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取登州

“子鉴，你还记不记得光绪三十一年，你从日本归国，我们开登州同乡会，就在会中订交。你回日本时，留了三本书给我？”

“如何不记得？我就是那年介绍你加入同盟会的……那三本书是……《革命军》，还有章行严编的《黄帝魂》……还有一本是，是……”

“《三十三年落花梦》！”

“对！哈哈哈……”

“光绪三十三年你又回国，来杆石桥学堂访我，正好碰上学部侍郎清锐来鲁查学，前后任的提学使载昌、连甲陪着他。你望着堂上三人，怒不可遏，低声问我敢不敢血溅五步，杀此异种！记得么？”

“记得，记得……你当时吓得拿手把我的嘴堵住，骂我孟浪，我反骂你‘畏难苟安’，只挂记着老母幼女……”

“不错，当时你怀里揣着六轮手枪，立时便要出手。子鉴，杀三个满洲学官儿，于大事无补，但如果真干了，你我只怕等不到今天了……”

“汉尘！你倒说说看，今天又该如何？”

“你心里明白，你到登州来访我，就是为了这件大事……子鉴，今天是辛亥年十月十一，海内滔滔，全国廿省已非满清所有，满奴命运告终，即在目前。只可惜我山东独立未及两旬，就宣布取消独立……”

“孙宝琦是袁世凯和奕劻的儿女亲家，他怎么肯真独立？这也是意料中的事。”

“可是山东无事，直隶即不敢动，北都小朝廷就可以高枕无忧！子鉴，你是同盟会山东主盟，孙中山先生对你有厚望，我们当尽力一搏，给袁贼当头一棒！”

“说得好！汉尘，我久在国外，省内形势不如你熟。你说，该当如何下手？”

“你我都是登州人，当然知道本地自明以来，即为重镇。戚继光当年把水城炮台一直修到了丹崖山下的水上，人称‘海上长城’。袁崇焕经营辽东，以毛文龙守登州，以为犄角之势。甲午之战，日寇取威海，也是先以海军袭登州。所以我们当先从水上取登州，再攻黄县、莱州。你家是黄县的，当然知道黄县富绅巨室，商店林立，军费可以从那里筹集。到那时，胶东就可以与辽东联成一气！听说孙中山先生已经任命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我军占据登州，与旅顺、大连、海城一衣带水，号召关外健儿，一鼓作气，可以直指京师！子鉴，你如果同意我这个计划，我们立即就可以着手，男儿热血，正要洒在这种时候！”

“汉尘，汉尘，果然胸中有百万甲兵……我没有看错你，走，今夜我们就要拟出取登州的方略来！”

1911年12月1日，山东同盟会主盟徐镜心（字子鉴）在登州华提士药房，与同科秀才、烟台东牟公学教员孙丹林（字汉尘），加上当天加入同盟会的药房主人柳仲乘，三人喝着辽阳白酒，筹划攻登州的方案。

子鉴，你说说，烟台是怎么回事？

独立如昙花一现

山东的事儿，得从济南说起。

平心而论，说各省革命，山东“寂然”，是不对的。山东的问题在于巡抚孙宝琦固然无心独立，谘议局又很不得人心，地方各势力的博弈缺乏制衡，很容易失控。试看取代谘议局的“山东全省各界联合总会”，居然举出一个在外宦游多年、11月2日才应邀回乡的前静海知县夏溥斋当会长，足见会中本地各方势力是如何颉颃不让。

早在11月5日，徐镜心就代表同盟会在各界座谈会上提出《山东独立大纲》七条，这七条决绝无比，不仅要“与满清政府永远断绝关系”，号召“凡我同胞，对于满清均有复仇之义务”，“满清课税一律停止交纳”，对于不听各界联合会调遣的军警团练，“与满贼一体仇视之”，虽然声明了“对于外国旅游绅商，均负保护之义务”，但言明山东之土地财产“无论抵押给何国、借何款”，“概不承认”。山东旧势力根基既深，德、英、日等外国利权复重，这个独立大纲若公开出去，顿时就会激起轩然大波。

经过所谓“和平派”的反复修正，交由孙宝琦代奏朝廷的“八项要求”，虽然已经抹去了对抗色彩过浓的条款，但仍然显得非常激烈——辛亥年，北省的革命诉求往往比南省更为激进，原因多种多样，如受压迫盘剥更深，利权外溢更甚，而最主要的一点，是绅商阶层于对立双方（官吏、革命党）的制约能力都不强，往往成为双方都可以凭借暴力压服的对象。

