队跟踪北追，又电刘文辉派兵扼守金沙江各渡口，将船只悉送北岸，严加控制；同时命令空军每天派飞机在金沙江各渡口侦察，力图消灭红军于金沙江以南地区。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上接通天河，从昆仑山、横断山奔腾而下，穿行在深山狭谷中。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地势极为险要。川军刘文辉为阻止红军渡江，把船只都掳往北岸，并控制了北岸渡口。

意图已经被蒋发现。若不能掌握渡口，则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又入险境。

金沙江成为中央红军北上的一大险关。

5月2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命令：

左纵队第一军团从龙街渡方向渡江；

右纵队第三军团从洪门渡方向渡江；

中央纵队和第五军团从皎平渡方向渡江。

大军奔驰，风驰电掣。各军团都在创造自己急行军的速度。

一军团先向昆明虚张声势，完成佯攻任务后，调头北上，5月4日赶到龙街渡。

三军团分两路，以每昼夜80公里的速度向金沙江疾进，5月4日抵达洪门渡。

中央纵队由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三营作为先遣队，一昼夜行军一百多公里，5月4日占领皎平渡。

5月4日的三处行动却只有一处成功。

一军团首先受挫。一师一团以急行军抢占龙街渡口，渡船已被敌人拉到对岸烧掉了。直接架桥又没有器材，弄来一些门板，用绳拴住从上游一块挨一块往水里放，由于水流太急，架到江面的三分之一便无法继续进行。又用骡子拉着铁丝过河，也因江水急，骡子游到一半，转个圈又回来了。

整整两天，毫无进展。

一军团最先向军委建议过江，结果自己却过不了江。林彪火急火燎地打来电话。一师师长李聚奎开口刚想汇报，被他一下打断，说：“你不要讲情况了，干脆回答我，队伍什么时候能过江？”

一师在渡口折腾了两天没有结果，李聚奎正着急，见上级根本不听他讲情况，顿时也火冒三丈，也不管什么军团长不军团长了，大声说：“要是干脆回答的话，那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

师政委急得在旁边直拉李聚奎衣角也拉不住。

林彪大怒，在电话中妈的娘的骂起来。

颇有儒将之风的林彪在长征中急过两次。一次是抢渡湘江，半夜向中革军委发出必须“星夜兼程过河”的紧急电报；一次是抢渡金沙江，大骂一师师长李聚奎。

彭德怀发起脾气来爱骂人。1959年庐山会议后，有人揭发说，三军团干部几乎都挨过彭德怀的骂。黄克诚、杨勇、张爱萍、彭绍辉、李天佑……都不例外，很难找出没有挨过他骂的干部。

战争年代，军情如火。军令如山。胜败瞬间，性命关天。所以人们能够容忍指挥员的发火骂人。

某次军情紧急，彭德怀和军团参谋长邓萍一路小跑亲往前线指挥。警卫员挥三角小红旗在前面开路，一名战士太疲乏，坐在路上不让。彭德怀急了，大骂一声：“狗娘养的，起来！”

战士跳起来，看也没看，照彭德怀当胸就是两拳。

战士打了军团长，这还了得！传令排长把人捆到彭德怀面前，要求从严发落。

彭德怀一挥手：“谁叫你捆来的？小事情，快放回去！”

吓得发抖的战士眼含热泪给军团长深深施一礼，转身去追赶部队。

事情发生的时间，有人回忆是第三次反“围剿”的高兴圩战斗后，三军团尾追蒋鼎文、韩德勤部时；有人回忆是第二次反“围剿”中，中村战斗的前一天。

不外就这两次战斗中的一次。

高兴圩战斗后，红军在方石岭激战中全歼韩德勤师。

中村战斗中，红军歼敌一个旅。

有没有那名战士的战功？抑或他已经在战斗中洒血疆场？

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个战士的姓名。

林彪1929年骂过政工人员是“政治小鬼”。

金沙江骂李聚奎是第二次。

第三次是在东北骂李作鹏。1946年四平大撤退时，指挥部撤到舒兰后电台未能首先架设起来，身材瘦弱的林彪竟一把掀翻了参谋处长李作鹏的酒饭桌。

骂爹骂娘，掀翻酒桌，都是大动作。但隔了11年。

说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出一个天才，他自己则是十几年动一次不再控制的肝火。

强渡金沙江与四平大撤退，都是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平日深藏不露的林彪，对其深藏不露的感情也失去了控制。

一军团龙街渡受阻的时候，三军团于洪门渡渡过彭雪枫团后，浮桥被激流冲垮，也无法再渡。

中央红军主力一、三军团全部受阻于金沙江畔。

全军的眼光都转到中央纵队的皎平渡。

刘伯承立了大功。他带领干部团三营化装成国民党军，在守敌毫无防备中占领渡口，控制了两只船。首批部队过江后，又找到四只船。刘伯承喜出望外，一面在江边设置渡河司令部，制定《渡河守则》，一面向朱总司令发电：皎平渡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完。

中国工农红军的战史中，作战电文浩如烟海。但有几封关键性电报，战史专家们会逐字逐句地背诵下来。例如彭德怀、杨尚昆4月13日建议入滇作战的电报；例如林彪、聂荣臻4月25日建议北渡金沙江进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的电报。刘伯承这封看似平无波澜的电报，也是其中之一。

“每日夜能渡一万人。”对追兵逼近、主力于龙街渡洪门渡连续受挫的红军部队来说，是天大的喜讯和天大的生路！

朱德立即下令全军都从皎平渡过江。三军团“必须6号拂晓前赶到河边开始渡河，限6号夜渡完”；“7、8两日为第一、第五军团赶来渡河时间”。

刘伯承没有想到全军都要从他这里过江。唯恐渡口有失，他立即命令宋任穷率干部团三营翻山20公里抢占通安镇，以保渡口安全。

三营连夜出发，在通安北面与增援之敌遭遇。

来敌是刘文辉的胞侄、川康边防第一旅旅长刘元瑭。闻江防有失，亲率两个营赶来增援。

干部团是红军精锐，第三营又是政治营，军、政皆强。宋任穷命令吹冲锋号，三营以锐不可当之势，一气将敌人冲垮。

几步之差。

如果敌人先一步占领通安，居高临下压下来，红军将不知要多付出多少代价。

胜败往往一瞬之间，兵机从来稍纵即逝。刘伯承连续抓住了兵机。

5月5日，朱德电令林、聂：

军委纵队在末日已渡江完毕，三军团7号上午可渡毕，五军团在皎西以南任掩护，定于8号下午渡江，敌人8号晚有到皎西的可能。我一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7号兼程赶到皎平渡，8号黄昏前渡江完毕，否则有被隔断的危险。

敌人已经围追上来。动作稍慢会被隔断。一军团立即放弃龙街渡，向皎平渡方向挺进。5日黄昏至6日清晨，一夜之间翻山越岭，48次越过急流，急行军120公里，终于赶到皎平渡。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一直站在江北一个崖洞里，等待着有被隔断危险的一军团。

5月4日至5月9日，除三军团彭雪枫团从洪门渡、一军团一个野战医院从鲁车渡过江外，全军靠刘伯承掌握的那6只小船，皆从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

李德也跟在这支惊险迭出的队伍里。

从突破乌江以来，刘伯承一系列令人惊叹的作战表演，使从来目中无人的李德也不得不表示佩服。他后来写的那本多处攻击中共领导人的回忆录《中国纪事》，说到这一段历史时也对刘伯承赞不绝口：“刘伯承是四川人，辛亥革命后在四川服役多年，因此对当地的情况十分了解”；“刘伯承让先遣营的红军战士戴上清楚明显的蓝白两色国民党帽徽，他自己穿着一套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军服”；“刘乘船渡江，与敌军指挥官交涉，使敌人又派了几条船过来。这样骗过了对岸敌军，我军几乎一枪未放就解决战斗”；“我们采取了巧妙的军事策略，终于成功地渡过了构成滇川省界的金沙江”；“刘成功地从国民党的监狱中释放了几个彝族首领，在他们的帮助下双方签订了一项红军和平通过和购买粮食的协定”；“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使得红军有可能把全部注意力放到四川驻军上”。

一口一个刘伯承或“刘”。

李德一遍又一遍夸赞刘伯承时，忘记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他在红军总参谋部训斥刘伯承：“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忘记了一次去红军总参谋部，几个机要员在路边做饭挡住了他的路，他飞起一脚把饭锅踢翻。刘伯承与他大吵，说他是帝国主义行为，因此刘伯承被撤销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指挥红军作战时情况不明就下决心的李德，现在走过刘伯承开辟的通路，感叹是由衷的。

刘文辉刚刚接到蒋介石要其派重兵扼守金沙江各渡口、阻截红军的急电，其侄刘元瑭就丢失了渡口。

溃兵满山遍野。刘元瑭急得放声大哭。

中国台湾“国防部”编纂的战史这样写道：共军人枪虽少，但行动极为灵活，一路向西窜进，国军既拦截不到，亦尾追不及，迄5月9日，于武定以北地区渡过金沙江，其先头部队已到达西康之会理，追剿军正分途向金沙江南岸推进。黔滇地区之追剿作战，于焉结束。

薛岳的追剿大军于5月16日才赶到金沙江边，“于焉结束”，望江兴叹。

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哀叹的更应该是蒋介石，工农红军为何每每绝处逢生。

二、会理裂痕：无法回避

过了金沙江的红军，进至一个好走之处，却来到一个难写之处。

因为那个会理会议。

写红军长征，人人多写遵义会议，人人少写会理会议。

前者是一泓宽阔的江面，可任笔端纵横驰骋，怎么升华也不会过分；后者却是一段急流险滩，一词一句皆须反复斟酌，稍不留神便会立即翻船。

于是就倾向于采取一种最统一最俭省的解释：会理会议起因于林彪的一封信。这封信纯属林彪的个人情绪和个人行为。

如果凡遇棘手之处，就让个人去背负历史，前人给我们留下的东西还能够连续吗？

红军渡过金沙江，进至会理城附近后，为了保证主力短期休整，中革军委决定，由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军团和干部团围攻会理城。

会理扼金沙江北岸，为滇、川交通要邑，有重要战略地位。该地守敌，就是失守皎平渡的刘元瑭。

会理城墙坚固。抹干了眼泪的刘元瑭率其一个旅，守志坚强。为不让红军接近城垣，不惜烧光东、西城关的房屋。蒋介石又派飞机到会理上空巡视，投下手令晋升刘元瑭为陆军中将，犒赏钞票一万元，把他的气打得足足的。

9日，红三军团和干部团强攻不克；

10日晚强攻，仍然不克；

12日坑道爆破，未成功；

14日晚，红三军团发起总攻，城西北角炸开一个缺口，刘元瑭组织人拼命堵击，红军未能突入，遂在城东北角的爆破，又被觉察，刘元瑭命人事前在墙上灌了不少水，使爆破未能成功。

就在刘元瑭与红三军团打得最激烈之时，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附近的铁厂举行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

一直到今天，这个会议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反复斟酌，需要转圜回避，需要挖空心思找出对大家都合适都恰当的词句。