这八项要求是：

一、政府不得借外债充军饷，以杀戮我同胞。

二、政府须即速宣布罢战书，无论南军要求何条件，不得不允许。

三、现驻在山东境内之新军，不得调遣出境。

四、现在山东应解协款饷及节省项下，暂停协解，概留为本省练兵赈荒之用。

五、宪法须注明中国为联邦政体。

六、外官制、地方税，皆由本省自定，政府不得干涉。

七、谘议局章程，即为本省宪法，得自由改订之。

八、本省有练兵保卫地方之自由。

会议并声明，如清政府三日内不答复，山东即宣布独立。

这八项要求，看得孙宝琦直摇头。如果清廷居然答应八项要求，那么它所受的限制，比山东直接独立还要严厉得多：政府不仅失去了山东的立法权、财权、兵权，而且要用宪法确定山东自治的合法性，还必须任由南军提出要求，且不得借外债。说句笑话，这比列强以往各种令大清丧权辱国的条约还要严苛。山东人这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了人质，用来要挟朝廷。

经过绅商代表们苦劝，孙宝琦才同意将此条款代奏。

朝廷果然在三日内就有了答复。很显然，清廷并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失去山东，它的分条回复极为缓和：第一条，外债已交资政院公决缓议，确无以山东土地作抵之说（这是山东人的一块心病），决不作为军饷之用。第二条，朝廷已宣布罢战，南军将来提出的条件，将征集各省意见，如意见相同，即可照准。第三条、第八条照准，已有电谕停止调遣。第五、六、七条，应先在宪法中规定，将来讨论宪法时，会“征集各省意见共同议决”。

应该说，朝廷对山东做了很大的让步，能同意的都同意了，第五、六、七条涉及的官制、立法权、税权，如果将来是立宪政府，自然应该由宪法确认，如果仍然是专制政府，它同意这三条，则无异同意山东独立。不作答复，委之将来，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然而革命热情已经燃起的山东人大为不满，认为清廷是在不负责任地推诿敷衍，“山东独立”之声再度高涨，连日开会，推动此事。孙宝琦也看出来了：不独立一把，过不去这关。而且第五镇新军也已倾向独立，这种关头大家都得听枪杆子的。他虽然口头对联合会代表称“惟有以身殉职，纵令不死，也不能领着大家独立”，私下却急电内阁：“万不得已，拟即组织临时政府。凡用人、调兵、理财，暂由本省自行主决，不复拘守部章与约，为保本境秩序、不予战争，一俟大局定后，中央政府完全无缺，即行撤消。”

孙宝琦很快就兑现了他的承诺。山东于11月12日宣布独立，11月24日又宣布“取消独立”，一共才十二天。如此倏起倏灭，考其原由，第五镇新军内讧应占首位。军中反独立一派渐占上风，这事的背景是11月16日袁世凯出山，组织内阁，一纸令下，第五镇里的亲袁派全部超升，权力结构顿然改变——莫要忘了庚子之前袁世凯就是山东巡抚，培植的势力遍及山东。

山东离北京太近，鲁省绅商大抵惟旅京大佬马首是瞻（这也是为什么夏溥斋会当选联合会长的重要原因），山东独立之后，旅京山东同乡“非常震惊怨恨”，认为山东根本没有独立的资格，通电反对之余，还要求清廷速派重兵，戡定大乱。北京同乡的反应，影响山东人心不小，当反对独立的“山东全体维持会”成立后，联合会连夜开会商讨应对之策，意见却大相分歧。革命党人主张按独立时的公告，参加民国军政府，就地组织武装暴动，原谘议局成员却主张北上晋见袁世凯，请这位前巡抚向朝廷进言，平息山东乱局。意见南辕北辙，联合会就此解体，各行其是。

外人插手了

济南取消独立了，可是烟台还独立着呢。

革命党人的主要活动范围在胶东，又分为两块：一是以烟台为中心的登州、黄县、文登、荣成、威海等沿海地区；一是以诸城为中心的青州、高密、即墨、胶县等胶济沿线地区。

胶济沿线的革命受到了在山东势力最强的德国的抑制。清末革命党在青岛这个德占自由港活动，较之内地方便，但一旦进入政权争夺阶段，德国人的态度马上鲜明起来。青岛的震旦公学是同盟会中心据点，清政府一直无法下手摧毁，却于12月14日被德国胶澳总督下令强行关闭。1912年1月28日，即墨被革命党攻占，宣布独立，青岛德国当局立即派出130多人的骑兵队来即墨，声称根据条约，租界外百里内驻军，快枪不得超过510枝，民军也不能违反此约。