遵义会议孕育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会理会议孕育的，却不能说都是胜利。

会议是毛泽东提议的，为统一从遵义会议以来实行新的战略方针的认识和研究下一步军事行动。

之所以要统一认识，是因为出现了分歧。

直接起因是林彪。

焦点集中在对四渡赤水作战的理解。

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得意之笔也是后来得意。《长征组歌》唱“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都是革命大功告成、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之后的事。

当时却差一点儿因四渡赤水丧失了领导权。而且发难者竟是毛泽东最为信任的林彪。

四渡赤水在后人看是伟大的，但伟大从来以苦难为代价。中央红军几个月时东、时西，忽南、忽北，大踏步进退，无定向转移；从建立黔北根据地开始，到川西北根据地、川滇黔边区根据地，几次预言的根据地都未建成。赤化四川、赤化贵州也未实现。每日不是渡河，就是爬山，走新路，也走老路、冤枉路、回头路；长时间行军，一路上不得休整，均感到极度疲劳。

李德对那一段行军也留下深刻印象。他回忆说：“如果我们白天在一个村子或场院里睡觉，附近落下炸弹，我也根本不会醒来，即使炮弹在旁边爆炸，我也只是翻身再睡。有一天夜里，当我们穿过一片平原时，我走着走着真的睡着了，路已经转弯，我却一直走到旁边的小溪里去了，当冰冷的水拍打着我，我才醒了过来。”

保持特殊待遇的李德尚且如此，一般红军干部战士的疲劳程度便可想而知了。

蒋介石形容红军行动“飘忽不定”，却不知道红军为此付出了多大代价。

极度疲劳带来大量减员。病号和累垮的人数远远多于战斗中的死伤者。

湘江之战使红军由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为四万余人，损伤过半。

四渡赤水期间虽然在扎西地区和遵义地区招募到几千新兵，但到过金沙江时，红军总人数已减到两万余人，又减了一半。

中央的战略意图又不甚明确，长期以来不能找到战略立足点，部队中普遍出现牢骚和埋怨情绪，相当一部分人感到照这样下去，部队没有被打垮也要被拖垮。

部队的情绪在影响指挥员的情绪，指挥员的情绪在影响决策圈的情绪。

从林、聂4月25日发给军委的电报中一句话三个“应”：“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到彭、杨4月26日电报“因我军行动错失争取平彝、盘县的良机，使战略已陷于不利地区”、要求“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前线指挥员的焦急情绪已明显可见。

林彪过金沙江前已经牢骚满腹。他说红军净走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否则部队要被拖垮。过金沙后进至会理地区，一到宿营地他就给彭德怀打电话。

聂荣臻回忆，林彪在电话里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彭德怀回忆林彪在电话里说：“蒋介石和龙云的追兵虽然暂时摆脱了，但他们的追击不会停止。如果蒋介石增援川军，合力堵住大渡河，后面再有追兵，我军只能在这块狭长地区转来转去，十分不利。我看该由你来指挥，赶紧北进吧！”

聂荣臻说林彪的要求被彭德怀拒绝了。

彭德怀说他当时回答“我怎能指挥北进，这是中央的事”。

林彪放下电话就给中革军委写信。写完信要聂荣臻签名，聂不签，林彪便签上自己的名字将信送了上去。

林彪爱思考的特点很多人都知道。他还有另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特点：爱写信。自己思考的东西，喜欢把它写下来。他平日话少，作战命令也历来简洁。但写成信件便不惜笔墨、简短的不多了。

林彪的信涉及的问题一般都较重大，意见也往往颇为尖锐。正确的，看后觉得他目光犀利；错误的，则感到他为人刻薄了。

其一生中有这样几封信件嵌进了历史。

1929年6月8日白砂会议当天，林彪得知毛泽东要求辞去前委书记，立即写一急信给毛泽东：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附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

……

这是林彪对毛泽东第一个、也是相当关键的一个支持。他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留下来斗争。但信中对朱德用了十分过分也十分伤人的语言。

林彪把信交给了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江华。江华在井冈山时期担任前委秘书，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立即将信送给毛泽东。

据江华回忆，毛泽东那天晚上一夜未睡。

红四军的主力是二十八团。掌握红四军，就必须掌握二十八团。但该部是南昌起义的队伍，不是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才刚刚一年，毛泽东对这支部队还不能完全掌握。二十八团团长林彪的来信，对困难中的毛泽东的鼓舞，肯定是“巨大”二字了。

一夜未睡的毛泽东后来给林彪回了一封情义真切的长信：林彪同志：一、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

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已经起来了，决不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所以你的信上的后面一段是过虑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见，决定要在党部，我没有离开一天仍旧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一天！

C的敬礼！

毛泽东

6月14日于新泉

信很长。毛泽东一口气写了8000字，将红四军成立以来的喜怒哀乐尽诉笔端，对林彪一吐衷肠。

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非同一般。1936年他在陕北对斯诺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红军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农一点儿东西；打土豪归公。八项注意开始是六项：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又添了两项：不搜俘虏腰包；洗澡避女人。

毛泽东讲到这里，特地停顿下来补充说：“最后两条是林彪加的。”

能在毛泽东制定的基本条文中加进两条的，绝非一般之人。毛、林关系之融洽，可见一斑。

林彪本来还能加上第三条。

1929年2月红四军东固整编时，林彪嫌女同志累赘、麻烦，不愿意她们留在部队，便通知所有女同志都要清除出红军；如果谁不退出，即抓来枪毙。当时林彪是二十八团团长，新编第一纵队司令员，颇有些权威，而且有一些人赞同林彪的意见。女同志听到这个话，都很害怕，不少人不敢同部队一起行军了，只有绕路远远地跟在部队后面。

但对贺子珍、曾志等在四军政治部前身工农革命委员会妇女科工作的女同志，林彪不敢动。不敢动就没有权威，所谓“枪毙”，说说而已。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支持女同志，帮她们说话，给她们壮胆。最终，林彪这个精简的意见也不了了之。

毛泽东在新泉给林彪写完回信后，红四军军委在小池开会研究三打龙岩的作战计划，通知了谭震林，未通知身为四军党代表的毛泽东。谭震林建议毛泽东也去，毛泽东说，没有通知，怎么好参加。

毛泽东不但不能参加军委会议，几天后在红四军“七大”上又丢了前委书记。与贺子珍、江华等四五人拿着闽西特委发的每人30元钞票，离开部队去闽西蛟洋。人还未走，江华的马就被收走了，江华说，“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那是毛泽东失去领导权的最困难时刻。

林彪就是在那个时刻，坚定地维护与支持了毛泽东。

第二次是毛泽东给他写信。林彪在井冈山讲“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毛泽东专门写一封信给他，谈星火燎原。

这封信让林彪后悔了一辈子。解放战争时在东北战场指挥作战，一听说延安要出版毛泽东选集，马上去电要求收入该信时，不要写他的名字。“文化大革命”被确定为接班人了还怕不保险，一定找人写上一段“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

然后就是会理这封信。聂荣臻不签名，自己一个人签，签完立即送上去。

毛泽东失去领导权之时，他坚定地维护和拥护过毛泽东。为什么遵义会议后，历经千辛万苦的毛泽东刚刚取得领导权，他又突然站出来反对，而推荐彭德怀呢？

林彪念念不忘毛泽东此期间指挥的两次败仗。一渡赤水前土城之败，损失很大，赤化四川顿成泡影；三渡赤水前鲁班场失利，红军只有离黔，赤化贵州又无可能。

特别令林彪耿耿于怀的，是毛泽东否定了他的打鼓新场战斗。

林彪的个人自尊心与自我尊严感极强。聂荣臻回忆，他有一个小本子随身不离，上面密密麻麻写满指挥过的历次战役及战役中歼敌、俘虏、缴获数字。这是林彪的命根。谈起这些数字，他立刻容光焕发，可以顺着小本子神采飞扬地一页一页念下去；平时无话可说、不苟言笑的架势顿消。部下们就说：“军团长又活了。”

但四渡赤水期间，他的小本子上基本是空白。彭德怀统一指挥一、三军团取得遵义大捷。林彪也想统一指挥一、三军团搞一次大捷。但打鼓新场战斗被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让他统一指挥一、三军团的鲁班场战斗，又是一场失利的作战。

其余的便剩下无休止的撤退、转移、回头路、弓背路、马鞍路。

林彪是不会把这些写到小本子上去的。

这些失利却深深印在了他脑海里。

遵义会议后一渡赤水想赤化四川，轻视了四川军阀对四川志在必守；二渡赤水遵义大捷后又想赤化全贵州，轻视了蒋介石对贵州志在必得，这些在林彪眼中，无疑都是毛泽东之失。彭德怀则指挥一、三军团，一仗打出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大的胜利。而且彭德怀任指挥时，强攻、坚守这类硬骨头基本上都自己啃，迂回、包抄这类避开正面而且有速度就有便宜的好肉，总让他林彪吃，林彪倒也佩服彭德怀这一点。加上鲁班场战斗前两天彭德怀提出无攻破周浑元的可能，建议脱离战场，4月13日又向军委建议入滇，意见都提得十分关键。

所以林彪再未多想，便提出应由彭德怀出来指挥。

有这种情绪的绝非林彪一人。他又打电话又写信，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一军团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保卫局长罗瑞卿都在场，无一人劝阻。

就如井冈山时期林彪怀疑红旗能打多久代表了一种普遍情绪一样，四渡赤水后怀疑毛泽东的指挥也是一种普遍情绪。

4月26日红三军团彭、杨给中革军委拍报：“因我军行动错失争取平彝、盘县的良机，使战略已陷于不利地区”；建议“明日应继续向西北前进渡过东洪江，争取几天休息，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其中“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用语，似也有检讨领导之嫌。

林彪那封信的原文至今未见任何材料披露。当事人的回忆便不免带有某些主观色彩。如：要求撤换军事领导人；要朱、毛下台，主要是毛泽东下台；毛泽东指挥军队作战不行，应当解除指挥权等等。

脑子转得飞快的林彪，似不会如此直露。

《彭德怀自述》中的引述较为可信。彭德怀回忆，林彪信的大意如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让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说可信，因为符合林彪的性格。不管底下牢骚多大，但涉及到指挥权问题，话还都是绕着弯说的。猛一看，也不是对着毛泽东一人。两个月前关于打鼓新场战斗的争论中，毛泽东提出辞职，也有过让彭德怀暂代前敌总指挥的安排。所以林彪的提议不是完全无据，也并非十分唐突。

这种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早已引起毛泽东警觉。但解决的时机还不成熟。

不成熟，毛泽东就不行动。

所以有4月25日对前线指挥员的指示：“中央相信你们对于中央与军委所提出的意见，决不会妨害我们内部的团结一致与保障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你们必须充分发扬你们的果敢机动与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领导全体红色指战员奋勇杀敌，并纠正部队中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来完成中央与军委所给予你们的神圣的任务”。

点到为止，不作强行解决。

1929年初，脱离根据地的红四军在赣南、闽西一带打圈，三千多人吃饭都难。不少干部要求分兵活动，要前委开会决定。毛泽东看到一开会分兵可能成为多数意见，就压下不予讨论，对因此而增加的不满情绪也置之不理。实践证明毛泽东是对的。分兵了，便不会有后来大柏地的胜利。