官司一直打到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回电，要求即墨民军“照约暂行退出，候本部与德国商定再行办理”，这一来等于绑住了胶济线革命的手脚。而德国当局明守中立，暗里却知会新任山东巡抚张广建，请清廷派兵收复失地。当袁世凯派北洋军入鲁时，德国控制的胶济铁路向他们完全开放。在清兵猛攻之下，即墨、诸城得而复失，诸城知县吴勋更是连城都没出，躲在德国神甫顾思德的天主教堂中。民军为恐引起外交事件，明知教堂匿藏清吏，也无可奈何。

德国人对清政府的维护收到了回报，清廷退位之后，青岛租界成为遗老们首选的逋逃薮。恭亲王溥伟、军机大臣那桐、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直隶总督陈夔龙、两江总督周馥、云贵总督李经羲，除了没皇帝，青岛租界几乎可以建立一个流亡政府。

相比之下，烟台举事较早（比山东宣布独立还早一天），那正是袁世凯晦藏不出、整个北方风声鹤唳的当口。参与烟台起义的人里，除了几名外地来的革命党人，有警卫队管带、海防营管带的内弟、英国领事馆秘书、《渤海日报》主笔、尚志学校校长，还有太古船行的几名职员。他们向上海报告独立消息时，自称“十八豪杰”，就是这么十八个人夺取了海滨重镇烟台。

说来可怜，十八豪杰的军火，拢共只有一把十三太保枪（美国雷鸣登公司生产的转轮卡宾枪，共可装弹十三发，故名）和五把手枪。别的人怎么办呢？有拿手枪的，有拿炸弹的，反正人人都有手帕，手帕包着小条帚，就是手枪；炸弹更容易，烟台产什么？大苹果！拿手帕包上，一手一个。

他们扑向海防营，海防营有内应（就是那位管带的内弟）放火。一见火光，豪杰们就在火油桶里点燃两万头的爆竹，一边拎着一面大喊“革命大军来了”，只听噼啪作响，烟尘弥漫，吓得警卫纷纷逃遁。革命豪杰攻占了烟台大清银行，发现了库里一堆钞票和现银，于是又到处大喊“各军警发饷一个月”，这下更没人抵抗啦。烟台道台徐世光，是徐世昌的弟弟，逃进了海关税务司英国人安文的公馆。

烟台如此轻易地陷落，让安文大为恼火。他在11月22日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里说：“现在已经知道，此地的革命政变完全是由十八个本地的冒险家利用时机和人民激动而恐惧的心情搞出来的。他们不是革命党员，也不是决死队，他们没有接受任何人的命令，革命党首领也不认识他们。他们全是无能的废物。”

安文的信息来自王传炯，新任烟台临时军政府总司令。王传炯本是兵舰舞凤舰舰长，有人说他是应道台徐世光之召，从天津赶来增援，王则自称是带兵舰来烟台过冬而已。不想到了烟台，正赶上了独立大会。十八豪杰都没什么领导才能，发现王传炯一表人才，还会用中英双语发表演说（他在英国海军受过五年训练），一致拥戴他当领袖。

王传炯向安文抱怨十八豪杰不断向他“要地位、要薪水，使他经常感到受威胁和为难”。而革命党人也对王传炯不满，说他排挤有功之臣，而且与孙宝琦暗通款曲，在革命问题上首鼠两端，“见起义军打败仗，就挂出龙旗；及闻有一省宣布独立，则赶换白旗”。他们致电上海，希望正在那儿的徐镜心回烟台主持革命。

徐镜心回烟台后，发现胶东的局势变得非常危急。山东取消独立后，南京方面非常重视依然独立的烟台，因为“全省唯有烟台一隅尚全在吾民军之手”。孙中山与陈其美先派出刘基炎率兵三千，组成北伐先锋队赴烟台，又从福建调军接续增援。东北陆军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被任命为关外大都督，自上海率海琛、海容、南琛三艘军舰赴烟台。南方政府明显要力保革命党在北方的唯一飞地，为此动用了所有可动用的力量。