四渡赤水之后，毛泽东又面临这种局面。

成功地抢渡金沙江，使追敌被远远甩在后面，相距一个星期路程。遵义会议以来苦苦追求的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已经实现。毛泽东觉得解决问题的时机成熟了。

恰在这时林彪来信。毛泽东见其一贯信任、本身又擅长运动中歼敌的林彪也出来非议指挥，说明问题已相当严重，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林彪的信成为一剂催化剂。毛泽东立即向张闻天提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张闻天赞成毛泽东的建议。

虽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扩大到哪一级，限制却很严。参加者不多：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三军团的彭德怀、杨尚昆，共8个人。

要求很严，通知的人必须到会。彭德怀正在指挥攻打会理城，从前线撤下来；杨尚昆生病发高烧也不能请假，用担架抬到会场。

会场却很简陋。怕敌人飞机来袭，在会理城外一个称为铁厂的山坡洼地上，临时搭起一个草棚充作会场。军团负责人在草棚里打了地铺。

有两个传看材料：一是一军团林彪来信，二是三军团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

会议气氛紧张。

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报告。报告的大纲会前已经同毛泽东、王稼祥商定。他在报告中严厉批评林彪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动摇是右倾表现。

毛泽东接过来发言。张闻天矛头对着林彪，毛泽东矛头却对着彭德怀。起初与会者没有觉察到。

毛泽东说，我们几渡赤水，调动敌人，跑路虽苦，但终于胜利渡过金沙江，跳出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离最近的滇军也有两三天路程，一过江我们同四方面军会合的日子便指日可待了。可是现在却有人对穿插、迂回的作战方针，多跑一些路，有意见，发牢骚，甚至给中央写信，要求改换领导，这是动摇的表现，是右倾机会主义行为。

大家都以为他在说林彪。

临近中午还没有吃饭，彭德怀发言。会理城几攻不克，心中正在着急，便说起军事行动问题。刚说到渡过金沙江进入会理地区是个很大的胜利，发言就被毛泽东打断。

毛泽东大声说，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在困难中动摇，这是右倾；林彪写的信，是你鼓动起来的；你向中央隐瞒三军团指战员对作战方针的不满情绪，少奇向中央反映，你不签字；杨尚昆是彭德怀的尾巴，是什么政治委员。

话说得很重，而且突如其来，与会者无不震惊。

彭德怀也毫无思想准备。他进入会场才看到用复写纸复写的林彪的信。看完信后并未介意，以为前敌指挥就是战场指挥。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红一军团指挥红三军团，有时反过来，红三军团指挥红一军团，有时自动配合；完全未想到这里面有多少奥妙。

至于林彪，见到自己的信被作为了会议材料，便觉得情况不妙。现在毛泽东发这样大的火，他赶紧申辩几句，说给中央写信是因为老跑路，心里烦闷；还没说完，毛泽东一句“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就把他打断了。

也把他解脱了。

毛泽东还有一些话在会上没有讲出来。他之所以把林彪的信看得很重，因为怀疑林彪的背后有彭德怀，彭德怀的背后有张闻天。

其实彭德怀对林彪写信之事毫不知晓。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旧事重提，被紧急召上庐山批彭的林彪出来说明：会理会议写信给中央，要毛、朱、周离开军事领导岗位，由彭德怀指挥作战，事前并没有同彭德怀商量过，与彭德怀无关。

至于刘、杨那封电报，刘少奇写好后，彭德怀觉得与自己的看法不尽相同，便没有签字，以刘、杨的名义发了。毫不知晓的信说是出于他的鼓动，知晓的电报觉得不合适没有签字，又成为有意向中央隐瞒情况。彭德怀后来说：“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在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的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

作为会议主持者，张闻天在会上代表中央批评下面，本身没有受到明显的批评。但当时毛泽东已经听信了个别人的汇报，认为张闻天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要林、彭代替三人团指挥，张闻天到三军团去是与彭德怀勾结等等。会理会议上从毛泽东话语里也听得出来，他怀疑张闻天参与其事，是与彭德怀结合在一起的。

彭德怀觉得难过，张闻天感到委屈。大敌当前，团结要紧，两人在会上会下都没有争辩。

不但未申辩，彭德怀在发言中批评了林彪，更批评了自己。

他说，由于在平桥、鲁班场战斗中没有打好，给部队增加了许多困难，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因而也引起对新领导的某些怀疑，这是不对的。今后应当团结一致，坚决地拥护新领导，在新领导指挥下继续北上，争取早日与四方面军靠近。

一口一个“新领导”，对粗犷的彭德怀来说，也实在不易。别人对毛泽东早改称“主席”了，他还一口一个“老毛”、“老毛”的，用很大劲才改正过来；对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三人团称“新领导”，他真是费劲不小了。

对林彪给中央写信，他只说了一句：事先我不知道，更不是我鼓动他写的。便不再过多解释了。

长征路上，大敌当前，团结对敌压倒一切，维护中央权威十分重要。虽然毛泽东的一些批评与实际情况不符，但被批评者都没有过多申辩。

周恩来、朱德发言，也称赞毛泽东的指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开了两三天。最后由会议主持者张闻天代表中央作结论，批评反对机动作战、怀疑军事领导的思想，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指挥，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克服右倾思想。

会议决定红军立即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

对会理会议怎么看，争论并不多。在统一红军作战思想、克服存在的消极情绪、确定新的前进方向这些积极意义说完之后，人们都小心翼翼回避党内高级领导人因会理会议产生的裂痕。

但裂痕是无法回避的。

彭德怀说，此事24年内毛泽东提了4次。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第四次提此事时，林彪站出来申明，信是他自己决定写的，与彭无关，一桩公案才终于了清。这件事成为彭德怀在自己被彻底打倒的庐山会议上，唯一可聊以自慰的事。

彭德怀后来总结道：“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

对张闻天的误解，毛泽东到延安整风才完全挑明。1941年六七月小型谈话会上说一次，1943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又说一次。张闻天只有认真对待了。他利用许多同志在延安的机会搞了一些调查，最后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作澄清说：“现在大致可以判明，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话，是×××同志的造谣！（林、彭同志关于此事有正式声明）”

这份《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是张闻天的检讨。在长达五万多字的自我剖析中，辩诬文字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处。会理会议便是其中之一。可见其裂痕影响至深。

简单看中共党史，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在四渡赤水毛泽东这神来之笔后，他最信任的林彪会跳出来写这样一封信。为什么要开这么一个会理会议。

关键是不了解、不领悟红军当时的严重困境。这段时期内，从来不发火的朱德也两次发火；从来不叫困难的周恩来也说“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从来不骂人的林彪也破口骂人；这种情况下，上上下下从指挥员到战斗员中有想法，有情绪，丝毫没有什么奇怪。不反映出来，反倒是不正常的了。

林彪继续用写信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对战略方向的认识上他同毛泽东发生了分歧。1935年12月中旬，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前，征求各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林彪借机又写了一信。信中称开辟陕南比巩固和扩大陕北更重要，更有意义。他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将红一方面军的主要干部尽数调出，由他率领南下。

这封信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1928年春天，南昌起义部队刚刚到井冈山，一次毛泽东路过，正逢一个年轻指挥员给部队讲话：“不管这个军阀还是那个土匪，只要有枪，就有地盘，就有一块天下。我们红军也有枪，也能坐天下！”毛泽东一下怔住了，问朱德这个娃娃是谁？朱德告之：二十八团一营营长林彪。毛泽东自此记住了这个浓眉大眼的指挥员。林彪那种一针见血的语言，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后就是那些信。林彪写信以大胆著称。很多时候因火药味太浓、政治委员不敢签名而且劝林彪不要这样写，他照样不管不顾，大笔一挥签上自己的名字，以个人名义送上去。这种时候人们会发现，“行事桩桩少对人言”对林彪来说，连个影子都看不到。

看不到不等于不存在，而是被艰苦激烈的斗争抑制了。在毛泽东最困难的时候，他写过支持毛泽东领导的信。在毛泽东渡过难关顺利掌权的时候，他又写过反对毛泽东领导的信。各种各样的信加在一起，总体看带来的好处不多，惹出的麻烦却不少。

在井冈山第一次见林彪时，毛泽东问朱德：这个娃娃是谁？在会理会议斥责林彪时，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林彪已经不是娃娃了。

张闻天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对会理会议评价说：会理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同当时干部中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作斗争是必要的。但我以为斗争方式还是过火的。因为这些同志的错误，实质上不过是个别的错误，只要加以适当的批评与解释，错误就会改正的，不必用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去压他们。

这个会议的裂痕延续久远。

我们总结自己的历史，辉煌是财富，教训也是财富。甚至是更值得珍惜的财富。

我们怕教训影响辉煌，我们便失掉了很多珍贵的财富。

三、永恒的青铜像

红军长征期间，蒋介石兴奋过三次。

第一次是从红军突围西征、他腾出手来精心布置的“湘江追堵”。当此战役最紧张的时刻，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搓手摩拳，捏着一封封电报，对照钉在四壁的地图，核实各路大军到达位置，一分分削减红军实力。最后认为红军牺牲很大，但地方实力派追堵不完全尽力，意犹未尽。

第二次是在红军鲁班场战斗失利，三渡赤水到四渡赤水之间。他判断红军此时举棋不定，是因大政方针未定，已无处立足。于是调集川、滇、黔、湘军及中央军，在川南黔北一带大修碉堡，以为用江西的老办法，在川黔边一举围歼红军。

第三次便是红军抢渡金沙江、大渡河期间。

当时红一军团前锋直指昆明。当时滇军主力全部调入川黔，昆明城只有一些团防及警卫部队，龙云十分恐慌。蒋通过空军侦察发现红军在昆明附近又调头北上，与幕僚研究后，判定红军是声东击西，真正企图是强渡金沙江无疑。便令增援昆明的薛岳调头向北，在电令中有“同仇敌忾，灭此朝食”之语。

5月中旬红军攻打会理城期间，蒋介石飞到昆明，在五华山龙云布置的房子里一住就是二十多天，布置大渡河会战。此时薛岳一部已渡过金沙江，蒋又电令刘湘以川军二十军全部及二十一军一部归杨森指挥，火速进至大渡河北岸防堵；令刘文辉部6个旅堵截红军，掩护薛岳部北进；令刘文辉二十四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北岸严密封锁，并让杨森、刘文辉到汉源指挥。

蒋在电令中特别强调：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人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达开覆辙，希各军师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红军再一次陷入危险局面。

红军过金沙江后曾将追敌甩掉一周之遥，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但从来没有不包含时间因素的胜利。在时间的消耗中，胜利也会变为不利。

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曾把蒋介石几十万追兵甩在身后。但在滇东，敌人又围了上来。

5月9日渡过金沙江又远远甩下了敌人，但在会理地区耽搁太久。从9日到14日夜，以整整6天时间强攻会理城。待15日决定放弃对会理的围攻挥师北进时，时间优势基本耗光。再不抓紧时间抢渡大渡河，就真的要成为石达开第二了。