袁世凯当然也难以容忍这根肉中刺的存在，他派张树元为胶东兵备道，带一旅北洋军进驻莱州，派叶长盛为登、莱、青三府镇守使。南北双方在此摆明车马，大战在即。

不夸张地说，烟台此时吸引着世界列强的目光。烟台独立前后，英国、日本、美国、俄国都将军舰驶至烟台海面。英国军舰替清军运送弹药，俄国与美国都向清政府提出了“登岸”的要求。列强的态度非常明朗：他们的利益不容侵犯。而要保障他们在山东的利益，一个已经证明相当听话的清政府，总胜于一个充满未知的新政权。

这期间最大的交涉事件，是1月18日民军赶走文登知县岳宝树后，又派人前往威海卫逮捕了巡检赵定宇，可能是要逼问他一些机密。赵定宇与英国威海卫总督平日交情不错，总督一听说赵被抓，立即带着一名警官和一小队警察，冲入威海城，把赵定宇救了出来。

事后威海卫总督“用一份冗长的函件向殖民部汇报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份报告自然令伦敦方面震惊不已，不可想象一位英国官员带领一支武装护卫队进入中国领地将会带来怎样的结果”，但总督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倒因为反应之快速得到了表扬，伦敦方面只是担心大英帝国子民的安全受到威胁。

这位受到表彰的总督，便是日后的“帝师”、钦赐头品顶戴庄士敦。他的传记作者评论说：“庄士敦显然还没有觉察到他是如此轻易地挑起了一场国际事端，但就算他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也不一定就会改变行动。”（《回望庄士敦》）

双方对峙，列国围观。东海一隅，密布着战云。正如孙丹林分析的那样，民军要想站稳脚跟，进图山东，必须打通与海上的联系，与南方保持通畅的交通，同时就地筹款募兵。因此，必须夺取并保住登州！

黄县保卫战

1912年1月13日午后，华提士药房掌柜柳仲乘，收到孙丹林从大连发来的密电，只有五个字：“翰，全眷到，孙”。

“翰”是韵目代日，指代“十五日”，起义敢死队将于1912年1月15日到达；“全眷到”意味着来人数目超过一千；“孙”不只是指发报人姓孙，它是百家姓排序第三位，表明到达时间是寅时，即凌晨三点到四点。

孙丹林带来的部队有在东北招募的死士，也有一支叫“广东北伐十字军”的部队，队员都是青年学生。队伍中甚至有好些日本人，如《芝罘日报》的记者仓谷箕藏，还有桥本、北大、石井、粟田等，大都是徐镜心在日本时结交的好友。

孙丹林包下了日本商轮“永田丸”，声称直航烟台。仓谷箕藏是日本黑龙会成员，他出面买通了大连的宪兵、警察与永田丸的船长，让武器弹药可以顺利运上船。船至中途，孙丹林拔出手枪，逼令船长改道开赴登州。

果然如孙丹林的计划，15日凌晨四时，五人敢死组冒险登陆，突袭水城。水营统领王步青还在睡梦中，已被俘虏。紧接着柳仲乘打开登州北门，民军大部队进城，满街加贴四言告示，登州光复。

按计划，紧接着就是攻打黄县，新任都督连承基亲自领队，徐镜心也同往。刚出登州，前哨来报：黄县知县听说登州失陷，已弃城而逃。连承基哈哈大笑：“我以东北健儿攻打清兵易如反掌，你们静听好音罢。”他是营口大商人，也是东北绿林巨擘，此次出资在旅顺购快枪700支，被众人推为山东都督。

掖县大商人邱丕振劝他：“清兵有个标统玉振，在日本士官学校与我同学，擅长炮术，素为良弼所倚重，我民军只有七百余支枪，请都督不要轻敌！”邱丕振与宋教仁在日本结为好友，此次毁家举义，还亲身参加了敢死队。但连承基根本不采纳他的话。

在黄县成立了新政府，连承基立即命民军向西进发。果如邱丕振所料，在城西三十里的北马，迎头碰上了玉振！更没料到的是，玉振带的不是一标（营）人马，而是整整一个混成协（旅）！有大炮、机枪，而民军只有步枪、手枪与自制炸弹。连承基与徐镜心只好急退回黄县县城。

连承基急电南京陆军总长黄兴求助，南京电令驻在烟台的沪军司令刘基炎率军二千往援。1月24日沪军抵达，25日沪鲁两军联手出击，在北马痛击清军，黄县之围遂解。

接下来却是革命军内部一连串的龃龉。先是在北马作战时，沪军抓到了两个行人，怀疑是敌探，送到都督府羁押。连承基大言在先，突遭新败，心情郁闷之极，一听说“敌探”，审都未审，就将两个行人枪决，并公告示众。沪军返城后听说此事，刘基炎大发雷霆，说如此滥杀，简直是有意破坏北伐沪军的军誉。