说不清是第几次，红军又陷入了危机。

一次次脱离险区，又一次次面临险境。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上源名大金川，出青海南部，流入西康省（今四川省西部）后同小金川汇合，经过泸定桥至安顺场，折而向东流至乐山入岷江。河面宽200米，流速每秒4米，河水沿着十分险要的石壁向下奔泻，数十里路也不易找到一个渡口，大部队通过极为困难。蒋介石就想凭借大渡河天险，布置重兵南攻北堵，一举消灭红军，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红军把希望放在了安顺场。

21日，红军到达冕宁县泸沽地域后，即兵分两路。主力部队向安顺场进发，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向大树堡方向进击，以钳制和吸引富林（今汉源）一带敌人。

先遣司令刘伯承率红一师走在最前面。

在向安顺场进发的路上，刘伯承骑着马，喃喃自语了一路：“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

警卫员说昨夜梦里他翻来覆去也是这句话。

在金沙江就是凭手中掌握的6只船，硬是化险为夷，把中央红军全部渡了过去。

如果安顺场没有船怎么办？

不光刘伯承，很多人想都不敢想。

5月24日夜，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占领安顺场渡口。还好，搞到一条船。

根据渡金沙江的经验，刘伯承寄希望于对岸。

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组织的强渡开始了。以二连长熊尚林为首的17名勇士登上了第一船。船在猛烈火力掩护下向对岸进发时，刘伯承、聂荣臻禁不住都走出了工事，紧紧盯住那条关系千军万马命运的小船。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萧华亲自吹起了冲锋号。

强渡成功了，但对岸再没有发现船。

渡金沙江总共搞到6条船：皎平渡先控制了两条，首批部队过江后又找到4条。刘伯承曾兴奋地向军委报告“每日夜能渡一万人”。

大渡河却仅有一条船。一船最多坐40人。往返一次一个多小时。每日夜顶多也只能渡过五六百人。

靠这条船，一船一船摆渡。全军渡河要一个多月。

杨得志的红一团26日上午10点渡河完毕时，追敌薛岳纵队已经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二十军先头部队已达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了。

焦虑万分的刘伯承发出了两个“千方百计”命令：工兵连要千方百计地架桥；各部队要千方百计地找船。

两个“千方百计”一个也没有实现。

工兵连用8根二号铁丝缉缆，只系上3个竹排，放入水中即被激流冲断。

沿河两岸也再没有发现一条船。

消息报来，刘伯承只对自己说了一句：“看来架桥不可能了……”便再也无语。

这位首先突破乌江、首先突破金沙江的军中之神，在大渡河陷入了深深的困境。

夺取安顺场前，聂荣臻曾问主攻营营长：“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吗？”

孙继先回答：“管他十达开九达开，我们一定能过河！”

刘伯承接着说：“我们会不会成为石达开，这就看你们的了。”

孙继先营以坚决的行动完成了任务。

但成为石达开的可能性依然还在。

渡金沙江时，红军本是分三路过江。刘伯承在船到手之后，方知道全军都要集中到皎平渡过江。这回却大不一样。行动之初，全军就预定要从安顺场渡过。先遣司令刘伯承深知责任重大。渡河成败关系全军的命运。红军会不会成为石达开第二，现在军委就盯着他刘伯承了。

军情十万火急。蒋军的飞机在空中撒传单：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朱毛红军插翅难逃。

5月26日中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来到安顺场。

刘伯承急着向军委领导汇报，毛泽东却一边喝着缴获来的米酒，一边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

他问刘伯承：“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刘伯承心里正为大渡河着急，回答说，主要是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刘伯承答，确是如此，彝人最重义气，看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

毛泽东不容刘伯承插进别的话，再问：“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这下刘伯承被问住了。

越是危险境地越要扯轻松事，是毛泽东一贯的风格。

1929年4月，脱离了井冈山的红四军在赣南立足未稳，前途未卜，毛泽东一次在河边突然问陈毅、谭震林、江华：鱼在水中睡不睡觉啊？一下把众人问住了。

解放战争在陈南庄遭空袭，敌机都到头顶上了，江青钻了防空洞，其他领导同志也进去了，警卫员把他从床上拉起来，他先想到的不是进洞，是抽一支烟。

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即使面临生死存亡，也颇有一股拿得起来、抛得开去的气概。一股偏不信邪、偏不从命的气概。共产党人赞此为领袖气概，国民党人骂此为帝王气概。赞也好，骂也好，毛泽东就是如此。不如此，便也不是毛泽东了。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不是不知道泰山会崩于前。与刘伯承说笑归说笑，最坏的准备却在谈笑风生中做好了。

全军集中安顺场渡江已不可能，决定将一军团分为两半：一师和干部团在安顺场渡河，编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左岸前进；二师和五军团编为左纵队，由林彪指挥，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路纵队沿大渡河夹岸突进，火速抢占泸定桥。大队红军随左纵队前进，从泸定桥过河。

谈话之间，红军的过河地点作出了迅速改变。

若泸定桥也不能过河呢？

毛泽东用并非轻松的口吻说道：“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在此严峻时刻，众人皆无异议。

刘伯承、聂荣臻二人，正是遵义会议建议渡江入川、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人。当时三万红军想从川南渡江尚不可得，现在以红一师单独“到四川去搞个局面”，谈何容易！大家又都明白这是完全无法之时的办法！

毛泽东后来写道：大渡桥横铁索寒。

5月底的铁索寒到什么程度？恐怕今日即使你到已经列入国家文物保护重点的泸定铁桥上去亲手摸一摸，也体会不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那么多文学作品、美术作品、戏剧、舞蹈、诗歌，都不厌其烦地再现那13根冰凉铁索上发生的故事。为什么攀缘那13根铁索前进的英勇战斗，成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战斗。

13这个数字在西方，是个要回避的不吉利数字。中国工农红军却无从回避，只有迎头而上。

13根铁索上，寄托着红军将士多少希望！

刘伯承、聂荣臻率右纵队于5月27日出发，向320里外的泸定城疾进。连打带冲，一路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平均每天行军一百余里，还要加上打掉了瓦坝驻防的刘文辉一个团，龙八布驻防的刘文辉的另一个团加旅部。这三天是怎么一路江风一路战火一路艰险一路曲折冲杀过来的，承受了多么巨大的精神压力与肉体消耗，刘伯承已经完全没有合适的语言表达了。

30日凌晨2点，刘、聂的右纵队赶到泸定城。

但左纵队已经在9个小时前夺占了泸定桥。

《星火燎原》用一句令人震惊的语言描述左纵队的行军速度：昼夜兼程二百四。

28日清晨，一军团二师四团接到军团通信员飞马送达的命令：王（开湘）、杨（成武）：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五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纪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此一任务的。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

林（彪）、聂（荣臻）

红一军团向来以运动神速著名。但是在大渡河面前，以过去一天一百六的速度已经不能完成任务了。现在需要“昼夜兼程二百四”。而且赶到后要立即发起战斗，夺取天险泸定桥。

世间除了中国工农红军，谁人能靠两只脚板使这种不可能成为可能？！

一军团二师四团，前身是北伐革命中的叶挺独立团，南昌暴动之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二十八团。在各个时期都是作战中的头等主力。

强行军开始了。口号是：“和红一团比赛，坚决拿下泸定桥！”“红四团有光荣的战斗历史，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保持光荣传统！”

一个口号内三个“光荣”，胸中燃烧着怎样的激情。

团政委杨成武回忆道：“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簇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更多的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天黑了，下起倾盆大雨，部队一天未吃饭，号召每人准备一个拐杖，拄拐杖，嚼生米，喝凉水前进。羊肠小道被雨水冲洗得像浇上一层油，三步一滑，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

红军为什么没有成为石达开？！

应该反问为：石达开为什么不能和红军一样？！

5月29日清晨6时，红四团赶到泸定桥。

刚刚接近大渡河，那轰轰隆隆的河水咆哮声便鼓荡人们的耳膜。到河边一看，桥下褐红色的流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山峡间倾泻下来，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恶石，溅起一丈多高的白色浪花。“泸定桥真是个险要所在。就连我们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见关夺关的人，都不禁要倒吸一口凉气。”杨成武回忆道。

王开湘向干部们交代了任务，指定二连任突击队，连长廖大珠任突击队长。参加突击队的共22名，均为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

战争中的巧合。

安顺场担任首船突击的，是红一军团师一团一营二连。连长熊尚林任队长。

泸定桥担任敢死突击的，是红二军团师四团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任队长。

廖大珠这个连队，湘南起义时的连长是林彪。朱毛会师后连长为龚楷。第三任连长是萧克。这是红军中著名的英雄连队，主力中的主力，尖刀上的刀尖。

英雄连队在泸定桥头更加英雄。下午4点总攻开始。在全团司号员集合吹响的冲锋号声中，廖大珠带领22勇士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攀桥栏、踏铁索向对岸冲去。

历史在这里浓缩了，凝结了，令他们成为中国革命史中一尊尊永恒的青铜雕像。

一师一团出了安顺场17勇土。

二师四团出了泸定桥22勇士。

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没有活到胜利。更无一人成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

我们更应该世世代代记住他们，这些有名的和无名的中国革命的开路先锋和沙场英雄。

安顺场17勇士是：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二连连长熊尚林，二排长罗会明，三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亮、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

泸定桥22勇士只留下3人姓名：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三连支部书记刘金山，红小鬼刘梓华。

文化大革命中流传过一则传说：毛泽东给18勇士发了免死牌。不管今后犯多大错误，可免于一死。

这18勇士，指冲过泸定桥后活下来的那18个人。

这是一个美好的传说。运动太多了。前前后后被打倒的人太多了。善良的人们开始想象：大渡河18勇士那样在关键时刻拼了死力的人，总该免死。

后来才明白，免死牌的说法既古老又久远。

对安顺场17勇士的奖励，是《红星报》和《战士报》报道了他们的姓名。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一个一个记下这些名字。

对泸定桥幸存的18勇士的奖励，是每人一套列宁装、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

虽然没有免死牌，也是红军战士能得到的最高奖赏。

刘伯承率领的右纵队午夜赶到泸定桥。这场他未见的夺桥战斗令他激动万分，虽然已经凌晨2点，也不愿休息，非要去看桥。

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提盏马灯，陪着刘伯承、聂荣臻踏上桥面。

刘伯承从桥东走到桥西，又从桥西折向桥东。自1912年进重庆将校学堂起，他从军已经23年。其间经无数胜败，见无数兴衰，还从未有一回像大渡河这样令他感情澎湃。1916年参加护国军讨袁，丰都一战，他头部连中两弹。其中一弹从右太阳穴射入，透右眼穿出。德国医生实施手术，七十余刀，三个多小时时间，他端坐不动，被医生叹为“军神”。右眼已经是假眼了，视力不好，他还是对泸定桥上每根铁索、每个铁环看了又看。如果泸定桥不能夺占，必然出现毛泽东说的那种局面：“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中国革命由此将徒增多少牺牲，徒增多少艰难！

现在两路终于会合了！

刘伯承最后在桥中央停下了脚步。他扶着冰凉的铁索护栏，看脚下奔腾汹涌的河水，使劲在桥板上跺了三脚，感慨万千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此时此刻，军神的左眼一定渗出了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