连承基的“东北健儿”很多是大连的绿林好汉或浮浪子弟，军纪确是远比不上有正规训练的沪军，但刘基炎也有些借题发挥。只因黄县之围初解时，全城感戴，连承基曾放话说要将山东都督让给刘基炎。后来这事却不提了。刘基炎觉得连承基出尔反尔，不免怀恨。

两人越闹越僵，刘基炎索性让沪军撤回了登州。清军复攻黄县，在守城问题上连承基与徐镜心又发生了争吵，两人命令互相抵触，部下无所适从，疲于奔命，闹了两三天，许多士兵竟在守城时睡着了。清军乘夜登城，黄县陷落。

这一仗中，仓谷手下的桥本战死于黄县北门。又一个为中国的革命牺牲的日本人（还记得天津起义中被炸死的谷村吗？）。

黄县城破前，副成政长王叔鹤写了一封急电，通报全国，堪称泣血之作。电文中说，黄县自江日（1月21日）以来，“无日不在战争状态”。连承基说部队刚从大连来，兵少械单，于是在城内筹款两次——前面说了，黄县素称富庶，为救危难，筹集款项应该不在小数。这些钱交专人往大连购买枪械，不料超过一个月，“枪不至而人亦杳然”，最近才听说去的人逍遥大连，纵情烟花。这是城破的原因之一。

刘基炎率军来援，黄县父老感激涕零，供给备至。原以为同是革命军，理应同仇敌忾，谁料刘连二人，大生分歧，刘军竟就此班师。“以三军之司令，等群儿之抛惰，掷全城之生灵，睹二人之闲气！”王叔鹤走笔至此，其悲愤为何如？

更有第三桩可恨之事。蓝天蔚率领三艘军舰抵烟台，登州军政府电请支援。舰队回复说需要犒赏费三万元。海琛舰已经到了龙口湾，因为犒赏费一时凑不齐，舰队并不登陆。徐镜心曾乘舢板出海，希望能说明原由，因为风大无法靠近军舰，写了信想射上舰去，又被风吹到海里。等到六七天后，款项筹足，风平浪静，海琛舰已经悄然驶回烟台。

后来苦守黄县的军官张静斋遇见了蓝天蔚的参谋张明远，问他当初何以海琛舰如此小器？张明远说：“蓝都督胆小如鼠，海琛停泊龙口，难道莱州清兵叶长盛还能给劫去不成！”又叹道：“蓝都督就是这样！和滦州已期会好了，只要陆地再发动，海军即立即驰援，而滦州发动了，蓝偏迟迟不行，牺牲了好多同志！”蓝天蔚与吴禄贞、张绍曾并称“士官三杰”，成就最微，跟他的这种性格不无关系。

王叔鹤的电文最后说，黄县被围已经三日，“飞电告急，而云霓无望”，他作为司民官，已经做好了与城共存亡的准备，只是“殊不意我革命中人，其贪婪突梯，亦犹吾大夫崔子，一何可叹！”“犹吾大夫崔子”出自《论语·公冶长第五》，崔杼弑齐君，齐大夫陈文子弃车乘而去，至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王叔鹤的意思：什么革命党，贪财任气，还不是跟满清官吏一个鸟样！

2月11日，黄县在困守廿二日后，终于全面陷落。连承基与徐镜心候援不至，被迫退走。打得红了眼睛的清军开始洗劫这座城市，而它最后的守护者王叔鹤，被绑在城西圩子门外一棵松树上，凌迟脔割、剖心剐胆而死，横尸街头数日。

大家都知道，就在第二天，宣统发布了退位诏书，大清帝国终结。烟台的沪军复又向黄县挺进，清军弃城而逃，临走前将俘虏的民军廿八名官兵，尽行处死。又过了几天，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派来了新的山东都督周自齐。烟台军政府撤销。围观的列强也各自散去。

清军进城时，王叔鹤避往“西悦来”丁家花园，被丁家一个小伙计看见了。王叔鹤给了他一块大洋，叫他不要声张。晚上，小伙计回家，父亲发现他身上有大洋，逼问出实情，不敢隐瞒，报告家主。丁家也不敢隐瞒，报告了清军。

南北统一后，由一些革命党人出面，责成丁家出一笔钱，作为给王叔鹤的抚恤金。王家不要这笔钱，捐给了菜园泊学堂，盖了座小楼。这座小楼，到1950年代，还在。